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公约”尝试|班级公约

　　“欧元公约”是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下迈出的一步尝试。面对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的种种矛盾，从传统的优越感中苏醒，回归到现代化的改革中才是欧洲未来的希望。 　　 　　3月份，深陷债务危机阴霾的欧洲似乎看到了曙光。欧元区国家领导人继4日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议之后，又于11日和24日分别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和欧盟春季峰会。如此频繁的高层会晤不仅旨在寻找到一套应对债务危机的综合性方案，而且希望借此加强欧盟的经济整合和政策统一。政治家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原则同意了一项名为“欧元公约”的经济改革建议。
　　大打折扣的“欧元公约”
　　这份“欧元公约”的核心在于经济治理改革，促进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趋同，避免再度出现因个别国家“掉队”而危及整个货币体系的局面。为此，“欧元公约”设定了四大共同目标，即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就业、巩固财政和维护金融稳定。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由各国自行决定，但要接受欧盟的监督。而根据德法早前提出的方案，所有欧元区国家必须强制性限制政府债务水平、提高退休年龄、控制工资上涨并统一征收企业税等。两相比较，“欧元公约”的实质内容已经大幅缩水，显然是各方利益博弈和政策妥协的产物。
　　尽管如此，能够在一个利益多元、争吵不断的场合达成共识实属不易。美国经济咨询公司HIS环球透视驻伦敦欧洲经济学家Howard Archer表示：“此次会议结果将令市场情绪改善，并至少令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在短期内获得缓解。领导人们希望以此证明，他们愿意为了欧元区的团结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西班牙《国家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欧元区迫切需要向欧洲经济联盟迈出坚定的一步，这包括建立一系列职责明确的经济监管组织，与欧元区这个货币联盟的现实相适应，而“欧元公约”正是走出这样一步的尝试。
　　不过，这些措施仅仅是开始，远没有到额手称庆的时候。由于公约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成员国是否会按照规定兑现改革承诺仍是未知之数。在深陷危机泥潭时，问题国家不得以接受欧盟的条条框框；而一旦危机得到缓解，他们对于来自外部的训斥就难以容忍了。爱尔兰曾一度拒绝欧盟的援助请求，希腊在面对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贷款时也表现得勉为其难。
　　可见,即便是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欧盟，捍卫经济主权和政策自主性仍然是各成员国坚守的立场。一旦联盟利益与个体利益相冲突时，成员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事实上，根据欧盟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一国公共部门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而预算赤字则不能超过GDP的3%。然而，数据显示，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高达13.6%，公共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13%。除希腊政府债台高筑之外，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24个成员国财政赤字状况超标，仅有爱沙尼亚、瑞典和卢森堡符合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因此，只要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成员国更倾向于自行其是。已经大打折扣的“欧元公约”能否得到执行可能还需要再打折扣。
　　
　　谁提供救助资金？
　　成员国会不会认真改革是一方面，问题是欧盟能否对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足够的救助资金？尽管希腊和爱尔兰的局面因欧盟的临时救助而暂时缓解，但紧随其后面临潜在风险的国家还有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它们构成了“欧猪五国”PIIGS）。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升级，欧盟于2010年5月通过了一项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欧盟领导人还同意扩大现有临时救助机制的规模和用途，将其实际借贷能力由2500亿欧元提高到4400亿欧元，并将未来永久性稳定机制的融资规模设定为5000亿欧元。
　　但欧盟对能不能如数筹集到这么多钱并不敢打包票。我们知道，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2500亿欧元之外，其余的救助资金一部分是由欧元区政府提供贷款获得，另一部分则需要在市场上筹措。这显然会遇到不确定性的挑战：在政治上，借款额度要想在成员国议会中获得通过并非易事，毕竟选民们并不情愿牺牲自己来援助他国；在经济层面，救助机制的实际融资效果取决于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
　　尽管欧洲经济恢复了正向增长，但复苏依然十分疲软。在世界经济遭受中东变局和日本大地震影响，进而可能出现全球性通胀的情况下，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此外，纾困的国家能否到期还上贷款也很难说。以希腊为例，到目前为止，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向希腊提供了1100亿欧元的贷款救助，贷款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5.2%。虽然这暂时帮助希腊渡过了难关，但巨额贷款对陷入严重衰退区间的希腊来说不啻为一剂苦药。很快，政府就发现自己招架不住。2月23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芬兰赫尔辛基表示，希腊希望延长其偿还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期限，并降低该国的贷款利率。虽然他口口声声说希腊一定会连本带利偿还所有贷款，但其还贷款能力最终取决于希腊的经济增长态势和财政收支状况，而不是这位政治家的许诺。
