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桑德 [奥古斯特.桑德,德国人性见证者]

　　他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子民。有的人很努力地在维持自己精神最饱满的状况;有的人已经坚持不下而显得松驰,反倒露出自在的神色。然而这些人都有着严肃的性格,和或浓或淡的忧愁与伤痛。
　　在照相馆林立的都市里,已经很难令人在橱窗前驻足,留意一下照片。因为大半都是结婚新郎新娘照,或者是用来号召的明星大头照。这些尽量表现幸福、得意、重要时刻的浮面纪录,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也很少人会重视照相馆师傅的影像表现工作了。
　　由于战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重新建立户籍档案以便管理,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张新的身份证照片,桑德正是当时应接不暇的按快门的照相师。桑德蒙在黑布里,透过笨重的木制大相机的镜头,从毛玻璃上观察自己的同胞。
　　他比别人看得更远,他希望拍下整个时代的脸孔,让后人看看真正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灵。“奥古斯特?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画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生事业。”这些照片使桑德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家时代脸孔的留影者。
　　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他的成功与他完全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这位照相馆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橡,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脸孔。此后,几乎所有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一定会提到他。
　　
　　矿工家的幸运儿
　　
　　桑德出生于科伦西边的一个矿村中,是九个兄弟中最矮小的一位,父亲是一位颇有绘画天份的矿场木匠。虽然桑德从小就从父亲身上学到一些素描基础,而家人也极希望他会有较好的出路,但是迫于生计,桑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矿坑工作,而差点埋没在不见天日的洞窑中。幸好,他被矿场工头选中,做一个风景摄影家的助手,这位摄影家让他从30×40公分的大相机镜头观看,这一看决定了他的一辈子。
　　桑德的家人纵容他学习摄影,一位富有的叔叔支持他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小尺寸的相机――13×18公分,并且父亲在谷仓边搭了一间暗房给他。只有小学毕业的他,特别上进,所有的事都靠勤奋的自习,就是应召入伍也没阻碍他成为摄影师的努力。他在行伍生涯中,一有空就替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给家人看。退伍之后,桑德开始旅行国内做商业摄影师,并且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以拓展工作机会,同时也在德勒斯登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
　　20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滋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 26岁时,桑德回到德国娶妻生子,决定在故乡创业。但是老家的暗房已被弟弟们改成洗衣间,早期的底片都被毁掉了,他不得不又回到林滋,开始拍摄油画式的人像照片,赚了很多钱。桑德在异乡的发迹,很快就因投资错误而背了一身债务,情急之下回到德国避债。时年,他34岁,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炉灶;他在科伦又开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常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
　　
　　为二十世纪做见证
　　
　　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林这个乡村,做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这些人们,从小我就熟悉他们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时,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来做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的特质的方式,很是有效。他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原型。
　　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源的内涵。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都有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一面。
　　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了。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涵意。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份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多人的照片更是加强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白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份子,而非只是哥儿俩”的境界。
　　
　　为时代留下面孔
　　
　　等为身份证而来的人潮消退之后,桑德的照相馆生意才回复到正常的节拍,他开始感受到德国战后新兴艺术潮流的冲击,也结识了同年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成为现代艺术萌芽期的热情支持者。
　　在他的好友画家斯威特的劝服下,桑德放弃有油画味道的凹凸布纹放大纸和放大之后的上脂处理,以摆脱模仿绘画的趣味。开始试验新的放大方法:用最简单的平光相纸,把底片原有的细节一一再现,没有原先模糊化的浪漫效果。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中的脸孔更贴切的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从此桑德的信心大增,着手另一项更庞大的计划,以“二十世纪的人”(Man of the 20th century)为主题,进行系列性的摄影工作。
　　不幸的是,30年代,桑德的儿子艾力克,因为活跃于社会主义及反纳粹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并于1944年死于集中营。纳粹党人也开始搜索市面上的《时代的脸孔》一书及其家中的底片,将之烧毁。这场风暴逼使桑德躲在威斯特林,他的一些底片也因存放在乡下而得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试着将底片理出脉络来,然而大半不是损坏就是毁掉了。因此《二十世纪的人》这本巨著始终不能出版。只有在他的专集中以小单元的形式出现。
　　评论家赫兹这么写着:“桑德成为威玛共和国(Welmar Republic)的编年史,横垮威廉大帝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是一块梦想和梦愿,希望和堕落交替出现的土地。令人兴奋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极权带来的厄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恽地看到自己的反射。”
　　冷静和诚实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从不去捏造对象,他所努力的就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脸孔上焕发出民族的血源,而不去故意使别人看起来有特别的意识形态。他曾对孙子吉尔德,一个摄影家及艺术馆长这么表示:“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桑德对于德国各阶级肖像的如实记录,使他超越了摄影的范畴,更像一位人类学家,他有着精确和超越表象的洞察力。而正是这种公正态度将他自己的摄影语言简化到最低,使更多的被摄者本身的信息尽量的提供给观看者,而随着时间的疏离,使他们本身越发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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