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慰安妇”明天谁为她们的历史作证？ 日本侵略海南纪录片

　　黄一鸣，1960年11月出生于海南三亚的广东印尼侨眷，时任中国日报社海南记者站站长、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曾获海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奖励，出版过《海南故事》、《黑白海南》、《时代映像》、《镜间本色》等摄影作品集，其中2001年作品《移动生命线》获中国新闻奖摄影金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由于采访“慰安妇”，我常常被讲述“慰安妇”故事的恶梦惊醒，失眠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慰安妇”们的悲惨遭遇总是历历在目。
　　目前愿意暴露自己受害身份的老人在全国有35人，而这35人中就有21个集中在海南。2005年5月，我们开始在海南岛境内寻找惨遭日军蹂躏的“慰安妇”。我对“慰安妇”的情况并不了解，最初打算做普通报道，找几个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可以了，但后来发现这些受害老人的受害遭遇、现今情况等等各有各的不同，听得要骂日本人的他娘，更同情这些老人，就想着在全岛找找，就这样，每找着一个老人，她的叙述又催着我去想别的老人在什么地方，不停地去再找、再找、再找。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寻访了陵水、保亭、琼海、澄迈、临高等市县，行程2000多公里，走访了20多个村镇，找到了17位日军“慰安妇”幸存受害者，而21位中的其余4人由于年老和疾病已经去世。
　　采访在极其炎热的夏天里开始，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受害老人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下的加茂镇北赖下村，在一间偏僻的小屋里。老人自己织布、酿酒，过着平静的生活。谁也没有想过，在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背后，这位老人曾忍受过怎样的一种欺凌和痛苦，她是现年80岁的陈金玉老人。
　　我们表明了来意，陈金玉说的第一句话，那段经历，她以前根本无法启齿。1940年春天，日军从藤桥路过加茂侵占了保亭县城，并在加茂河边建立了一个据点，驻扎了一个小队，抓民工开路架桥并种植蔬菜供应据点守军。这个据点距离陈金玉家只有两公里远。“1941年初日军建立据点时，我才16岁，”日军把陈金玉征去当劳工，开始时，她被派去种水稻和蔬菜。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当时陈金玉还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劳工要轻松一些，但要是谁不听话，就要被日军鞭打，当“四脚牛”在地上爬行（“四脚牛”就是日军用战刀倒插在地上，受罚者弯着腰手脚着地，战刀锋利的刀刃刚好抵住腹部。如果敢抬头，就会遭到日军的棒打；但如果累了撑不住，就会被刀刃凿穿腹部丧命）。
　　陈金玉被选当“后勤服务队”队员后，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有一个日军监工天天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当了7天的服务队员后，（记得是）五月节前2天，中午陈金玉和姐妹们正在吃饭，日军监工来到她所在的工棚，唧唧呱呱一阵后，翻译对她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不得不去，害怕被打”，当她一进入日军监视房间，门就被关了……
　　被强暴后，陈金玉非常伤心，趁日军监工不注意逃回家，结果被发现抓了回来。日军就用“四脚牛”来惩罚她，当时16岁的她一会就撑不住了。老人边讲边挽起自己后背的衣服给我们看，后腰上还有明显的被日军棍棒打击的伤痕。老人还指着脸部的几条明显的伤疤说，这些伤疤都是日军用战刀在她脸上划的。
　　日军监工经常换人，陈金玉便一次次被监工、士兵强暴。一起的姐妹的命运也差不多。陈金玉被强暴的次数最多。陈金玉逃跑过又很快被抓回去，日军对她又是一阵棒打，被拉到操场上做“四脚牛”。“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了很多伤口，雨一淋就疼痛得不得了，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了泥水中，动弹不得”，经当时其他姐妹通过翻译向日军苦苦哀求，才保住性命。
　　被日军强暴过多少次，陈金玉无法记清楚了，多则一天两三人，少则一人，就连月经来时也从来没有放过。1945年6月，抗战临近结束，陈金玉趁日军慌乱之际逃到深山，躲了两个多月。日军走后，她才从小路摸回家。
　　后来，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当长工的农民，夫妻感情很好，一直生活到14年前老伴去世。现在她由儿女抚养，其他的生活费用靠卖椰子槟榔维持。回忆那段历史，老人觉得庆幸的是，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成家后先后生了2女3男，现在也能儿孙满堂。
　　
　　
　　林亚金，黎族，1925年生，80岁，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人。1943年10月的一天，她和姐妹们在稻田里被日军抓走，押到什漏村，关在一个小茅房里，第二天就被3个日军轮奸，在什漏村10天有9天都被日军强暴。一个月后林亚金病倒了，才得以回家。之后又多次被日军奸污、轮奸。1951年嫁到罗葵什号村，无法生育，领养了丈夫兄长的一对儿女。
　　
　　
　　郑金女，黎族，陵水县祖关乡弄清村人。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大约有80岁。16岁时在田地里干活，被日本兵抓到一个高山上的军部关押。当天被3个日本兵强奸，并逼她当慰安妇，没多久，趁日本兵不注意时，她跑到一个苗村里躲起来。日本兵追到她家里找她父母，她父母害怕也跑了。郑金女现有2男2女，丈夫2004年去世。
　　
　　
