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峰会为何变成气候变化峰会?】 全球气候变化教学设计

发布时间:2020-03-19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八国集团峰会刚刚在德国闭幕,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最引人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各大国都有备而来,德国作为此次八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积极推动要在峰会上就温室气体排放达成量化的减排目标,美国在布什出席峰会前,发表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日本则提出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2050年前减半的“安倍倡议”,各大国围绕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问题各持己见。气候变化问题为何成为专门讨论国际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八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气候变化问题为何会提上国际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提上国际政治议程
  
  早在1992年,国际社会就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同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首次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且在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
  但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日益成为许多双边和多边外交中的重要甚至核心议题。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气候变化与中东问题成为年会的核心议题。欧盟春季首脑会议首次专门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并通过了《欧盟关于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目标》的政策文件,倡议在2012年后建立新的全球减排目标和制度。随后又单方面宣布“三个20%”的目标,即承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其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由目前的6.5%提高到20%,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英国则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限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更为引起关注的是,4月份,在英国积极推动下,作为负责全球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今年八国集团峰会和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的核心议题。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几乎所有重要的多边会议和组织都要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也将于今年底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届时将讨论2012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的框架与方向。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期则发出倡议,要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在出席今年9月份联合国大会前举行高级别会议,专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可见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成为学者和民间研究关注的话题,而且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家交流时不可缺少的话题,气候变化问题也不再是单纯的气候学问题,而日益关系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并已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话题。
  
  气候变化问题为何骤然升温?
  
  气候变化问题升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导致各种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如去年欧洲出现的几十年来的异常高温,一些国家发生异常的洪涝灾害、飓风,全球海平面上升等。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发表的由2500多名世界顶级科学家共同完成的第四份初步评估报告认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有效控制,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4摄氏度,届时,可能有11-32亿人面临饮水困难,每年2-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气候变化问题升温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与1997年通过的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京都议定书》有关,该议定书虽然规定了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参照,应在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5.2%的目标,但该议定书对2012年“后京都时代”各国减排目标没有明确规划,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尽快对此进行协商,出台2012年后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机制。因此,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倡议和提案,以争夺后京都时代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主导权。如欧盟提出了《欧盟关于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目标》的政策文件,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美式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日本和加拿大分别提出了不同于美欧的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安倍倡议”和《清洁法案》。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本来是一个环保问题或者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由于一些西方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目标,不断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力图效仿在全球推行民主与人权的做法,把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树立为全球唯一的标准方案,并力图强加给别国,通过高举气候变化旗帜来压制竞争对手,占据“道义”制高点,树立国际形象。一些国家还把气候变化与贸易挂钩,变相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有的把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问题结合,为其能源战略服务,争取在未来能源合作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权。气候变化问题被一些国家拿来作为新的“道义大旗”,进行泛政治化后,只能使气候变化问题“越变越复杂”,不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美欧对峙
  
  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高度重视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危害性,但由于自身所处的具体国情不同,各国在如何看待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速度、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此次八国集团峰会上,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八国集团中,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英法德意等国,由于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比例较大并拥有较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其工业化程度较高,已经走过了大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的阶段,因而四国坚决主张各国在2012年后京都时代达成量化的减限排目标,提出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并积极游说敦促美澳及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接受该量化减排方案。
  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制造业较为发达,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排放总量都高居榜首,担心减排对本国经济造成大负担,因此,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认为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还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反对欧盟的量化减排、限排目标,倾向于将国际排放贸易作为核心机制,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推广、开发清洁能源等方式来缓解气候变化,力图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优势来控制国际气候变化的主导权,同时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未承担减排义务为由,拒绝承担量化减排目标。美国特意选在布什出席八国集团峰会前,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根据该战略,美国将邀请全球十几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从今年秋天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并争取在2008年年底前共同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力图在目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外,“另起炉灶”,建立起由美国主导而不是欧盟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
  日本和加拿大态度一直比较暧昧,在温室气体减排立场上游离于美欧之间。一方面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难以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两国又迫于内外舆论,想树立国际形象,谋求在未来气候变化制度上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日加两国分别提出了不同于美欧的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安倍倡议”和《清洁法案》,其目标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一半,但两国把这样的目标界定为总体目标,反对给各个国家确定具体量化目标,同时更多把此目标作为一种倡议和自愿承诺,而不是强制性约束。这种方案既与欧盟强制的量化减排目标有别,又不同于美国的自愿承诺。
  正是由于各方立场不同,因此,在八国峰会上,欧盟提出的全球温室气体减半方案难以获得其他四国同意,最后作为妥协的产物,八国同意“认真考虑”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0%的建议。
  
  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还召开了八国与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话会,气候变化也是对话会的核心议题。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五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认为,后京都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另起炉灶”。发展中国家认为,目前的全球气温升高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工业排放所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发达国家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率先采取减排行动。现在发达国家大都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正在实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温室气体的减排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可发达国家不能因此转过来要求刚进入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明确的减排目标。同时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是最主要的任务,主张未来的气候变化制度应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基础上,“减排”不应阻碍“减贫”,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应该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接受能力,而不应提出量化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如果真心关心全球气候变化,就应该不仅切实履行好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还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能力建设,并切实履行《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转让环保减排方面的先进技术,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保持经济发展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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