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丰乡“包租婆” 包租婆图片

　　人物名片:方彩云,女,48岁。上世纪80年代从黄陂嫁到?口长丰乡,成为长丰村的一员。办过小工厂,现主业为“收房租”,在村里拥有两栋楼。 　　 　　捏着几张水电费单子,方彩云走到门口探探身,发现又下雨了。她皱皱眉头,返回楼上拿了两只塑料鞋套套上脚――皮鞋是新买的,她可舍不得弄坏了。
　　一出门就是充斥着嘈杂的音乐声、叫卖声以及机器轰鸣声的狭长巷子,两边都是四五层的楼房,贴着肉色或白色的马克砖,时间久了,被各种小广告和污渍覆盖,显得脏乎乎的。头顶是各式各样的招牌――“XX服饰”、“XX拉链”、“制版打版”,方彩云瞄都不瞄一眼,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坑坑洼洼的路面,小心翼翼地避过污水和垃圾,偶尔侧身躲过迎面而来的面包车。
　　方彩云是武汉?口区长丰乡长丰村的村民,虽然对这一切已经很熟悉了,但泥泞的道路还是搅坏了她的心情。抬头看看不远处崭新整齐的楼房,她忍不住骂了一句,“这地方越来越不是人呆的了。”
　　她这是赶着去收自家另一栋楼的租户们的水电费。“那些人老不在家,好容易逮住一次,可不得赶紧去,不然又收不到了。”她在村里有两栋楼房,都是租给汉正街的服装作坊,房租一年一交,唯一头疼的是收每个月的水电费。那些服装商人们比她忙多了,要抓住一次并不容易,通常收完20多个租户的水电费,就得花她上十天的时间。但一年40万的房租,还是让这个“包租婆”颇感欣慰的。
　　
　　没有城镇户口,就离婚
　　
　　“包租婆”不是一开始就是“包租婆”的。
　　时光回流到25年前。方彩云刚从黄陂到武汉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陈志国。
　　陈志国家里三代都是长丰村人,但他知道“工厂招工只要非农业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找老婆都不好找。”高中毕业后,陈志国就托关系把自己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并进了武汉缝纫机厂当工人。
　　1988年,方彩云和陈志国结婚,户口迁进长丰村。当时长丰村还是大片的农田,大部分人都是靠种菜为生,跳出农门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陈志国的一个哥哥恰巧是个有点小权利的村官,便想办法把陈家兄妹几人的户口都转成了城镇居民户口,羡煞了不少人。“当时我们也说好了,结婚后就把我的户口也转成城镇户口。”方彩云牢牢记得当初丈夫的承诺。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口开发区建设启动,区里开始有规模地征用土地。当时征用一块土地,就能换来一个或几个非农业户口的指标。为此,村里人争得头破血流,常常到村委会扯皮打架。陈家第一次被征用了三亩地,换来了两个户口指标,陈志国最小的妹妹带着孩子转成了非农业户口。
　　方彩云眼泪汪汪地看着妹妹变成了“城里人”,自己的户口还没转出去,她不高兴了。“不给我转户口就离婚。”方彩云和丈夫的吵架多了起来。事实上,希望拿婚姻来换户口的不止她一人,当时长丰村的年轻姑娘各个都希望通过嫁个“城里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结局不同。没给方彩云帮上忙的大哥,成了她最不喜欢的人,每次亲戚聚会,她都板着脸。
　　日子就在吵吵闹闹中一点点过去。
　　土地渐渐被征得越来越多了,失去土地的村里人开始想办法生活。不少人跑起了运输,帮家俱厂运家俱赚钱。方彩云自己也开办了一个小小的模具厂,丈夫依旧在缝纫机厂上班。
　　家里还有十来亩田,只能交给父母打理,种的全是应季蔬菜。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夫妻俩就起床,把刚摘下来的新鲜蔬菜装上三轮车,拖到市中心的农贸市场去卖。卖到七八点,陈志国再去上班,方彩云就把车子骑回家,然后才去招呼自己的厂子。