　　蔡爱花，1916年生，现年89岁。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人。19岁那年，驻福来日本兵来东岭村烧村抓人，杀了村长，蔡爱花被抓到福来军部，充当慰安妇。因被日本兵用脚蹬踢腹部，致伤残，常年腰痛和腹腔疼痛。22岁嫁给东岭村委会南进村比她小两岁的李明道。2003年，蔡爱花患上耳聋疾患，如今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林爱兰，1926年生，现年81岁，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人。20多岁时她被日本人抓去，当时汉奸诱骗她“嫁给”日本人做老婆，林爱兰不同意，日本人就用木棍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把她往死里打，晚上就奸淫她。由于她坚决不从，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人打断，造成她至今残疾，不能正常行走。在家里的活动林爱兰就靠椅子，她丈夫去世多年，捡了一个小女孩，今年刚满18岁，初中毕业。生活起居就依赖18岁的养女照顾，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非常艰苦。
　　
　　
　　杨娅榜，1920年生，现年85岁，黎族，保亭城镇什曼村人。1940年春天日军进犯保亭，一个月后，日军巡逻骑兵，在什丙村发现了她，被一个日军翻译强暴。从此之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她多次遭到日军奸污，后来被抓去当劳工。在劳工队，经常有三五成群的日军以检查为名找她们发泄兽欲。其间杨娅榜怀孕生下一个男孩，不幸夭折。
　　
　　
　　谭亚洞，黎族，1926年生，79岁，保亭南林万如村人。1943年被抓去当劳工，关在一间茅草屋里为日军晒盐撮成粉末，或烧酒给日本兵，一次日本兵带她上山打鸟，被日军强暴。回来后经常被一个日本队长奸污，后来被押到大村日军据点，同样遭到多次奸污。谭亚洞还被日本人踢打腰部造成躯体变形长年疼痛，加之双腿浮肿，目前已不能直立行走。解放后经人介绍嫁了人。现在生活还不错，儿子儿媳对她都很好。但因为身体原因，自己干不了什么活就在家里带孩子。
　　
　　
　　卓天妹，黎族，陵水县祖修村人，由于父母没告诉她是哪年生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她说大概有80岁了。她有4个弟妹，当时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只剩她一个，日本兵来抓人，就把她给抓走了。一年后，她躲到大山里逃过了追捕。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心里就很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眼泪马上润湿了已经浑浊的双眼。卓天妹结过两次婚，有四女一男，目前和儿子住在一起。
　　
　　
　　现在的邓玉民生活得很好，女儿、女婿都非常孝敬她。因为女儿女婿种橡胶，所以家境不错，是全村的首富。再加邓老自己也懂得中草药，偶尔还挖点灵芝等草药去卖。在家里，邓老生活得自由自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先后寻访了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蔡爱花、蔡美娥、卓天妹、郑金女、符桂英、林爱兰、陈亚扁、林石姑、黄有良、杨榜、林亚金、谭亚洞、邓玉民等老人。
　　让我讲自己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感觉任何一次印象都很深刻。一走近这些老人，她们的眼神、她们现在住的环境不能不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杨榜在床上拉屎拉尿，嘴里叨唠着骂日本人，她的仇恨没有发泄出来。林石姑当时因为反抗，她的胳膊被日军打断，右手残疾，现今她左手也弯曲着，提不了重物，我却分明觉得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什么时候抓住日本人？”“什么时候赔我钱？”她又聋，人也瘦瘦的，给你的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这次拍摄和我以往的拍摄，给我的感受不一样。以前拍是“啪啪啪”就完了，这次拍得很慢，像雕刻，我知道自己用心了。拍的过程中，我似乎觉得自己不是在拍，而是想用镜头讲这些老人的经历，用镜头把她们的仇恨发泄出来。
　　这次拍摄的目的一方面是引起大家对这些人的关注，保存对日本控诉活的证据，同时教育好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这些老人的经历，因为连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老人至今仍生活在阴影下。但拍摄的过程中，我反而越来越感受到这些老人家很值得同情，她们往往有头痛、腰痛、腹痛、神经痛、肢体残疾等的疾病，从而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和正常的劳动能力。大多数老人现今生活得并不好，没有生育的老人，没人养老，也没有收入，即使有个别老人，村一个月给80块钱，却名不正言不顺，不是“慰安妇”抚恤金，算作五保户，每个月的钱还是一个季度领一次，得老人亲自去领，一个月80块钱就是用来买药都不够。还有些老人，就没人管了，很悲凉；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养着还算好，又受到村里人的歧视，被骂“日本妓女”、“日本鸡”。这些老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有着更多的疾病，也显得更为苍老。每采访完一个老人，我这个40来岁的大男人，确确实实在含着眼泪哭。所以，我更希望能通过我的拍摄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改善这些老人现在的生活。
　　编辑 李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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