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思维【天使般的耐心　金融家的思维】

　　 　　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杜聪 　　 　　杜聪坐在那里，不说话的时侯，看起来一副憨厚的样子，脸上洋溢着童真般的纯洁。他说话的语速也是平稳缓慢，就像在不经意间流出来的喃喃声音。作为一个记者应该让被采访人说话，但是在采访杜聪的时侯，我却很享受这种默默无语的气氛。在这个时侯，能感受到杜聪的沉稳和深刻。
　　
　　走上救助之路
　　
　　杜聪的中学时代是在美国旧金山市的教会中学度过的，20多年前正是艾滋病在美国刚刚开始爆发的时侯，旧金山是当时美国艾滋病的风暴中心。当时没有人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很多人在无法确诊的病痛中死去。杜聪的一个中学老师就是因为艾滋病死去了，这给中学时代的杜聪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以后的十几年里，生活在美国的杜聪经常经历朋友因为艾滋病离开人世的打击。
　　1995年，杜聪到香港的一家银行任职，当时他就很担心艾滋病会在中国爆发。那时的中国还是充满了对艾滋病的歧视和轻视，认为那是腐败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病，根本就不会在中国出现。然而艾滋病是不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它的魔爪已经伸到了中国。90年代中期，华中地区大面积的非法采血之后，艾滋病在中国爆发。
　　
　　1998年，杜聪的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为了能够为艾滋病的预防做一些工作，杜聪和几个朋友在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会，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包括同性恋、性工作者，做一些预防工作。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创立一个基金会关注艾滋病人，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行善助人上，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投入全部精力到救助孤儿的事业上来。
　　2001年前，杜聪携资金多次到四川、云南救助艾救孤儿。一次，有人提醒杜聪，你最该去的是华中。
　　
　　投身疫区 普渡苦儿
　　
　　杜聪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还记得第一次走访农村的那天,在短短一天之内,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内的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但病危的病人,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风烛残年般的日子。当时还未有抗病毒药物的提供，连一些针对机会性感染的药物也十分缺乏，病人与艾滋病毒斗争之同时，亦普遍有发烧、腹泻、痔疮、疱疹症状，使他们痛苦不堪，情况叫人惨不忍睹。死亡固然可怕，但死得没有尊严更加可怕。虽是炎炎夏日,却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这种恶梦般的景象让杜聪痛苦不堪：“我从未见过一个小村庄里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俯拾即是。”
　　杜聪认识到必须用全部的精力来救人了，他辞去了工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普救众生的艰辛之路。从此以后，他经常在睡梦中泪流满面，时刻感觉到时间紧迫，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怕来不及。”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在中国的各个艾滋病区奔走，另外一半时间，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募集善款。
　　
　　在一次家庭探访中,他坐在一个病危的母亲的病床旁边,问她如果有人愿意给她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她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这个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有人愿意给我的孩子一个读书的机会,我就死得安心了。”就是因为这番话,杜聪决定把救助重点放在救助孤儿身上。
　　民间认为，中国华中地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100万，虽然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当时农村艾滋病感染率是非常高的。据一些当地人说，一些村落的艾滋病感染率,竟达成年人口的40%-60%。而且艾滋病已经从潜伏期转向爆发期，死亡已经掠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当时卖血的农民以青壮年为主，所以这代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是最高的。他们的后代还都非常幼小，这就产生了一大批孤儿或是准孤儿（父母只要有一方感染艾滋病，就已经是准孤儿了）。随着疫情的加重，就会有更多的孤儿产生。目前国家公布的艾滋病人及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为100万，以平均一个成年人染上艾滋病后便导致一个儿童变成艾滋遗孤的比例来计算，那么中国今天便有上百万的艾滋遗孤或准遗孤。
　　杜聪现在最大的救助项目是在河南的上蔡县，成立了智行基金会上蔡工作站，在这里有3148个孩子得到了救助。杜聪以自己低调做事的工作方式，赢得了疫区地方政府的认可和信任，给他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在全国的10个城市，智行基金会有了自己的网点，助学的孩子已经从河南扩展到安徽、山东。
　　杜聪说，“我不敢停下来，而且我知道，未来很多年，我都无法停下来。”
　　
　　
　　效果显著的原居地救助
　　
　　面对如此庞大急切需要救助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杜聪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在最短时间内救助最多的孩子。然而这样庞大的群体和客观情况，很多方案都不能解决问题。
　　例如分散领养或助养，由于当时地方对艾滋病疫情的敏感，根本不可能把数以千计的孩子们带离他们的所在地或将他们的身份公开。即使可以，智行基金会在缺乏民政部门和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不可能找到众多领养家庭。找到了也不可能定期做家访，了解孩子的生活，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督，孩子会面临被虐待，甚至被卖掉的威胁。孩子被领养后生活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最好的解决方案还是让孩子留在原居地。