　　“嫁过来就是为了离城市近一点,没想到距离还这么远。”方彩云的“城市梦”一直没实现,连怀孕想吃苹果都要走半个小时到古田二路去坐公汽到市区买,一来一回就是半天,这让她耿耿于怀了好久。
　　
　　盖房子,从面子问题到经济问题
　　
　　方彩云刚嫁到长丰村时,村里基本上还都是平房,看上去和黄陂老家差不多的样子。
　　可是很快,第一波建房高潮就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部分人手里有一点钱了,就开始拼命的盖房子。其他人也就跟着一窝蜂开始盖了。”当时在村里盖房子很容易,找村委会批手续就行了,可以在自己的房子上面加层,也可以另外找地皮改。但不容易的是去凑盖房子的钱,“那时家里穷,亲戚们也都担心借出来的钱收不回去,所以都不肯借。”其实那一波盖房子热更多的是为了面子问题,别家盖高了你不盖,一看就知道你穷,而且一下雨人家房顶的水都往你这里流。所以,方彩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东拼西凑了几万元钱,把房子加盖了两层。
　　仿佛是一夜之间,长丰村的平房都变成了两三层的小楼。但由于很多房子都空着,甚至招来了不少小偷。“房子大了,晚上有什么动静也听不到。”方彩云家被盗了两次之后,她买了只狼狗看家。
　　不过没过多久,?口开发区发展起来了,吸引了不少企业过来,长丰乡附近多了很多在工厂打工的外地人,有人找到方彩云要租他们家的房子。方彩云很激动,她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房客是个二十来岁在家俱厂打工的小伙子,尽管房租每月只有几十元,但她已经很满足了。
　　方彩云留意到,村前村后的菜地和鱼塘越来越少了,外来人口却越来越多了。等到村前的柏油马路修好后,方彩云家的两层楼都已经租出去了。到1998年,村里的菜地基本都租给洪湖、咸宁等外地人耕种了,本地人更多地选择了出去打工、做生意等。“房子虽然都租出去了,但房租依然不高,每个月就几百元的收入,只能补贴生活,还不能完全糊口,但毕竟多了一项不需要成本的收入。”方彩云乐滋滋的,她很得意自己当年争面子盖的房子如今能赚钱了。
　　不用每天早上爬起来去卖菜了,方彩云每天除了去打理自己的小工厂之外,还要负责打扫房子楼道卫生,每个月末一家家去收房租、水电费,日子越来越忙碌了。
　　
　　农业户口突然成了香饽饽
　　
　　1995年前后,方彩云丈夫的工厂垮了,原来引以为傲的工人突然下岗失业了。这是方彩云一家人都没有想到的。
　　陈志国的户口还挂在工厂的集体户口上,但是工厂没了,户口怎么办呢?陈志国突然像没了家的孩子一样,惶惶不安。他去找村长,希望把户口再转回村里,村长不同意。当时村里自己也修了厂房出租,每年都会给村民发一些福利。而此时和陈志国遇到一样问题的村里人有一大批,如果户口都转回来,等于一块大蛋糕突然要多很多人分,自然大家都有意见。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长丰村的户口只有转出去的,很少有转进来的。方彩云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有点疑惑了,难道现在乡里人比城里人还吃香?虽然她还没明白乡里人的好处到底在哪里,但周围的马路越来越宽,楼房越来越多,想去市中心出门就是公交车和麻木,方便得很。她觉得自己和城里人也差不多了,开始对自己的户口问题不再那么介意了。
　　2000年以后,村里有在广东打工的人回来讲起南方的城市改造,说起有的农业户口卖地、租房和拆迁赚了多少多少就唾沫横飞。方彩云听得多了,似乎也明白了点什么。
　　再后来,村里给有本村户口的人都办了医保和社保,每个月还发200元的生活费。方彩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农业户口是多么金贵了。幸亏,女儿和儿子的户口一直都是跟着她的。再有亲戚聚会时,她开始同情当年把户口转为城镇居民的妹妹了,“我家姑娘和儿子都是带着工资上学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挤在小房子里,公司说垮就垮,以后连养老都没着落。”
