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党外人士 建国初期

　　他们有的早期就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有的中期才开始转向共产党；有的在后期与国民党决裂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不论怎样，他们在建国后都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身先士卒、浴血奋战，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过了28年的光辉历程。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经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认真的比较和思考后，最终大都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有的早期就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有的中期才开始转向共产党；有的在后期与国民党决裂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不论怎样，他们在建国后都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对新中国的成立、起步、发展和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时值祖国六十华诞之际，纪念他们参与祖国建设中的伟大事迹显得十分必要而意义重大。
　　
　　宋庆龄无党派造福四方显真情
　　
　　当查出解放前有人将运送给新四军的药品倒卖给自己的亲戚从中牟利时，宋庆龄批示：严办。
　　宋庆龄(1893―1981)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践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她欢欣鼓舞，积极投身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并成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对中国革命长期的斗争和探索中，宋庆龄逐渐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领导者和依靠力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中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营救被捕革命人士并给予资助。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加入国民政府的请求而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创建中。
　　随着对党感情的日益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1957年4月，宋庆龄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中央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但党的一切大事都让她知晓、参与。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当她在病榻上听到这个消息时，激动得连连点头。
　　针对解放初期政府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贪污和民族资本家中存在的投机倒把等现象，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党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中也认真开展了这一运动，当查出解放前有人将运送给新四军的药品倒卖给自己的亲戚从中牟利时，宋庆龄批示：严办。
　　建国后，尽管宋庆龄享受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标准，但她仍坚持过着俭朴的生活。1960年，她搬迁到了北京西河沿的住宅，房屋因新修潮湿，感觉不适，王光美就此向她征询意见，看是否需要为她另外安排住处。她在给王光美的信中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表示不愿再搬迁了。
　　宋庆龄一生不给自己做传，目的是不宣传自己，让别人来评说自己。1980年3月15日和9月25日，她两次写信给好友爱泼斯坦，“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所有传记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
　　宋庆龄把一生中的很多精力投入到妇女的解放和对儿童的保护上。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并明确规定：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宋庆龄继续担任该组织的主席。她鼓励妇女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活动，在促进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解放。
　　1951年9月，宋庆龄以自己对世界和平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金奖，她把10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发展妇幼福利事业。用这笔基金在上海衡山路的中国福利会建立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该院如今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妇产医院。
　　宋庆龄把对儿童的教育提高到培养国家接班人的高度。195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应把社会、家庭、学校等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此外，为了增加培养教育儿童途径的多样性，在她的关心下创办了少年宫、儿童剧院。宋庆龄还把儿童剧目推荐给中央领导观看。1953年国庆前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观看了儿童剧后对这种教育方式大加赞扬。在她的领导下还创办了儿童自己的刊物《儿童时代》，对教育儿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在她和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该会副会长(刘少奇为会长)。为了给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与周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宋庆龄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面对建国初期美国和日本对我们采取敌对的政策，宋庆龄也竭力通过私人关系增强与美日两国民间的沟通往来，为后来中美、中日之间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济深民革赤胆忠心照汗青
　　
　　1959年以前，全国人大和政协是分别召开会议的，鉴于筹备会议既花费时间又开支巨大，李济深建议“两会”一起开，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采纳。这一惯例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李济深(1885―1959)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逐步向共产党靠拢，支持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来到了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谋发展大计，参与规划祖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人民政协副主席。
　　建国后，李济深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享受国家一级工资待遇，但生活非常节俭。他每月有500多元的工资，因家中人多，经济压力很大，但他从来不向国家提要求。为了解决家中的经济困难，1952年，他派秘书去南京把解放前家里的一处住宅给买了。他还要求子女也勤俭节约，有一次，他得知自己的小女儿李筱桐在学校扔了一个馒头，便找她谈话，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让她写保证书，不许再犯这样的错误。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李济深不仅代表民革发表宣言支持抗美援朝，还发动成立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发起募捐活动。他率先将自己在香港的一所房子卖掉，把钱全都捐了出来，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募集了15亿元(旧币)。
