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经营　凸显新时代的商务精神_新时代矛盾凸显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生产社会化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格局已被打破，跨国公司在一国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演变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跨国经营，减少或避免贸易摩擦及反倾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高国际竞争力，缓解国内资源短缺，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呢?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贵州省商务厅厅长邵祥林先生。
　　
　　扩大对外出口　拓展境外加工贸易
　　
　　《中国报道》：发展起点、资源禀赋以及具体国情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及发展等方面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跨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您觉得应该怎样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跨国企业发展之路?
　　邵祥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国经营方式，境外加工贸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境外加工贸易是指我国企业以现有设备及成熟技术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的形式，带动和扩大国内贸易的实质跨国经营，又称为“飞地”经济。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境外加工贸易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报道》：您曾经说过，我国的境外加工贸易是在90年代以来得以迅速发展的，其发展动因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能否谈得更具体一点?
　　邵祥林：好的，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载体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利用世界经济资源，依托自身的技术势力，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实现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在亚洲，日本及“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也无一例外地向人们重复地印证着这一规则，当然还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境外加工贸易是参与经济全球化最有代表性的方式。
　　《中国报道》：境外加工贸易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需求的存在与扩大。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各国都在积极地改善投资环境，纷纷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鼓励外来直接投资的政策，这些因素是不是为境外加工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国际性的需求因素?
　　邵祥林：光有国际需求是不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木桶效应”明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要挖掘中国企业开展境外加工活动的比较优势。
　　《中国报道》：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市场需求多元化的确立，我国相对比较优势开始显现，这种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什么?
　　邵祥林：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它们所提供的技术、设备可能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这些要素成本显然比发达国家低，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同企业的相对优势所在，而它们的真正源头来自国际市场需求的差别化和多极化。
　　《中国报道》：在我国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如何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
　　邵祥林：只有走出去，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成熟的跨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引进来”为主，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人才和资金等等引进来，提高了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走出去创造了物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条件。
　　邵祥林：是的，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同时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合资合作及自主开发创新，我国不少生产企业在技术上、管理上和资金上拥有比较优势，完全可以搞好境外加工贸易项目。
　　跨国经营是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格局的必然取向
　　《中国报道》：照此说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邵祥林：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战略，给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格局被打破，在生产全球化的推动下，分工国际化，并逐步渗透到产业及企业。这种情况下的跨国公司在一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管理提高等方面正在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报道》：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实施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请问通过加快对外投资，能否促进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
　　邵祥林：不难看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略显不足，如果加快投资力度，就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中国报道》：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综合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升，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却是凤毛麟角。
　　邵祥林：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将要逐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引进来”对中国而言是迁移阶段改革开放中的主体资本策略；“走出去”是中国对外投资跨国经营战略特别是21世纪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开拓“飞地”经济的重要支撑。
　　《中国报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20多年来，民营经济是否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邵祥栋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迅速，许多民营企业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品牌的代言人。在跨国经营中，相对于国有企业，它们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强等优势，在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其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相比也显得更有说服力。从改革方向上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着手改革目前只有为国有经济服务的对外经济审计审批制度，陆续出台了与民营经济相关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并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以规范非国有经济的对外投资活动，来促进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长期发展。基于此，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异军突起，并且将在今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中成为更加重要的力量，所有这些无疑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有力支撑。
　　
　　跨国经营存在的问题
　　
　　《中国报道》：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虽然发展迅速，但严格来讲，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还远未达到规模化与集约化的程度。总体上仍然处于零星自发性、各自为战的投资阶段。概括来看，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呢?