　　家里唯一对这个农业户口不感冒的是刚上初一的儿子。他每个学期都要额外交几千元的借读费,但即便如此,方彩云也坚持要保留他的农业户口。不过去年老师在课堂上说他是农业户口,按规定可以减免学费,儿子觉得丢人,跑回来哭闹着要把户口转出去,方彩云劝了好久才劝住。
　　也是去年开始,长丰村的股份制改造启动。村委会改名叫董事会,把村里每个年满18岁的人都按年龄分了股份,用巨幅红纸在墙上贴出来。方彩云跑去看了看,自己分了60万股。长丰村是长丰乡最后一个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村子,方彩云早去其他村研究了一下什么叫股份制,她知道自己这60万股,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年都能保证拿到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分红。“村里正在清算资产,估计明年开始就可以有分红了。不过如果村里亏损了,我们也要连带承受损失,就没有分红了,说不定还要倒赔。”方彩云讲起股份制来头头是道。
　　她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村里的土地都被征用了,现在大家虽然拿着农业户口,却再没土地耕种了。股份制能保证他们今后的生活无后顾之忧。更何况,她已经看见好的苗头出来了。原来村里的老人赡养总是个难题,有的子女互相推诿,现在大家都抢着赡养,因为年龄越大就意味着分的股份越多,以后的钱也越多。
　　
　　房租是最大收入来源
　　
　　自从方彩云尝到租房子的甜头后,每隔三五年她都要折腾一下房子,改建、扩建、加盖,房子越来越大。相对应的,村里的外来人口也越来越多。
　　盖房子的高峰期是在2006年。之前,汉正街因为一场大火被要求彻底整改,6000多家服装作坊搬出汉正街,很大一部分就落户在长丰乡附近。长丰乡新建起了汉正街都市工业园,但是不少小规模的作坊嫌他们的房租贵,就选择了紧挨着长丰大道的长丰村的私房落户。于是,小小的长丰村一下子涌进来数万人,房租自然水涨船高。最靠近街边的一间30平米左右的门面房从最开始的每年租金四五千元,一下子上涨到每年五万元,涨了10倍。其他私房的月租金也都从几百元上涨到一千多元。
　　这一年,方彩云刚把自家的房子加盖到五层,有一千多平方米,除了最顶层的一半自己住外,其他的全部租给了服装作坊。做童装的,做鞋子的,做拉链的……每层两家,房子里放进了密密麻麻的机器,一群二十来岁的姑娘小伙每天在这里做工。方彩云进去看过,大一点的客厅就做车间,小一点的套房就做工人的宿舍,做饭就随便找个角落搭起灶。方彩云觉得那些年轻的孩子有些可怜,回头就教育儿子,你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这样去给人家打工。不过她心里明白,就凭这栋楼,估计儿子的生活都不会太辛苦。
　　租房子给服装作坊比给私人划算多了。方彩云算了一笔账,总共10套房子,每套房子月租金1500元,一个月就是15000元,一年的租金就是20万,成了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且,租房子给服装作坊是一年一交租金,方便多了,她再不用每个月都磨破嘴皮催租金了。只是,服装作坊有时日夜开工,她觉得有点吵,但想想不菲的租金,还是可以忍受。
　　和方彩云家一样,村子里的房子有95%以上都租给了服装作坊,各个楼房都挂起了招牌,什么“芳芳制版”、“明星服饰”、“阿亮拉链”,随处抬头可见,村子里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如此优渥的租金,让方彩云动了把原来村边的一个小屋拆掉再做一栋楼的念头。前年,她开始四处筹钱,找村委会批文件。现在盖房子不比以前了,村里管得很严,要四处托关系才能拿到批文。不过钱好筹了,很多朋友听说她要盖房子,都抢着送钱过来,要求只有一个,能不能不算借的钱,就算入的股,将来无论房租还是拆迁都算一份。方彩云考虑了一下,都没答应,最后还是自己咬着牙凑了出来。