　　当时很多孩子因为家庭花了不少钱治病或失去劳动力而大批失学，缺乏现金的家庭因交不起书杂费而不能上学。很多孩子尽管父母有艾滋病或一方已死于艾滋病,但因为不是双孤(即父母均离逝)而不符合民政部门传统的孤儿定义,普遍没有得到援助。助学变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疫区建立专为艾滋遗孤而设的学校或孤儿院亦不理想。一来建院办校需要时间，孩子等不了，二来杜聪他们没有办学经验。孩子如在这样封闭式的，纯为艾滋遗孤所设的环境下成长，形同监狱。孩子在那里会分帮分派，称兄道弟，不能完成社会化过程，将来长大后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会产生各种精神心理问题。即使孩子本身没有以上问题，日后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某个艾滋孤儿院长大时，亦会被人歧视，造成毕生难以磨灭的烙印。
　　
　　根据当时当地艾滋病的情况，加上以前杜聪在云南、四川的助学经验，他觉得最稳妥可行并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铺开的方法，是先定下客观和科学的标准（即父母有艾滋病或已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以村为单位，一个一个村地开展工作。为避免孩子之间为了争取有限的受助名额而自轻自贱，甚至从小养成乞丐心态，变得没有尊严，便定下了一个标准，即凡是在该村符合客观条件的孩子都能在不需要申请的情况下得到帮助。佛家所谓“无相报施”。
　　利用当地现有的学校系统来运作和提供教育，可以省却他们建院办校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那些当时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出现大规模退学的学校，濒临破产边缘，杜聪他们的助学也能帮助学校解决经济困境。
　　最重要的，对孩子身心最有益处的是，孩子在学校里跟非受艾滋病影响的学生一起受教育，心态可以更平衡，可以更顺利地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将来更容易融入社会。将来长大后，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从某某普通学校毕业，没有任何艾滋遗孤的标签。
　　
　　他们也应该有未来
　　
　　9月的华中，是收获的时节，田地里的麦子都已经收割入仓了，风中玉米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金黄的玉米也已经到了采摘的时侯。这也是杜聪给受救助的孩子发放助学金的时侯。
　　以往很多团体、个人的救助方式是把资金直接发给孩子，但是这些钱经常会被家长或是其他的人拿走挪为他用，很难真正保证钱用在孩子的身上。为了尽量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杜聪采取的办法是，每个学期先由孩子家长或是亲属把学费交给学校，然后再拿着学校的交纳学费发票到工作站领取等额的助学金。
　　
　　每一次发放助学金，杜聪都要亲自来做，因为这是他和每个被资助的孩子进行交流的最好时机之一。每个孩子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他们都有记录，这样就能掌握他们的学习情况。成绩在前十名的孩子，期末还会得到额外的奖学金，以鼓励他们更好地努力学习。在发放助学金的时侯，杜聪会非常和蔼地和孩子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愿望。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引很多孩子走出绝望的阴影而发愤读书，这是杜聪最欣慰的时刻。
　　在上蔡县，被资助的孩子中有226人正在读高中，很多孩子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还有70多人考上了大学。而且这些上大学的孩子在放假的时侯，杜聪会鼓励他们回来给工作站帮忙，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榜样，看到曾经是自己邻家考上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回来给自己发放物品，做家访，这是对那些还没有上大学的孩子的最好的鼓舞。这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回来帮助这块曾经让自己和家人备受磨难的土地，也让很多基层干部欣慰和感动，从而更好地配合杜聪的工作。这些孩子非常懂事，非常坚强。他们会有很好的未来，这些孤儿是杜聪最放心的。
　　
　　但是，杜聪说能够上大学的孩子毕竟还是少数，不可能三千多孩子都上大学。所以，那些初中毕业，无法考上高中的孩子才是杜聪最担心的，他们就要走入社会，要是没有个好的方向，很有可能这些孩子会走上歧途，因为不同于常人的身世经历，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心狠手辣。杜聪一直在积极地为这部分孩子的未来考虑，他和南方城市的一些工厂联系，介绍他们去那里打工。为了更好地解决他们未来的就业问题，杜聪正在和一些技术培训学校联系，打算把这些孩子送到那里学习，让他们拥有谋生的技能，以便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来。
　　这些孩子的问题，现在是农村的问题，但是杜聪一直认为，这些孩子未来就是城市的问题。他们将来必然会离开农村，去城市里讨生活，要是不掌握一定的技能，在满是欲望刺激的都市里，作为孤儿，没有了任何约束和伦理的顾忌，他们会非常容易迷失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一旦真的走上这条不归路，他们极有可能比其他人还要心狠手辣，更具有危害性。所以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孤儿不是简单的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构建整个和谐社会的问题。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未来，让他们正常地发展，享受正常的人生。
　　
　　杜聪已经不是很担心孩子们的生活保障的问题了，这方面政府、社会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他最关注的是如何让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尽量正常地生活、学习，有正常的心理状态。能够很顺利地融入社会。这个工作可能要做很久。
　　对于海滩上就要死去的无数海星，一个被抛入大海的海星相对于这群海星也许只是十万分之一的存活，但是对于那些被重新送入大海的每个海星个体而言就是百分之百的死地重生。杜聪说：“也许中国有上百万的艾滋遗孤,我们连百分之一也帮不到,但是如果有孩子因为我们的义举而能够重返校园,以后生活因此而有所改善,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值得了。”
　　无论多么漫长的艰辛之路也有尽头的，在那些孩子脸上重新绽放出来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这条路的光辉尽头，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走过这段修远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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