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仅在于山水之间吗 中美货币战争: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

　　在2010年10月8日至10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日本也因为不堪忍受汇率升值逼近历史高位带来的压力，终于在10月15日出手干预外汇市场；韩国、巴西、英国、印度等经济体也已经或正在考虑干预本国的汇率走势。一场国际汇率政策的冲突气氛顿时弥漫开来。而在之后的10月23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了《联合公报》，达成了：减少汇率“无序波动”、“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促进经常账户平衡的共识。该项共识对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的风险起到了镇静和冷却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财长盖特纳却在G20峰会上提出：为保证贸易顺差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对各国汇率调整进行制度化。盖特纳的这一提议，是在拉拢G7其他成员国的背景下提出的，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因此，这又为中美双边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再度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中美货币之争对双方，尤其是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醉翁之意到底指向何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在中美货币之争中是否适用?
　　
　　对全球货币金融形势的基本判断
　　
　　目前的货币之争，并不是全球范围的货币问题，而主要是中美双边的“局部”摩擦。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爆发的贸易战、货币战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但与当时以邻为壑的汇率竞争性贬值不同，目前的情况还相对稳定，并处于可控的状态之中：其中，近来日本强势干预日元汇率，其用意并非以扩张出口、转嫁危机为目的，因此并不具有攻击性；而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特别是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并对欧元大幅升值，有效汇率水平更是在上升之中；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对通胀深恶痛绝的传统，因此，也不会以可能的通胀为代价而主动采取汇率贬值的做法来提振经济。而其他一些经济体对汇率干预进行的考虑，也只是一个构思，尚未成为事实。最后，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也不会拿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来做赌注，进而放纵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短期内，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全面贬值将对其自身的货币地位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美国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只是美元对人民币的局部贬值。因此，如果真的有货币战争，也不会是全球性的，至多只是中美之间的局部性摩擦。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
　　
　　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最多地来自于贸易领域。由来已久的中美汇率之争，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两个有趣的历史实验作为比较：
　　第一个观察：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8年中期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在此期间，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17％左右，之后开始处于冻结状态；而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也大幅升值12％，并且升值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初。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这几年中都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比2005年增加了50％左右。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充分条件。
　　第二个观察：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一直保持冻结状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在2009年末比年初贬值了约6.2％。相反地，在这段时期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冻结，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贬值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却分别录得了12％和16％的负增长。2010年中期以来出口虽然有回升之势，但后市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在上述两个观察期，可以注意到，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至2008年中期，正是美国经济处于相对景气的周期；而在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居民的存量财富一度缩水13％，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直至后来转为艰难复苏状态。可见，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这与姚枝仲、田丰和苏庆义(2010)①的研究也是相吻合的，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短期收入弹性大约为2.34，而价格弹性大约为-0.65。这个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与国外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意义上国外收入的1％变化，将引起中国出口2.34％同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动从而价格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却相当有限，一般意义上人民币汇率l％的升值，将引起出口数量0.65％的下降。后面这个数量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价格的上升幅度，将超过相应出口数量的下降；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甚至将会导致出口金额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在第一个观察期所看到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萎缩，但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从国际收支恒等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居民继续维持现有的高消费一低储蓄模式，则美国必然需要进口国外的商品，来弥补国内总供给的缺口，从而维持贸易赤字的状态。只不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因此，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无助于美国贸易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内部也多有争论：201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表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实际上不会对美国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美国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相反，短期的汇率调整甚至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波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者布兰查德也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中美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异，美国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压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于解决美国1500多万人的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弱化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通胀的抑制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国会政治家试图帮助的中产阶级。综上可以发现，国际机构和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将有助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好转。相反，在美国总需求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在短期中不但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还将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引发和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从而可能使美国经济再次陷入“滞胀”的境地。
　　
　　美国政府非难人民币汇率：
　　选举政治的无奈之举?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 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在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工会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会员人数达85万人之众。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Alliance，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在2010年7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还提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使其低估40％；因此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打击中国汇率政策。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能够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因此，工会组织在美国的总统和国会大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会组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能力也相对较强。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政府非难人民币汇率：
　　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一度成为我们的信条，并成为某一段阶段的时代精神。但这种很容易在国内获得市场的非理性精神，却很容易被利用。余永定研究员2006年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了这种危险。美国事业研究所(AEI)是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高级研究员斯瓦格尔(PhillipL.Swagel)，在2008年前后，他还曾在前任的布什政府中，出任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副部长。他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请注意这里的时间顺序)中分析道：“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地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鉴于斯瓦格尔的身份非常微妙，假设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用意；而与此同时，中国如坚持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那么事情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个结果，人民币汇率顶住了升值压力，而“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第二个结果，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维持不变，汇率升值压力转嫁到其他领域；而在这盘围棋当中，汇率之争将沦为美国手中的“劫材”。因此，应警惕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做法，避免“为了反对而反对”。与此同时，中国更需要理性的判断标准，用真正独立思考的精神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利弊，从而决定当前的政策选择。
　　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这种经济结构是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尤其在国际贸易、汇率冲突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将更为严重。具体而言，2008年中国出口占GDP比例高达33.4％，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和17％，德国的比例虽然较高，但其出口主要集中在欧元区内。从全球顺差的分布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整体的26％，比同期德、日两国占比之和还高了2个百分点。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而从短期来看，中国应该排除国外政治因素的干扰，积极、稳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将短期政策协调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对话与协调，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和支持；同时在根本原则上坚守自己的立场，并对可能的威胁要予以有效的反制，并且要让冲突各方对后果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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