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物价长 物价高低亦“短长”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洪军日前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作为老百姓，我的确感觉到每天都不敢出门了，一百块钱还没买到什么呢，就已经都花掉了。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出台一些法规或者政策限制物价上涨。如果再涨下去，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他说：“现在油价也在涨，就像你说的，工人阶层受到的影响很大。老百姓的收入是有限的，但是物价涨得非常快。”
　　2007年，不断推高的CPI涨幅数据冲击着中国人的经济神经，涨价成了2007年的民生关键词，从粮食、副食品到成品油、房价，好像东西都在涨价。为稳定物价、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发改委在2008年年初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然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雪灾，又将物价推向了“涨价主题”。“物价”、“CPI”，也成了2008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
　　物价问题无疑牵动人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何绍仁表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本届两会关注的热点之一。而早在两会召开的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面向网民推出的热点调查也显示，网民对物价问题的关注度名列前茅，“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你一定要跑赢CPI”――这句堪称2007年经典戏语的背后，是公众对物价不再上涨的高度期待。为如何防止物价过快上涨问题献计献策也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梁燕君指出，应该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对稳定物价的调控作用，应进一步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不仅是惠及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七大强调的“再分配更应注重公平”的具体体现。
　　梁燕君的建议也在人大得到了呼应，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人大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建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上调到3000元。
　　柳传志表示，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国家经济增长需要拉动内需，即通过居民消费的拉动，而月收入在3000元的居民，其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而不是存款，个税起征点提高后，这部分居民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第二，在国内物价未来持续上涨的压力下，政府今年应该继续出台弥补措施，可以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方法，减少物价过快上涨对居民生活质量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时，政府共掏了300亿元，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应完全有能力为居民多掏一些。柳传志表示，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可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刺激企业生产，政府便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将个税起征点再提高1000元有益无害。”
　　民革中央常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则认为，当我们要解决物价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因此，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必然要给职工增加工资，给低收入人群提高最低生活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能给企业增加一定的成本，可以通过适当的降低企业的税负，来让企业能够给职工增加工资，从而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减轻企业税负可以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就能够增加市场的供给。从而，使物价的上涨压力减轻。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导郑祖康提议成立一个物价监测委员会。他建议应该由国家统计局牵头，由期货研究所、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参与，成立CPl监测委员会，监测物价，预测CPI升降，及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比如2007年国内猪肉价格上涨前3至6月，如能发现生猪存栏的数据并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养猪成本，那么猪肉上涨幅度就有可能减缓一些。
　　郑祖康的提议很快得到支持，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员左大培认为：目前不少国家都有包括物价在肉的宏观问题监控机构，比如美国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中国也可成立相应的部门，特别是对物价，及早干预，操作的余地就大得多，不能等到群众意见大了，才着手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有。广州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目前实际上已经存在各种官办的研究CPI的机构，而且类似预测讨论从未间断，现在关键不是新设一个机构，而是整合现有资源，与其增加官办，不如考虑广泛参与性监督，让消费者观察，让他们评价合理性，最终形成消费者对话供应商的机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则说，现在并不是通胀，而是价格补位。物价上涨过快有一定必然性。食品每年涨四五个百分点都是正常的，物价还要上涨20年左右。所以，建立CPI监测委员会作用不大。猪肉上涨是市场的规律，价格上涨是买方竞争的结果。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当前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面临三大难点。首先当前物价上涨有国际因素。由于国际油价、粮价上涨无法控制，如果未来国际油价上涨将让宏观调控陷入被动局面。其次，很多供求矛盾无法靠紧缩信贷的手段解决，如处理猪肉问题还是要靠增加供给的手段。第三，人民币缓慢升值，该如何控制外资热钱，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他认为，目前情况下，首先要调整投资规模，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有坚持的必要。但针对不同原因要采取不同对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更加有效。他指出，目前远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紧”的时候。“双紧”政策曾在1993年、1994年采用过，当时因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而且原因比较单一即投资规模过大，所以政策很有效。现在，物价上涨因素复杂，有必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还有一些代表、委员则是从自己所在的行业和领域来谈他们对控制物价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提出，作为流通企业的一个代表，自己将积极推进我国大流通格局的建设，通过提高我国零售企业现代化经营水平，降低流通环节的社会流通费用，为物价挤水分。“民营企业小的时候是个人的，大了就是员工的、社会的。在稳定物价水平方面，民营企业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而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更是从他熟悉的老本行谈起。刘委员建议，要让肉蛋类价格降下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大力发展规模农业、规模养殖业，让农民从养十几只鸡到养几万只鸡、十几万只鸡，到那个时候效益高，当农民的收益远远超过外出打工的收益，养的人就会更多，价格就能降下来。“让农民朋友联合起来，形成衣业产业链和产业化，联合起来做大做强”。
　　也有代表把关于物价问题的建议放在了另外的着力点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也把一份“关于完善物价统计指标体系的建议”当成了自己的“一号建议”。李明昌指出，当前物价统计指标首要问题是不够完善，缺乏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统计、多角度观察的完整体系。如何更合理、有效地实施物价监测、分析和判断?李明昌代表建议，一是丰富和完善物价统计指标体系，如适时调整分类指数权重，编制反映中低收入阶层消费状况的物价指数，研究和编制多种派生物价指数等。二是增强统计工作透明度，制订必需的信息披露制度，尽可能扩大统计数据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实行相关部门与学术机构的数据交流共享。三是加大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解释宣传，保持数据公布口径的一致性，提高数据权威性，正确引导群众理解、判断，形成合理预期。
　　还有一些代表则对物价问题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今年2月份CPI同比上涨8.7％看起来很高，但是大可不必这么紧张，因为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一个统计上的现象。因为8.7％是以今年的2月份与去年的2月份进行比较，可是去年的2月份物价还没有涨起来。去年一年的价格上升主要是来自于去年下半年的物价上升。所以把今年经过了近1年物价上涨后的2月份的数据跟去年2月份相比，肯定是很高的。此外，2月份有特殊情况，包括春节和冰冻雨雪低温的影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供给、分配，所以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也不奇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赵鹏则认为，从长期来看粮价上涨并非全是坏事。首先，粮价高位运行对中国农民增收有利。其次，粮价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回归，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米是一块多钱一斤，现在涨了，还是一块多钱一斤，但这十几年间，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超过了10倍，房价、医疗等日常生活涉及的价格也在几倍、几十倍地上涨。第三，粮价的上涨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对于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价格太便宜了，粮价的上涨将会引起各方面对土地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对耕地的保护也将会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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