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毅是我的精神支柱|喜欢的人是精神支柱

　　 　　在秘书宋柄权大校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孙毅将军的家，抬头望见的便是墙壁上孙毅将军的一幅大照片。接待我们的是孙将军的小儿子孙兢，中等个头的他面色红润，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神情与孙毅将军颇有几分相似。
　　孙毅是闻名的儒将，儿子孙兢在军事学术领域也是屡有建树。他与别人合著的《说三国?话权谋》获全国优秀图书奖，10余次再版，并在国外出版；《军事谋略学》更是写得深刻，启心谋智。
　　你们现在看我挺精神的，谁会想到我曾经是一个几乎被病魔折磨得要死的人呢！多亏有父亲在身边，给我鼓励和支持。可以说，父亲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看到他，我就看到了希望，再大的痛苦也能挺过来。
　　我16岁那年参军，在我军的英雄部队防化连服役。平日的训练中，我穿着不透气的防毒服，经常冲在前面，接触到沙林，氢氰酸，芥子气等毒剂，并多次在侦毒，洗消，战术等科目中获得第一名。训练结束后，我脱下厚实的防化服，从服装和军靴里往往能够倒出汗水来。薄许下是这段经历，不知不觉在我身体里埋下了潜在的病根……
　　1989年5月，我住进了301医院。得的是膀胱癌，那一年，我才36岁。
　　就在我被送进301医院的两个月前，我的父亲也被送往301医院抢救，脑溢血。当时，他老人家85岁。
　　那是春节前夕，父亲应康克清之邀，在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为青少年及教育工作者做革命传统报告。父亲声音向来洪亮，加上激动，就连胡须也在微微颤动。革命年代奋斗的艰辛，在战火生死中缔结的珍贵友谊，还有对祖国青少年的殷切期望……
　　旁边就坐的康克清一直关注着我父亲的讲话，听着，听着，康克清突然看见我父亲向上挥动的右手一下子落了下来，身体“砰”的一声直挺挺地后倒在地板上。她急忙过去为我父亲把脉，喊着“胡子！胡子……”主持会议的宋任穷也赶快上前摸着我父亲的脉搏。陈慕华掏出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塞入我父亲的嘴中，但毫无反应。荣高棠立即拨通了301医院和天坛医院的电话。随后康克清派专车找来医生，我父亲被转入了301医院。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同一所医院，正当我为在生命的春天里，赶上命运的冬天而扼腕叹息、心有不甘的时候；父亲却在生命的冬天里，为迎接命运的春天而坚持不息、顽强不懈地与病魔抗争。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住在东院的我，每天晚上通过地道来到父亲所在的西院康复楼。当时的父亲还躺在病床上，不能多讲话。我就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静静地看着父亲；而老人更是目光深情地望着面前的我。我这些年来的身体状况，父亲是很了解的。和父亲相对而望，虽然无语，却胜过有声。经过精心地治疗与调养，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就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锻炼:躺在床上时，父亲时常挥动着胳膊，舒展筋骨；吃饭时医生不让动，可父亲硬是不许喂，要自己起来吃；小便时本有护士照顾，可父亲一定要自己去，于是我一手扶住父亲插满输液管的手臂，一手拿着输液的吊瓶，陪着父亲上厕所……
　　用不着多说什么，父亲的行动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父亲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任何艰难困苦都难以摧垮。尽管我重病在身，当时生死未卜，曾经有一段时间心情糟糕到了最低点，但是我一看到父亲，就看到了事物光亮的一面，想到了积极的东西，内心充满了力量。
　　父亲这次因为讲话过于激动而导致的脑溢血，昏迷了3天3夜，后来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就痊愈了，回到家里父亲照常工作，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就连301医院的专家们都说，首长这次倒下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站起来，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而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则更是个奇迹。
　　
　　父亲的身体康复后，了解了我的病情，为了增强我战胜疾病的信心，父亲对我说道：“兢兢，爸爸为你破个字。就是‘兢’字，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由两个‘克’组成：一是克敌，二是克己啊！这是人一辈子都难以避免的事情，克敌容易克己难，一个人如果战胜不了自我，又怎么能够消灭敌人呢？癌症就是你的敌人，但最大的敌人却是你自己，战胜自己才能战胜病魔……”
　　从此，我努力调整心态，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我选择游泳这种全身放松的运动形式，开始的时候每天游上50分钟，后来是20分钟，风雨无阻，发烧感冒也要骑着车去。冬天有时候就在没冻结实的湖面，刨开冰下去游几分钟。15年来，除极个别的情况外从不间断，甚至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我也学着父亲练字，颐养性情，每天都定时临摹字帖，站着挥毫泼墨，一写又是十几年。在锻炼之余，我还尝试着做了一些收藏，陆续把参加活动的上千件请柬收集起来，仅签名的就有几百枚，其中还包括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签名等高规格的物品……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彻底的好转。
　　多年来，我饱受胃穿孔、肾结石、膀胱癌这3种疾病的侵扰，前两个把我疼得要死，后一个几乎让我打心底里绝望。但比起父亲来，我觉得这些算不了什么。晚年父亲一次患脑溢血，一次病重医院怀疑是肺癌，两次胃穿孔，紧接着又是骨折，2000年截肢，这接二连三的病痛、手术对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我亲眼看着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挺了过来，异常坚韧、乐观。
　　我和父亲共同经历过生死的磨难后，感情更亲了，也更愿与父亲接触了。从1993年4月9日到2003年4月11日的10年间，我每天都要拿着小塑胶锤为父亲敲背敲腿，中午一次，晚饭后一次，各50分钟，节假日也不间断。光小塑胶锤就换了几十个。我一边敲腿，父亲一边看报纸、看电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1955年授衔之前，我父亲向组织上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以。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超出我的奉献了。”最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我父亲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文革”浩劫后，我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然而父亲却头一个向他所在的党组织写了一封辞职信。那年秋天，父亲又在总参党委的一次会议上，对着总参党委书记、总长杨得志，几次恳求辞去总参顾问的职务。父亲是这样说的：“总长同志，请理解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情，批准我的请求吧。” 杨总长与我父亲曾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长征路上，他们在一个部队领兵杀敌；平型关大捷中，哥俩并肩参加了消灭日本鬼子坂垣师团精锐的战斗。听到我父亲的这番话，杨总长什么也没说，只是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我父亲非常欣赏一句古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得失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我想，这也是父亲一生真实的写照。
　　2001年5月，在我父亲97岁生日的前一天，父亲将自己多年来的人生感悟亲笔写成家信，送给我们每个子女人手一份，上面写着：“一、胸怀远大，精神愉快，名利地位观念彻底打破之后，在个人精神上获得长期愉悦之感，此点特别重要，慎之勉之；二、加强锻炼，保持健康，健康长寿，始于足下；三、持之以恒，不能间断。”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父亲的指引下，孙兢一路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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