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难民”上海式生存_麦难民

　　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2010年3月,一次偶发的杀人事件,让“麦难民”浮出水面,随即陷入被指责的境地。
　　
　　凌晨4时许,18岁的孙隆(化名)睡眼惺忪地走出网吧,在那里,他已经呆了15个小时。
　　网吧就在他工作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里。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孙隆,隔条街道,就到了天钥桥路,那里有家24小时麦当劳快餐店。他打算买两个汉堡填饱肚子,然后再往前走个200米,到一家肯德基24小时店小憩到天亮。和这家麦当劳相比,那里有皮座椅,睡觉更舒服些。
　　点餐时,孙隆的身后传来一句呵斥:“起来!不能躺下睡的!”在寂静的午夜,这句话让孙隆不自觉地转过头来。他看到两名中年男子支着身子,横躺在一排圆形转椅上睡觉,一名年轻的男店员正叫他们坐起来。此时,正是麦当劳早餐准备时间。这一幕,在同样以快餐店为家的孙隆看来,再熟悉不过。
　　但是,就在他吞下一个汉堡的工夫,被打断睡梦的那名男子,与男店员发生了争吵,双方扬言“要出去单挑”,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让孙隆没想到的是,该男子从屁股后袋里抽出一把刀,向男店员砍去。被刺伤的男店员,旋即瘫倒在地。而该男子回到自己座位后,拿起黑色牛津包,把刀装进包里,夺门而去。被吓坏了的孙隆,躲进厕所里,报了警。
　　这一天是2010年3月19日。下午,上海《新民晚报》等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个命案。根据媒体报道,被害的麦当劳员工叫李锋,1987年出生,上海金山区兴塔镇人。这是个勤劳而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晚上10点到翌早6时,就到麦当劳打夜工补贴家用。
　　在治安一向良好的上海,出现这样的命案,算是一件大事。在上海著名本地网站“宽带山”上,上海人与YP(外来人口)之间的口水战因此爆发。
　　受惊后的孙隆,走出麦当劳,加入到徐家汇庞大的上班人群,如一滴小水滴,投入汪洋大海。在这个上海最繁荣的商业区,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间,孙隆时常觉得,这里上班族的脚步,比村里人走路还快上好几步。
　　孙隆在美罗城地下一层的“大食代”美食广场,受雇于一家广东煲仔饭食铺。他每日站在摊位电脑前收银,派单到厨房,工作8小时,每月薪水1300元。虽然包吃住,但是他并不喜欢那间局促的住房,隐藏在美罗城边一条窄巷子里,还得挤进七八个人。
　　孙隆出生于青海边陲一个回寨,10岁那年,因为在学校打群架,害怕父母责骂的他,从家里偷拿了1000元,带了两个同学离家出走。8年来,他去过福建、浙江,因为仰慕《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今年年初,他来到了上海,来了后才知道,“哪有许文强和遍地黄金,原来《上海滩》拍的是旧上海。”
　　最初,孙隆选择在厨房过夜,但是厨房的水龙头,也跟他作怪,淋了他一身。好在还有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那里有跟他一样付不起房租的人,那里每晚有约定俗成的茶话会,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这群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超廉价宿舍的城市贫民,有一个同一标签――麦当劳难民。这个人群最初在美国快餐店出现。2007年,日本人特地为此取了一个新名词“McRefugees”――麦难民。2006年9月,麦当劳在中国推出第一批24小时餐厅。同年12月,北京一家媒体发表报道,称北京24小时麦当劳餐厅,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之家。
　　
　　天钥桥路123号
　　
　　作为上海著名商业网点的徐家汇,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店依次而立,不下十几家。
　　事后,美罗城肯德基店的一位清洁女工,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杀害李峰的犯罪嫌疑人身影,心有余悸。她认出了这个持刀者,当晚准备在店里留宿,因为打烊才被她赶了出去。这家肯德基与事发麦当劳同处天钥桥路路口,隔街相望。
　　对于在此过夜,事发麦当劳的陆姓店长说,麦当劳“并没有允许,也没有不允许”。而在这一带的24小时快餐店中,众所周知,留宿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因为那里有沙发,我们这儿都是硬凳子。冬天时,他们甚至卷着铺盖进去。”