　　邵祥林：时至今日，我国现有的政策、管理体系与制度安排还难以完全时适应对外投资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引发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的问题，包括总体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海外投资监管不利、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过于烦琐庞杂以及对 外投资审批中存在所有制歧视等等。
　　《中国报道》：您所说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邵祥林：一是中国过多的企业集中在了少数的地区、行业以及规模范围之内，这固然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及企业实力有关，但统一指导性措施的缺乏与整体配合意识不足应该是主要原因。在“走出去”的地域结构方面，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主要集中于中国港澳地区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20个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在“走出去”的投资结构行业和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少。在“走出去”的规模结构方面，中国的跨国投资项目规模一般偏小，绝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投资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多数集中于资源开发型项目。
　　二是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缺陷与政府的相关管理和审计体系中的缺陷密切相关，这集中体现在该体系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三种不对称现象。第一种：政府关于对外投资管理中的事前审计与事后监督之间所存在的不对称。第二种：政府相关管理体系中存在的责任与权利之间的不对称。第三种：政府在管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规范标准的不对称。这三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实质是对外投资管理上的多头化以及相关体制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
　　三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系中的政出多门。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导致了第一与第二种不对称现象的存在。
　　
　　以政府为主导　充分发挥市场与计划的双重作用
　　
　　《中国报道》：您前面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加快企业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才能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邵祥林：是的，“走出去”是实现跨国经营的企业与国内产业发展之间的联动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战略。因此，在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等方面继续僵化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逐步发展，对我国实现超目标是毫无帮助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与计划的双重作用，带动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必将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已经成功“走出去”的海外企业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正如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所论述的，当一种产品进入成熟期后，应该适当将其转移至海外生产，除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外，还达到了延长该产品的生命周期之目的，可以为国内企业利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腾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腾出国内的相关要素资源以便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为国内的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
　　《中国报道》： 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要获得较快的发展，应如何在进一步巩固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邵祥林：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内因是推动事物变化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国企业在市场上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积累和发挥。当市场范围由国内扩大到国际领域的情况下，这种内在因素也就与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于一起。如果说市场、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存在和变化使一个企业的跨国发展具备了必要性的话，那么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则使得这一活动在实际意义上成为可能。另外，要弄明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分为战略管理能力、核心制造能力、核心技术能力、核心营销能力、企业组织及界面管理能力。在这些能力中，企业不一定面面俱到，它们往往是在某几种甚至是一种能力上具备了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报道》：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开展时间较短、起点低、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这些现状使我国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针对劣势如何发挥优势，才能培育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邵祥林：一是要以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为切入点，加快建立国有企业的制度结构，通过建立有效且适应具体情况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效用目标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之间最大限度地趋同。通过政府改革，减少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环节，节约监督与管理成本；建立充分有效的外部竞争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应从卸除各类政策性负担人手，进一步加大政企分开的改革力度，进而优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同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降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差距，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等。二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积极推动其核心竞争力的积累与发挥。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消除制度性门槛。促进其在竞争性领域内的全面发展。三是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鉴于以上原因，中国企业要成功地跨国经营，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环节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自身科学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二、加强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三、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并鼓励其实现跨国经营；四、重视标准的指定，打造中国的品牌。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要重视标准的制定。
　　
　　跨国经营的战略思路
　　
　　《中国报道》：我国政府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跨国发展战略，这是否标志着中国企业经营国际化进程的开始?
　　邵祥林：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睿智的选择，对处于工业化转型后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将更为巨大。所以说，在“走出去”的战略框架下，国家应进一步明确我国的跨国经营活动的整体意义。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是中国当前情况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行为。具体来说，第一，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这与我国在工业化初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相关度，但由于该类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巨大，并且也与我国集约型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冲突，因此，处于工业化转型后期的中国经济，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优化，如何保持经济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已经成为中国整体战略中的关键。促进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的战略资源，缓解我国日前所面临的国内生产发展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同时它还有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大范围地使国内相关产业纳入到国际生产链之中，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工业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它的另一层意义在于，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产品、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和配置，中国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是减少或避免在国际上的贸易摩擦及反倾销的明智之举。
　　《中国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些外来的挑战?
　　邵祥林：引导企业在更多时间内、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自身的实力，这才是一项可行之策啊!
　　《中国报道》：应如何明确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的总体发展战略?有没有一个分阶段、分步骤的总体实施方案?
　　邵祥林：作为实现跨国经营的一个研究者，在2005年我撰写并出版的《“走出去”跨国经营――中同经贸强同之路》一书中对此已有非常详尽的阐述，因本文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讲厂。但是，我认为，在具体政策推行中，政府应法制定明确的行业策略、主体策略以及区位策略。总之，政府作为我同企业跨国经营的总体策划人，其战略是否明确、可行，是否具有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对于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成败得失，将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在明确跨国经营的战略思想时，还要注意在具体政策实施中坚持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努力推进经济体制与企业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多元化、多样化的跨国经营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更好地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以此来推动我国产业的升级与优化，促进小国经济的全面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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