仰望星空 [在垃圾堆里尤能仰望星空]

　　慢慢地，那些叫我惊讶的垃圾从我视线里隐去。其实这里和任何一个街区都是一样的。路边开着小小的商店，卖各种日用品。流行音乐从商店里传出来，混在四周的嘈杂里，像一个扒开人群看马戏的小孩。
　　
　　“我们想去垃圾城看看。”听到我们这句话，导游阿亮脸上的笑容有点僵住了，他很犹豫。阿亮是个开罗人，在中国工作过一些年，中文讲得极好。“没什么看的，别去了吧，不安全……”他语带央求。
　　我们还是坚持了。一直以来都非常憨厚，脸上常挂着笑容的阿亮不见了。我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有担心，有焦虑，还有一些……类似尴尬或者羞耻，我不懂。
　　开罗很脏。虽然已经比10年前我来的时候干净了，但它还是很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埃及开罗人口超过2000万，每天都要产生出8000吨生活垃圾和2000吨建筑垃圾。而在城市的边缘，摩卡图山地区，住着接近5万“扎巴里”(Zabbaleen，阿拉伯语，意为“拾荒者”)。这些人负责处理开罗市区里运来的垃圾，包括对垃圾进行收集，分类，重新利用，转售，或者其他用途。据统计，现在整个大开罗地区，三分之一的垃圾都靠扎巴里挥手处理。
　　这群扎巴里原本世代生活在埃及南部，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迁移到开罗，然后在摩卡图山地区落下脚来。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任何技能，他们的双手伸向了开罗城市人民都不屑的东西──垃圾。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摩卡图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城市”，人们叫它：垃圾城。
　　
　　一
　　我们的豪华巴士在距离垃圾城几百米处就停下来了。阿亮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门口看看就行了，别进去了好吗？”埃及的阳光毫不留情地扑在我们身上，四周建筑破旧低矮，地上尘土飞扬。偶尔有大卡车驶过，卷起一阵沙尘暴，夹杂着废纸、塑料袋、叮当滚动的易拉罐。
　　“城门”其实是两排建筑夹着的甬道入口。建筑看起来都像烂尾楼，跟埃及的税收政策有关──没封顶完工的楼房不必缴税，于是大家也就乐于住在没顶没皮的半成品里。左边是个小小的山丘，裸露着的泥土、石头，以及从泥土中探头探脑出现的垃圾告诉我，它应该是个垃圾山。垃圾山上有个小房子，一个小男孩看着我们这队“异族”进入他们的城市，欢快地朝我们招手。
　　尘土飞扬，我用围巾把自己的头发包好。刚进垃圾城，一股浓浓的臭味让我几乎立刻逃离。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臭气，夹着尸体腐烂和奶类发酵的味道、尘土的味道、人的味道。它浓稠得像固体，在我面前筑了一堵高墙。
　　我停下脚步，把自己的嘴巴和鼻子裹好，低头进入。
　　那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垃圾，垃圾，垃圾，四周都是垃圾。我参观过现代的垃圾堆填场，但这里不是那样。人们和垃圾生活在一起。妇女抱着她们的婴儿坐在垃圾堆上，给孩子喂奶。苍蝇们落在妈妈的乳房上和孩子的脸上。旁边是男人在劳作，他们在垃圾堆里翻找，分类，扬起的尘土同样落在妈妈的乳房上，孩子的脸上。
　　看见我们，扎巴里们有些好奇，有些戒备，也有些快乐地冲我们抬抬下巴。那个奶孩子的妇女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在相机举起那一刻她躲避地挥着手。那一刻我感到强烈的羞耻──我这是在干什么，端着相机，皱着眉头，裹着嘴巴和鼻子，闯进他们的生活里窥探，满足好奇？
　　
　　二
　　我摘掉了头巾，放下相机，尝试向那些戒备的目光致意和微笑。
　　狭窄的道路上行走着各种运送垃圾的交通工具。大小卡车，打着补丁的小轿车，人力车，毛驴。街道两边的楼房有着同样的面目：地面那层是工作间，堆满了各种垃圾。二楼，或者三楼，则是人住的地方，阳台上晒晾着洗干净的被单和衣服，在蓝天下被阳光照耀着，和其他任何地方的阳台一样。有些人家阳台上放着小小的透明水瓶，插一两朵鲜花，或者假花。
　　慢慢地，那些叫我惊讶的垃圾从我视线里隐去。其实这里和任何一个街区都是一样的。路边开着小小的商店，卖各种日用品。流行音乐从商店里传出来，混在四周的嘈杂里，像一个扒开人群看马戏的小孩。
