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熹：到大陆，要主动适应人家:陈熹

　　过去二十多年里，香港对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影响巨大。目前，香港在内地的投资企业有6万多家，其中有5万多家落在广东，珠三角约有1100万人受雇于港资厂商，而香港在珠三角的投资总额也占了香港境外投资的80%以上。
　　港商作为大陆第一批外商，担负起了维持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角色。香港回归后，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合作更加密切，港商在内地发展得也更为顺利。
　　
　　
　　东莞市樟木头镇，贰发毛绒有限公司。约好10点见，陈熹准时出现在董事长办公室。他看上去很年轻，港味普通话也相当流利。质地考究的衣衫、精致的镶边眼镜、无名指上白金宽边指环，港商的精致与效率尽收眼底。
　　办公室的布置类似大多数老板的风格，只是没想到里间是一个幽静的茶室。墙上两幅照片格外醒目：一幅是回归前，香港总督彭定康为陈熹授予英女皇荣誉奖章；一幅是回归后，前任特首董建华向他颁授紫荆勋章。
　　
　　剩下的缺口，我包底
　　
　　去年夏季，樟木头镇发了大水。港商会的理事们在会长陈熹的带领下募集赈灾善款。饭前，陈熹开门见山，“今天这顿饭是有任务的，大家积极完成啊！”不一会儿，募集到20万。一旁的镇长面露难色，陈熹会意，又努力一番，30万，离“60万”的目标还远着呢。他带头表态，“我个人再出5万！”此言一出，理事们也跟着加“一万”、“两万”，又募到了24万。还差6万！陈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剩下的缺口，我包底！”又一个理事追加了1万。61万――最终超标完成任务，陈熹满意地舒了口气。
　　今年夏季，广州连降暴雨。6月9日深夜，樟木头镇遭受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给陈熹的工厂造成不少损失。整个厂房几乎全部被淹，积水最深处达一米，大量布类原材料被浸得透湿。我们到达时，大水已经退却，每个车间都有工人在清理污浊不堪的积水。陈熹听完几位主管的汇报，神情一直很凝重，话却举重若轻，“十年遇了四次大水。遇上了，自己想办法解决”。
　　“说不难是自欺欺人的，但是做什么事也好，先要做好人。”这位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的商人，对于近二十年的内地创业经历感受颇深。
　　
　　一天只有两班船
　　
　　陈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大多数同时代的香港人一样，经历过贫困而又辛劳的童年：12岁辍学做了童工，帮父亲的小公司干些糊纸盒、胶花加工的活儿，一干就是四年；16岁经朋友介绍到香港浙江银行打工，从倒茶送水的小职员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一路晋升为分行经理。1987年，已在金融业工作了25年的陈熹以为这辈子差不多定型时，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我想退休了，你回来打理公司吧。”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让身为长子的陈熹没有太多犹豫，毅然辞职，转而接手家族的永安贸易公司。
　　陈熹不仅把父亲的贸易公司保存下来，并且一路壮大。1989年，一位相熟的英国生意伙伴找到他，说自己在广东顺德办了个毛绒厂，设备早已运去，厂房也都租赁好，由于某些因素不能继续，让他接手。突然转到完全不熟悉的“静电植绒”行业，还是“比香港落后许多倍”的内地，谈何容易。来看厂房时，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工人也什么都不会。除了陈熹，只有一个日本的合作伙伴，俩人领着30多个工人一起干。厂房由自己一笔一划设计、重新规划。接着，培训人员，开工生产，不到一个月，就发出了第一个货柜，由香港转运至国外。
　　“衣食住行都非常不适应。”陈熹不愿过多回忆创业之难，只说来大陆前早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不是为享福，是为寻找更好的创业机会。“人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人家说住哪里我就住哪里。”那时交通很不发达，从香港坐船过来，一天只有两班，早上8点，晚上5点。有时香港实在有什么重要的事，只好绕道澳门赶回去。
　　“生活上倒没什么，只是当时在逐步实践改革开放，很多东西不明确，一个港商到国内做生意，兜来兜去，比较难做。但是，你不能等着人家来接受你，要主动适应人家。”正当陈熹看工厂发展势头不错，要把土地买下来做长远打算时，正签字的那天，被告知：新政策，土地要重新规划。“也没让马上搬，拖了两年后，我不再观望，决定迁到东莞。”虽然到今天，那片土地还没动，顺德的各项成本也比樟木头高，陈熹还是没有把工厂关闭，毕竟“很多人跟了自己十几年，有感情在。”
　　
　　一半香港人、一半东莞人
　　
　　1995年，陈熹顺应大潮流把新厂址设在毗邻香港的东莞，并且是最为便捷的樟木头镇。他说当时第一考虑还是成本，由于产品以出口为主，走“香港接单、东莞加工生产、香港出口”的道路，选择在这里投资设厂就拥有了天时地利。“以前没有深圳时，香港人要跟内地的亲人见面，都要来樟木头。”路通财通，或许是这个选择的最好注解。整天穿梭不停的广深铁路就经过樟木头，每天多达30多趟列车经停这里，我们前去采访时就感受了一回，短短25分钟，从深圳直达樟木头。