　　每当夜深人静,天钥桥路123号犹如一个小型铁路候车室。在此度过长夜的,除了情侣和附近KTV尽兴后的年轻人,多数是与顾客身份无关的“麦难民”。
　　这是个弱关系群体。每晚10点后,他们陆续汇集在此,行头是一个书包或一个马夹袋,甚至什么都没有。他们一般坐在与服务台相距最远的地方,从来不叫一杯饮料。他们消遣的,有自带的武侠小说、证券与成功学书籍,或是客人留下的报纸。午夜之后,困倦的他们分散到餐厅每个角落。在有隔板的沙发包厢内,枕着书本或报纸,趴在圆桌上,甚至躺在座椅上睡觉。
　　孙隆在这里,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熟人圈。
　　白天,他们散兵游勇般地在徐家汇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里游走,工作大多是一天一结的兼职:美罗城百脑汇前的广告派发员、餐厅清洁工、星级酒店宴会兼职侍应,临时演员,保安,演艺公司的掮客,甚至是组织街道献血的血头……
　　天黑后,他们围作一桌,谈论动辄两三万的房价,嬉笑着何时能买得起房,但他们更爱的还是研究彩票走势,这是他们在上海暴富最不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会讨论天亮后去哪儿工作,相互传递附近的招工信息,但是,同样的身世,让他们敏感地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去深入探听对方的底细。时而旧人离开,继而新人补进,始终保持着十人左右的动态平衡。
　　在天钥桥路123号,他们与那些店员,如分属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店员们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
　　有女工在他们聚集的窗边角落发现满地瓜子壳,气愤问是谁吃的,他们嬉笑着不置可否。当然,也有人会向店员表示友善,比如孙隆。他看见女工要换垃圾袋,便主动上前帮忙拖出垃圾箱。他是留宿者中既活跃又讲义气的一个,曾对从青海一同逃出的两个通行者讲,“只要你哪天找到我,我再穷总给你一口饭。”
　　保安,是这些“麦难民”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人。每晚9点到翌早7时,天钥桥路123号里的保安都要巡逻。孙隆们经常在睡梦里被扰醒。
　　“坐起来睡,脚放下来。”这是25岁的保安师继高,在午夜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整晚都在按既定路程转悠,唯恐有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让肯德基的营业形象受损,每月1500元的薪水让他丝毫不敢松懈。
　　在孙隆看来,在这个高物质化的城市,师继高和自己一样,是可怜的打工者,排外的上海人眼里的外来者。
　　今年年初,师继高从甘肃定西到达上海火车站,刚一出站便碰到浦东一家保安公司在招工。他成了这家肯德基店的正式保安,也是他立足这个城市的立身之本。
　　凌晨二三点是人最困时候,也是师继高一天工作的攻坚阶段,那时留宿者时常多达三四十个。师继高会提醒每个留宿者将自己的包看好,有时碰上留宿者之间打架,他也会前来劝阻。
　　久之,这些麦难民们与师继高混到很熟,彼此甚至攀比起薪水来。孙隆的同伴张东杰,时常调侃师继高赚得并不一定比自己多。但是,这样的攀谈,并没有换得网开一面,师继高仍然会把他们叫醒。这让张东杰感叹他的一本正经同时,更觉得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
　　
　　上海梦
　　
　　“我对这里的东西闻都不闻。”
　　23岁的徐州小伙张东杰,几乎尝试过一切徐家汇兼职工种。他出入过“连上海人都很少去”的五星级酒店,为在他看来是大人物的来宾服务。虽是短期兼职侍应,张东杰却能将酒店提供的服装穿得仪表堂堂,完事后,还能吃顿酒店员工餐,洗个澡。
　　相比孙隆,这个城市,对于大学肄业生张东杰来说,更为宽容,也拥有更多的机会。
　　张东杰本是哈尔滨一航空学院物流系学生,大二时,他发现生财牟利才是人生要旨所在,选择了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这个大舞台,为他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财路:做掮客。他为街道找献血者,为会展中心找“小蜜蜂”,为电影找临时演员。
　　有经纪公司让他找模特,张东杰找到了6个大学生,每个模特他提成150元。在深夜的“卧谈会”上,他会对“难友们”说:“我们在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走台,多少人去过那种地方?”语气多少带点炫耀。
　　对于月赚四五千的张东杰来说,租房根本不是问题。事实上,他也和人在闵行郊区每月花400块合租了一间村屋。但是,为了方便来回于徐家汇,他每天还是带个马夹袋,装着衣物和牙刷夜宿肯德基。衣服是他第二天的行头,视工种而定,比如高级酒店就得正装,而组织人拍街头广告则只需便装。