　　打包好的垃圾鼓鼓地堆在卡车上。卖面包的人托着巨大的木板，一种当地的烤馕白喧喧地在上面堆成小山。人们就这样拖着它们穿梭在卡车流里，跟毛驴擦肩而过。有时候遇到相熟的司机，就在路中心停下来聊天，后面堵住的车辆也没有不耐烦的样子，只有毛驴得得得得地走着小碎步从旁边的缝隙里蹭过去。
　　有些街巷墙壁上刻着十字纹样。埃及是伊斯兰教国家，这里却是一个基督教的小街区。原来垃圾城后面便是著名的洞穴教堂。它是在一座山的洞穴中慢慢凿出来的。传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政府为了扩大开罗面积，觉得这座山挡住了开发之路，命一个叫西门的基督徒把山在三天之内移走，于是这名基督徒禁食祈祷，三天之后，山果然移到现在的地方，但这个叫西门的基督徒也被压在山下。从此人们开始挖洞敬拜，同时向垃圾城中吸毒的、卖淫的等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传福音。
　　
　　三
　　我并没有预计会看到这么多的笑脸。
　　中午时分，不知道从哪里拥出了一大群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崭新而干净的校服，背着统一而崭新的书包。他们仰着高高兴兴的小脸围住了我们，让我们给他们拍照，摸我们的衣服和书包，勉强用英语问我们一些例如where are you from的句子，得到回答之后就China China地跑开。也有一些性格活泼的，全程跟在我们身边叽叽喳喳，直到受到旁边大人的呵斥为止。
　　见孩子们和我们相处，有些大人也开始与我们聊天。他们向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他们去把垃圾捡回来，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再根据不同类别卖给相关的行业。
　　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业链条”：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有不同分工。最早的时候，这些分工只在家庭里进行，例如父亲负责在外面收集垃圾，母亲和女儿负责垃圾运回后的分类工作，儿子也许专门联系对外销售。后来，一些扎巴里开始摆脱家庭式作坊的方式，互相联合成立了小型的垃圾回收公司。我们离开的时候，在摩卡图山地区正式注册的垃圾回收公司已经有接近20家。每家的规模都不大，只有10来个人。这种方式是扎巴里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在垃圾回收方面还纷纷模仿了这种方式。
　　扎巴里人收入不高。一个开运垃圾卡车的司机月薪大约人民币700元，在回收公司里工作的妇女一个月工资更低，只有大约180元。从2002年起，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因为埃及政府决定将逐步把全国的垃圾回收业务承包给外国公司。两家西班牙公司已开始接管开罗东部和西部的垃圾清理业务，科威特和德国的公司也正在向苏伊士城和塞得港的垃圾回收行业进军，法国公司看中的是亚历山大市。
　　扎巴里人虽然贫穷，却也不愿意被外国公司招安。他们派出代表和政府摊牌，并且参加开罗南部地区垃圾清理承包合同的竞标。
　　四
　　我在垃圾城里待了很久。恐慌，厌恶，同情，悲悯，这些情绪迅速从我身上流淌过去以后，剩下的只有平静。我看着生活的另外一个棱面以它本身的秩序展开。就凭着这几个小时的入侵──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在入侵──我无权判断他们的笑容是源自快乐，也无从判断他们的眼泪是源自悲伤。
　　一个老人出现在我面前，他穿着西裤，短袖的衬衣整齐地束在裤腰里。他戴着眼镜，拄着拐杖，头发一丝不苟。他身后是一个仓库，打包好的垃圾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里面。他无声地看着我们这一群人，站得笔直。
　　走到街道的另外一头时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在楼与楼之间，一个箱子被高高地悬挂起来，远离地面。箱子被各种捡来的垃圾装饰得花里胡哨。有饮料罐子的铝箔纸，有包装纸，有各种瓶子和绳子。在这些花哨的东西中间，一个简陋的十字架安放在中间。它不发一言，在蓝天下，看着芸芸众生，日复一日，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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