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民工权益，让市场经济多些温情 少些怀疑多些温情

　　一些经济学家也坦承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然而,生产力的提高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更不能依赖于对农民工权利的剥夺。 　　 　　2009年9月16日,农民工张海超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此前,他在该公司从事有害工种并患尘肺。开胸验肺,这是还不到三十岁的他做出的一个艰难决定,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
　　2008年10月29日,连续通宵达旦上班13天的湖北籍打工妹王爱军在工厂宿舍再也没有醒来,医院下达的死亡通知将其定性为猝死。工厂称法医已经排除了中毒和谋杀,拒绝为她的死负责。
　　因为农民工一再遭遇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研究报告:“当前,农民工劳动保护十分薄弱,53.7%的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至少符合‘有毒’、‘粉尘’、‘噪音’、‘潮湿’和‘高空’5个选项中的一项;36.5%的农民工每周休息不足一天。”
　　1991年,一部名为《外来妹》的电视剧轰动一时,该剧描述六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女性的命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第一代打工妹也都成了两鬓斑白的打工嫂。
　　1987年就随丈夫由湖南衡阳到广州打工的易承芳,本想着明年满55岁就可以退休,却发现自己无法在广州领取养老金,因为她在广州只交了十一年的养老保险,未达到十五年的年限。而此时若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当地,只能转个人账户的资金,单位缴纳的资金,由于是统筹账户所以不能互转。交了多年的养老保险成了一笔零存整取的银行存款。这也就不难理解,发达地区曾涌现的农民工退保潮,正是基于对未来退休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才使他们急于把个人账户中的钱拿到手。
　　新中国初期,人口流动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二十多年后的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大批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这些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城市居民的特定群体就是如今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一个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长,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工作的城市组织了家庭,小孩也在打工当地上学。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
　　2003年10月24日,割猪草的熊德明在自己家门口,对着温家宝总理道出了大实话:丈夫在外面打工时有2000多元的工钱被拖欠了一年,影响了娃儿们交学费。总理当即指出:“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一场“讨薪风暴”就此展开。追讨到薪水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有总理的出面,然而,欠债还钱,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尽管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一些经济学家也坦承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然而,生产力的提高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更不能依赖于对农民工权利的剥夺。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其中,1997年颁布施行的SA8000国际标准――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一系列问题承担‘最低责任’”。这种约束虽不是来自法律,但它通过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产生作用。
　　中国已经不可回头地走在了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自从加入了WTO,SA8000标准也开始影响中国。但国内对要不要正视和执行该标准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诸如“超前阵痛”、“标准要求过高,不符合国情”等,更有甚者说“这根本就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阻止中国产品出口的手段”。君不见,有些人一年的买卖上百亿,可以买卖石油,甚至可以买卖钱本身;有些人一年的买卖也就区区几千元,只能够买卖体力,肉体甚至生命。于是人们开始抱怨市场经济是钱道,而不是人道。市场经济当然存在竞争压力,企业必须面对“优胜劣汰”的现实。可当它处在法律、道义、工会、商会等多种力量制约之中,就势必具备了一定的人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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