　　“懂风水的朋友都说我这块地好，其实从来没请人看过。”当年仅有2万多平方米、300名工人的工厂，现在规模扩大到12万多平方米，工人达到700人，年销售额两亿元，并且拥有国际最先进的制绒生产设备。从做小猫小狗等低端毛绒玩具起家，到专注高档路线的服装衣饰、沙发地毯、各类装饰，“排名不是我吹，整个中国的静电植绒行业第一。”
　　事实上，陈熹的工厂发展是伴随着东莞近些年来经济的飞跃齐头并进的。东莞的外资企业，就有七成是港资企业。香港回归后，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合作更加密切，港资企业发展也更为顺利。仅樟木头这个小镇，不但有500多家企业，还吸引了约10多万港人在此安居，有“小香港”之称。几年前，陈熹也购置了房产，正式“安家落户”。如今，拿着“省港通行证”的他，一大早驾车从香港过来参加东莞的会议，下午两三点回港打理事务，晚上十点多又出现在樟木头的家中。这是最普通不过的日程安排。他笑称自己，一半香港人一半东莞人，现在没有任何的不习惯，粤港两地一体化趋势不但体现在经济上，在生活上更是如此。
　　
　　什么都不理，别想谈发展
　　
　　回归对于早就着眼内地市场的港商们，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厂照办，钱照赚。但在陈熹看来，东莞的投资市场要比十年前规范多了。尤其是几年前，港商最头痛的税费芜杂、进出口通关繁复等问题，现在都有所改善。“有多大本事，能在这个行业怎么样活下去，不能像以前一样靠人脉，靠关系了。”譬如“污水处理系统”、“给农民工上住房公积金”俩事，在上个月的港商会议上就闹得沸沸扬扬。谁都知道是好举措，也都知道是不小的“麻烦”，对于习惯低成本、廉价劳动力的老港商们，自然不太情愿。陈熹算了算，钱是不少，却带头拍了板。“企业办得好，遵纪守法，政府哪里会不支持你？如果有事情要办，什么都不理，就别想谈发展。”
　　在陈熹的工厂里，不仅有宽敞的食堂、员工宿舍、图书室，还有娱乐室、医疗室、运动场，并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人性化的管理让人颇感温暖。没有特殊应酬的话，他都会出现在工厂食堂里，和工人坐同样的凳子，吃同样的饭菜。每逢节日，特别是除夕夜，他都要赶回来和员工一起过，亲手派发利是。
　　
　　尽管陈熹很少接受采访，也刻意保持低调，但在樟木头镇，随时有普通人认出他。他笑说是因为刚来办厂那年，电视台要一台采访车，自己二话不说赞助了，所以日后有他参加的活动，镜头准多。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的同时，陈熹还在香港和东莞都担任了很多的社团职务。如香港中西区扑灭罪行委员会、香港公益金之友中西区委员会主席等，在东莞、四会、肇庆等地更是捐款资助教育、养老等公益事业。正是由于各方面的杰出贡献，1999年陈熹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铜紫荆勋章，2003年更被授予太平绅士。这些可不是光“贴金”的头衔，每年都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他的话很实在，“说我有钱，我还欠银行贷款呢。但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慈善的事有能力做就做一点。”
　　
　　不是先爱港，再爱国
　　
　　回归前，香港掀起了移民潮，有人甚至将资产全部撤出内地。弟弟妹妹去了加拿大，陈熹也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去任何一个国家移民，但他没有踏出香港半步，并始终看好在内地的投资。“为什么要去别的国家当二等公民？国家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溜的溜，跑的跑，怎么强大？”那段时间，他常常奔走于香港各阶层，用自身的坚定和影响力，团结安定了一批港岛企业家。
　　所有的顾虑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使得港商在内地得到更优厚的待遇，得到了应有尊重。现在，陈熹的两个儿子海外学成，都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回到祖国发展。一个在香港发展，一个在内地帮管工厂。采访那天，赶巧碰上港商聚会，这些鲜少见诸报端的“有钱人”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政策、法规、慈善等话题。问及当初的选择，个个笑着说，你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了！他们不屑那些“回归前不爱国，回归后就突然爱国”的商人，趁着好政策来内地开“皮包公司”、“捞一票”，随后一走了之。“我们爱国爱港，不是先爱港，再爱国。祖国好，香港更好。”
　　采访结束时，走过工厂的宣传栏，陈熹情不自禁唱起了厂歌，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词是他重新填的。我们正纳闷香港人怎么能写出如此“革命”的歌词时，陈熹颇为自得，“这也叫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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