　　跟张东杰不同,祖籍山西临汾的杜龙龙唯一的落脚点是肯德基。有时傍晚,他和张东杰各携一个即食饭盒来到肯德基聚餐,不禁焦灼起未来。他已厌恶了这样游击式的工作与生活。从武校毕业后,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但是现实是,他只能在太原骑着脚踏车运煤气,300块的月薪还时常被拖欠。
　　春节时,杜龙龙跑遍了徐家汇各大酒店的宴会,可现在正是宴会淡季。见识过上流社会图景的他,不甘心做一般小饭店的服务生。但如今,他想通了,只要是工作,再苦都能干。他乞求师继高能帮他介绍到肯德基里工作,但是没有健康证;前段时间听说浦东机场物流招装卸工,他立即坐地铁二号线去浦东,下了终点站却发现浦东机场还远着,只能折回。
　　在上海漂泊了6年的他,会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很自卑。“有时想还是死了算了”,他眼中放光地说出这几个字。
　　3月28日,为迎接世博会,修饰一新的外滩揭幕。杜龙龙和张东杰一起跑去看热闹的开幕式。在人墙外,虽然只能瞄到一两眼盛况,但足以让他激动不已。回来后,他自豪地说,“在大上海,刘翔和韩正我们也看到的”,但随即又黯然感叹,“算了,花花世界也见过了,就回去吧。”上海,对这些挣扎在低层的外来城市贫民来说,终究是一个外表光鲜而难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见过了世面,就不想回去了。回去只能种田,找个老婆过一辈子,不甘心。”杜龙龙说。而保安师继高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要五年内在上海挣够结婚的钱,不管届时是否有对象都要回去。
　　张东杰和孙隆,还打算在这个城市呆下去。
　　他们时常光顾美罗城四楼的书店。张东杰翻阅很多现代诗人的诗,他的兴趣是写诗和散文,曾写下《秋思》,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
　　阿隆也去那儿看高中语文书,“字都认识,就是连成句子看不懂意思了。”说到那改变他一生的祸端,不无懊恼,“想想家里像我这个年龄的小孩还在念书”。 一米五高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却充满着江湖气。他至今对家乡“一望无垠的草甸”和“很会玩耍的同伴”记忆犹新,有时会一啧嘴说:“终有一天会回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警察和记者
　　
　　3月29日,杀害李锋的犯罪嫌疑人杨志在山西太原落网,他在一家酒店桑拿房散座上被找到。关于凶手的信息,上海各媒体只是发布了简单的通稿。上海警方决定对外封锁一切消息,一位孙姓警员告诉记者,“凶手的精神不太正常。”
　　麦当劳公司将李峰家属从金山接来,安排到一家市内酒店入住,共同协商善后及抚慰标准。麦当劳公关部负责人刘晓霖说,“希望媒体与麦当劳一起配合市委宣传部的文件,确保世博能顺利平安地召开。”刘晓霖同时表示,只要是夜间营业场所,都存在留宿者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麦当劳凶案是个罕见的偶发事件。
　　杜龙龙声称认识杨志。他说,“(杨志)有时候来肯德基,但他脑子有问题”,但杜龙龙始终不肯透露更多的细节。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锋曾扬言单挑时,亢奋了起来:“他死得活该”。
　　张东杰在为死者扼腕的同时,同时断定他一定是态度不端正。他的一个生存法则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多管闲事,否则必遭不测。就比如这个肯德基小生态群,“黑的白的,穷的富的都有,只有管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才是处世上策”。在徐家汇,他曾目睹半路抢劫,最后选择了“管好自己的嘴”。
　　在命案发生后,徐家汇警方加强了夜间巡逻。每天凌晨1点左右,警员会来到快餐店,盘查留宿者的身份。杜龙龙身上携带三张身份证,有两张是捡的,会出示哪张给警察,完全凭他高兴。“今天我是杜龙龙,明天我是杨英英”。 杜龙龙说。
　　而强烈的尊严感告诉张东杰,警方必须出示警官证,这是“最简单最起码的道理,都是正常的人,没有人是傻子”。现在记者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某日,杜龙龙在盛怒下轰走了两名上海某媒体的记者,“再拍砸你相机。”
　　现在,对于孙隆、张东杰他们来说,他们的行动仍将不离徐家汇,麦当劳杀人事件只是多了一个谈资,偶尔会彼此开玩笑,说:“警察来了,记者来了”,随即一片欢腾嬉笑。
　　在世博会前的那天清晨6时,醒来的留宿者排队等待盥洗。当天,张东杰的计划是外出洗个澡,买件衣服;而杜龙龙下定决心要在这天办好健康证,之后去麦当劳应聘服务员。
　　他们一起走出肯德基,两手空空地荡向天钥桥路路口。那时,成片的玻璃幕墙大楼在雾中显得飘渺,只有美罗城前的那块LED屏幕,炫目地告诉他们,世博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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