　　李济深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职，虽然日常工作事 务非常繁忙，但他每次都按时到会，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的建议和对策。1959年以前，全国人大和政协是分别召开会议的，鉴于筹备会议既花费时间又开支巨大，他建议“两会”一起开，这样就节省了开支，节约了时间，便利了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采纳。自1959年至今，这一惯例一直延续了下来。
　　他还利用民革的特殊界别优势，开展联系三代人的工作，即清朝末年的一代、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代和国民党时期的一代。这些大都是社会精英，但对新中国的政策不太了解，经过民革做工作，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有的人开始用诗词表达自己在新社会中生活的喜悦心情。
　　李济深作为国家领导人，力图把各界爱国人士的声音带到党中央领导人身边，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建国初期，当得知书画工作者面临窘境，书画发展步履艰难时，他向毛泽东建议成立“中国画院”。也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画院于1957年成立，为中国书画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后来许多画家赞扬说，“李济深是国画界的大救星，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画院的今天，也没有国画今天的繁荣”。
　　李济深坦诚做人，实事求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因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而发生了混乱，我国在这年年底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问题依然严峻，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不大清楚。要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必须使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1957年4月发动的全党整风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展的，运动初期，党主张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李济深号召民革给党提意见：“只有说真话，才是对党忠诚，才是共产党真正的朋友”。但在运动后期，这些说了真话对党忠诚的人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时常感到不太理解。尽管如此，他通过做工作还把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龙云、李俊龙等选为了民革中央委员。
　　李济深坚定支持中央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他对家人说过，如果蒋介石能到北京，他愿意把民革中央主席的位子让给他。1959年9月，朱蕴山、朱学范等人去探望他，这时他已重病在身，但仍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李济深嘱咐他们说，“在香港时，我曾与台湾方面谈妥，待蒋介石徐州战败，即起义绝蒋后路。之后我们北上，失掉联络。以后如有人来，要接上这个联系”。又说，“据季宽兄(黄绍姚)说，德公(李宗仁)有回国之意。”“此二事，我恐不克亲自办理，故告你们，务保秘密”。就在他逝世前几天还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充满深情的诗句，表达对祖国统一的夙愿。
　　李济深鞠躬尽瘁，赤胆忠心，竭尽全力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一生两袖清风，唯一的遗产就是字画和文物，他的家属把这些字画最后都捐给了广西博物馆。
　　
　　傅作义民革满腔热血铸真诚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领着他的20余万北平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应该是值得我们庆幸和牢记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不断劝说下，傅作义(1895―1974)最终下定了决心，与腐朽没落的国民党作彻底的决裂，率领着他的20余万北平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后来，毛泽东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委员及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绥远军区司令员。
　　解放后，身为部级干部的傅作义，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的沙发修了又修，一台冰箱旧到连维修人员都不愿意修的地步。他的住房并不宽绰，直到1964年有关部门给他加盖了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卧室、一间小书房和办公室。按制度规定，他享有优厚待遇，可以到特供商店购买食品，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准厨师这样做，而让厨师按规定的标准购买。不仅如此，他还将解放前为集体福利积累的剩余资金380万元提出40万元购买国债，其余的全部上缴给国家。1974年，他又将国家清还的国债本息都上缴给了国务院。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傅作义到广州视察工作。有一天中午，当地领导设盛宴招待，事后，他对秘书说，“中央三令五申不准请客，不准大吃大喝，今天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我不吸烟，不喝酒，最多摆上一桌，四菜一汤就够了，没想到他们又是杀猪又是宰鸡的，足有几十桌呀”。接着他苦笑道，“这笔账，都记到我傅作义头上啦!”他到下面视察工作从不讲究排场，不喜欢前呼后拥。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按制度规定，他可以配专车，但他从来不要，认为和身边工作人员坐同一辆车就好了，他还说过，“买不到软席买几张硬座也好嘛，还可以联系群众!”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之初曾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设工地，到处都有他的脚印。1950年夏，他冒着摄氏40度高温来到陕县视察黄河。1957年4月，他到山西视察水利工作，在视察途中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专家从北京飞往太原救治他才得以脱险。不管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刺骨，不管洪水汹涌还是气候干旱，他都亲临现场，指挥工作，这样一干就是23年。1974年4月，在他去世的前10天，他还问前来看望他的人，“北方地区下雨了吗?”
　　傅作义非常关心国家统一大业，对周恩来提出的“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表示衷心拥护和赞成。1965年7月，李宗仁和郭德洁夫妇从海外回来，傅作义和夫人刘芸在家中招待了他们，邀请了周恩来、彭真、陈毅等作陪。他认为，李宗仁走的路也正是台湾的故旧朋友们所应走的路。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撰文劝告台湾的故旧尽早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周总理来探望他，对他说：“毛主席说你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傅作义听后感到十分欣慰。傅作义始终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也为此努力到了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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