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尔?莱夫凯：《游击队歌》让我兴奋不已|游击队歌

　　迈克尔?莱夫凯（Loeffke）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精通包括俄语、汉语在内的多种外语，曾任教于美国乔治敦大学。他曾任白宫学者委员会主任和美国第一任驻华武官，是第一个同新中国伞兵一起跳伞的美国人。
　　
　　
　　2007年6月23日，距离斯坦?科特尔2007中美友谊长跑联谊会的还有整整一个星期。莱夫凯专程从美国赶来，为自己的好朋友斯坦助威加油。在长跑组委会的安排下，莱夫凯和斯坦下榻在一座幽静古典的中式庭院中，斯坦住在东厢房，莱夫凯住在西厢房。这几天，他们一同进餐、一同跑步，一同接受媒体的采访。老朋友在异地重逢自然倍感亲切。
　　“会唱《游击队歌》吗？”莱夫凯用着生硬的汉语重重地说到，随即，他敞开嗓子，“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莱夫凯虽然知道一些汉语，但对中文还并不算十分了解。他的发音很生涩，但是唱得却十分卖力。做为军人，自然喜欢军歌，他说，当他第一次听到《游击队歌》时，他兴奋不已，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次到中国，除了为斯坦?科特尔的“中国之跑”助威之外，就是再看看中国。“我把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带来了，我要让他们到中国任教，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莱夫凯说。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须学会《游击队歌》，“但是我的女儿说，爸爸您不能够像对待士兵那样命令我，我没必要遵守您的命令” 。莱夫凯双手摊开哈哈大笑。莱夫凯给人的印象总是这样，干脆利落，地道的军人风格。
　　
　　朋友最重要
　　
　　莱夫凯真正了解中国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 “中国志愿军曾与我们在朝鲜作战，而现在，他们正在帮助越南人跟我们作战”。越南战争中，任美军上校的莱夫凯失去了一位西点军校时的同学和一名士兵。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对方用迫击炮击伤。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莱夫凯成为一名白宫助理员。1972年，他跟随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那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那次，莱夫凯和后来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鲍威尔第一次登上了长城，他们感到中美友谊的大门就要打开了。
　　莱夫凯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格外明白和平与友谊对军人的重要性。“当时我们陆军的首脑是梅耶（Meyer）上将，他曾在五十年代作为中尉与一支装备低劣、毫无准备的军队被派遣到了朝鲜。”梅耶的部队在战斗中几乎被包围了，当北朝鲜士兵驾驶的中国制造的坦克车接近阵地时，他正在散兵坑里。他带着反坦克火箭筒站了起来，在只有15米的距离发射了一枚炮弹。令他惊愕的是，这辆坦克直接碾过他的阵地。由于这一经历，梅耶下定决心，如果他能够取得高级领导职位，他将致力于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国家之间的友谊，避免任何冲突的可能性。莱夫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梅耶手下的。梅耶派人找到莱夫凯，“那天我刚到梅耶的办公室，就听到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莱夫凯回忆说：“梅耶要派我到中国去，并计划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关系。”莱夫凯开玩笑说：“我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决定，因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首先，我是一名作战军官，而不是一名情报军官；其次，我不会讲中文。要知道，有数十名上校精通中文而且还会讲中文。这对于那些情报军官来说，将是最有声望的任务。”莱夫凯向梅耶上将道出了自己的担心，梅耶说，他并不打算因为会说中文就把一位上校提升为将军。这一次，莱夫凯最终接受派遣来到了中国，成为在中国代表美国军方的首位陆军将领。
　　来到中国后，莱夫凯第一个官方任务是与徐信将军会面。莱夫凯为了顺利地将自己的证书递交给这位将军，他直到前一天晚上都在为他们的会面做准备。会面时，莱夫凯告诉徐信将军，在某种意义上徐信将军与莱夫凯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徐信将军曾是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官，而那个时候，莱夫凯只不过是西点军校一名年轻的学员。“不过，我告诉徐（信将军），从很个人的角度我们又很有一些共同之处。美国的炮火使徐信将军在朝鲜战场受伤，而中国制造的迫击炮则在越南战场上使我受伤。”对莱夫凯而言，梅耶将军派他到中国来就是要确保中美不再用这种严酷的方式交往。当时，徐信将军站起身，握着莱夫凯的手，说道：“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2006年，莱夫凯和他的儿子再次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的司机告诉莱夫凯，他曾经与徐信将军一起在部队里呆过。当莱夫凯告诉他中国造的迫击炮曾经让他受伤时，司机大声地笑了。
　　
　　友谊跳伞
　　
　　莱夫凯在军队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跳伞，而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是与伞兵一起度过的。莱夫凯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一名中国伞兵”。起初，莱夫凯一到北京就提出于中国伞兵一同跳伞。由于这项请求在国内没有先例，中方的态度比较谨慎。莱夫凯说：“每次我问的时候，总是一样的回答，我对中国的降落伞不熟悉，他们不想让我受伤。”1982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莱夫凯找到了机会，温伯格趁机请求中国的国防部长允许莱夫凯在中国跳伞。温伯格甚至说：“不用担心，我在五角大楼有很多将军。如果他牺牲了或是受伤了，我们会给您派另一个过来。”莱夫凯跳伞的请求变成了国家事务，三个星期之后，他收到了一份邀请，他的这一设想终于实现。
　　一位中方负责人告诉莱夫凯，他必须和中方签订一份协议，如果发生意外，任何一方都不指责对方，同时还要通报莱夫凯对飞行高度和速度的要求。莱夫凯希望按照中方对伞兵的技术要求，高度为800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80公里，“并且，我还提出要求，使用中国士兵的降落伞跳”。最终所有的细节都敲定，两位陆军军官对莱夫凯进行了体检。“我在中国的跳伞是一次静态跳伞，即伞兵用吊钩将自己系在飞机机舱中的一根金属线上，当伞兵跳下的时候，跳伞者通过拉动开伞索手动打开降落伞，他们被称为‘YoYo’跳伞者。”跳伞那天，整装待发的莱夫凯身上背着沉重的装备和降落伞，重得很难站起来，担任指挥的军官还亲自检查莱夫凯的降落伞。莱夫凯提醒那位军官说，他们已经检查了十多次了，军官说必须要保障跳伞万无一失。
　　“美国和中国的伞兵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备伞员为我们打包，而中国人则自己打包，而且跳伞的程序也不一样。”但是，莱夫凯和他的中国同伴也找到了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天空的强烈的敬意。
　　
　　缔造和平
　　
　　2007年，莱夫凯创建了一个被称为“和平造就者”的新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就是派遣美国大学生到中国的中学教授英语。莱夫凯开玩笑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国人说中国话。”但是现在不同了，这是一个交流与友谊的时代。莱夫凯要求自己的子女来到中国西安，在一所名为“博爱国际学校”的中学教书。这是一种为期2至4周时间的短期教学，而且学校会提供住宿和膳食。对于那些1至10个月的长时间的教学，学校则会负担一笔薪水。莱夫凯很满意这样的计划，在他看来，促进中美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谈起对中国的印象，莱夫凯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来到中国，不变的记忆就是大群的自行车、几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偶尔出现的政府的汽车。“中国人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上班，骑车去购物，用自行车把他们买的商品运回家”莱夫凯对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感到惊喜，他用汉语说：“我愿意成为中国人，我热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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