　　
　　被宠坏的欧洲
　　在成员国层面，欧盟各国普遍面临着内部改革与民众利益之间的艰难博弈。经过近代几百年的奋斗扩张，欧洲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通过掌握国际规则和定价权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先天”优势，进而为其建立起优越的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质前提。然而，这种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在国内消耗祖先家底和透支子孙财富，在国外以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低福利和低人权为支撑换来的。尽管欧洲在科技水平、人口素质和文化理念等方面仍占有领先优势，但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结构越来越难以持续。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实，欧洲必须重新改革开放，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然而，改革势必会削减老百姓的利益，进而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早已习惯高福利待遇的他们很难接受比现在更低的生活水准。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希腊民众用上街的方式回应政府的紧缩政策，法国也只是在一片质疑声浪中才勉强通过了退休改革方案。
　　问题的关键是在选举民主的制度安排下，政治家的首要考虑永远是国内民众的偏好和需求，很难期待他们会为了国家长远发展和欧盟的整体未来而选择得罪选民。事实上，正是为了迎合选民需要，政治家可以不顾实际地随意许诺，甚至提出超过国力承受的极具诱惑性的利益好处，从而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不断攀升。他们不是不清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只要不即刻暴露，存在的隐患就完全可以交给下一任同僚来解决。这样，危机就持续潜伏下来，并伴随政治家争取选票的需要而出现滚雪球式的积累。
　　在欧盟层面，首先存在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的矛盾。北欧国家对南欧国家的肆意借贷和无度消费满怀抱怨，德国人在希腊危机早期就拒绝提供任何援助。他们认为自己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钱不应该去援助一个经营不善、开支无度、为了制造预算符合欧元区标准甚至在文件上弄虚作假的国家；南欧国家则认为北欧国家过于斤斤计较，既然都是“一家人”了，出了问题就应该相互帮助，共渡难关。如果自己真的出了问题，整个欧元区也势必受到拖累。事实上，不少新入盟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个“迷思”，即认为一旦加入欧盟俱乐部，自己的经济水平就会自动提高，因而在生活品质也应该向前者看齐。就算遇到经济困难，欧盟也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出手施援。这也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尽管欧元区领导人此次就经济改革方案达成了妥协，但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的矛盾并不会就此消除。
　　欧盟的问题还表现在其行动能力的缺乏。欧洲一体化可谓开创了人类超越主权国家的崭新尝试，从煤钢联营到欧共体成立，从欧元诞生到《里斯本条约》的签署，欧洲联合的每一步都代表了超国家理想的胜利。然而，欧盟毕竟是一个由27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实体，很难真正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比如面对“欧猪五国”债务危机的加剧，欧盟没有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相反却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对前几年欧洲一体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浪漫主义看法慢慢消解，对其未来前途的怀疑情绪开始上升。
　　
　　现代化才是归途
　　欧洲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主权债务危机的挑战，其实质在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持久较量。现代性要求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价值，后现代则注重知识、资本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力量；现代性以主权国家为基石，将国家能力建设作为优先任务，后现代则极力地去中心化，使国家权力向上下两个层面转移；现代性关心经济增长、政治参与、社会变革等发展议题，后现代则对人权、环境、气候、同性恋等抽象议题更感兴趣。由于率先完成工业化，欧洲在整体上已经步入了后现代社会，并形成了“后现代一定比现代更为先进”的集体意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现代性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议程的中心。美国提出了重建制造业的口号，俄罗斯也提出了再现代化的目标，一大批新兴经济体更是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其崛起的主题。因此，对于欧洲未来而言，至关重要的事项在于尽快从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中走出来，重新应对外部世界提出的现代化挑战。一方面，成员国需要进行痛苦但必须的内部改革，在经济层面实现财政收支以及实体虚拟经济的再平衡，在政治层面建立负责任的绩效考核标准，在社会层面则需要积极引导民众的工作热情、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欧盟作为整体则需要防止好高骛远和一步跨入理想世界的幻想，而是从整肃纪律、加强监管和提高行动能力入手，为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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