　　去年,五层楼房子已经落成,并顺利租了出去,这一下每年又多了20万的租金。
　　
　　“包租婆”生活进行时
　　
　　去年年底开始,方彩云把自己原来的小工厂交给别人打理,开始全心全意地当起了“包租婆”。
　　现在她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先把五层楼的过道卫生打扫一遍,再打扫自己住的房子。方彩云家自住的是一套三室一厅,铺了原木色的地板,装了液晶电视,布置得简单大方。
　　女儿和儿子都在学校住,丈夫陈志国在区城管局做协管员,平时都不在家吃早饭。方彩云把一切都打理妥当之后就出门了,她喜欢在村头挨着街边的那家早点摊吃碗热干面过早,然后就坐上736公交车,再倒一两趟车,去武广和江汉路逛街。尽管村里一多半的人都买了轿车,但方彩云觉得还是坐公汽好,村里的路太窄,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很多要停在别人的小区,她觉得太麻烦。
　　方彩云最喜欢逛衣店,但不会买太贵的,前几天丈夫说给初一的儿子买两套名牌运动服就被她劝住了,她觉得衣服穿着舒服就行了,不用追求名牌。商场里看到有打折款就过去看看,更多的时候是只逛不买。有时也会去离家不远的麦德龙超市逛一圈,买点稀奇的玩意。
　　中午,方彩云在外面随便吃个10元钱的盒饭,就继续逛街或者去邻村小姐妹家里玩。一直待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回家做饭,晚饭丈夫陈志国是在家里吃的,两人一般炒两三个青菜,很少有肉。周末,儿子女儿回来了,才会加鱼加肉。
　　天天如是。
　　只有每月10号左右,水电费单出来的时候,她才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一家家上门去收水电费,因为服装作坊的老板经常不在家,所以通常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收齐所有水电费。
　　大多数时候,方彩云都是自己一个人活动。她不喜欢和村里的人玩。村里和她一样纯粹当“包租婆”“包租公”的人很多,没事就凑一起喜欢打麻将,她坚决不打。前两年,村东头的赵大伟因为赌博,把家里3000多平米的房子全部输了出去,让她一直引以为诫, 并且要求丈夫陈志国也不打麻将。而村里的年轻人,她更看不惯,和她女儿一辈的很多都没读大学,也没出去工作,要么早早出嫁,要么蹲家里玩电脑,要么天天迪厅歌厅玩,听说还有人吸毒,她吓了一跳,假期都要女儿呆家里,不要和那些人混一起。
　　而家里也呆不住,“太吵了”。村里现在越来越热闹,楼底下全部是门面房,白天夜里大喇叭都一个劲地喊,吵得她头疼,必须得躲出去。“经常晚上两点,还是灯火通明,喇叭震天,睡觉都得带耳塞。”正因为这个原因,儿子从小学开始就被她送去寄宿学校。村里很多人都出去买了房子住,这里的房子纯粹出租,方彩云也正在盘算着。毕竟,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糟了,现在连棵树都看不见,只有狭窄的巷子。汉正街的服装作坊搬来之后,卫生和治安也乱七八糟了,新修的路都被运货的面包车碾碎了,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换个环境好的小区,对孩子也好。”她自己,则想去报个乐器班学一样乐器,“年轻时喜欢但没条件学,现在想去学学。”
　　方彩云唯一参加的村里活动是旅游。自从富裕了之后,村里的很多人每年都要出去三四次,有时村里组织,有时自己找几个人一块报个旅行团,杭州、九寨沟、海南、厦门她都去了个遍,最新计划是等儿女放暑假了带他们去上海看世博,不过看报纸听说人很多,让她多少有些犹豫。
　　方彩云的女儿今年20岁,在湖北大学读艺术专业,最近在学习插画,将来不想回村里,而是想做个动画师,去上海或杭州工作。方彩云很支持女儿出去闯闯,但有一个条件,户口必须留在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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