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是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外在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碰硬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软对软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个判断“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当前我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中，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和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我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塑造，越来越需要文化的力量来支撑。
　　
　　一、文化是塑造国家形象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有力支撑。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及其影响力，当然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优势、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但也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影响力增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文化对于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文化是民族精神外化的表现。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大大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所以，世界各国无不试图通过展示文化来塑造自身形象与释放影响力。19世纪美国崛起时其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文化与信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衍变及其国际形象的树立影响巨大，在他们的帮助下，催生了美国理想主义流派――即所谓的“威尔逊主义”。现在美国作为头号发达国家，处处利用其文化强势影响世界，从好莱坞大片和CNN电视节目，到遍布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广告和麦当劳文化，无不让人感觉到其“超强的文化帝国”的形象。布热津斯墓在《大棋局》一书中说：“不管人们对美国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文化具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对国际奥运会举办权各国之所以争夺的如此激烈，且在争到手后又都不惜重金来精心操办，其用意无不都是为了通过举办奥运会这一文化平台，来打造本国良好的形象。
　　二是文化通过作用于国家外交，以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影响力的发挥。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宣示不仅关系到要让别国了解这个国家对某一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也是建立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定意义上说，国家形象是国家对外政策传播和外交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与外交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文化不仅作用于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渗透在外交手段和风格之中。一个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和手段、风格，无不带有一个国家文化的烙印。
　　我国无论是外交政策、外交战略还是外交风格，都蕴涵着历史文化的养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我国多年来形成的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不畏强权、主持公道，平等待人、说话算数，沉着冷静、处变不惊，以理服人、不卑不亢的外交风格等，这些都与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以及反“霸道”、行“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行、行必果”等思想理念的精髓所分不开的。可以说外交的形象反映的也是文化的形象。
　　
　　二、目前制约我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及原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随着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同在逐步上升。而且呈现出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对经济增长的认同，到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同，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再到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的认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理解乃至支持、赞赏。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和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尚不相称。而且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和利用国际资源，势必需要有更好的认同环境、舆论环境和合作环境。
　　对我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造成负面的障碍主要有：
　　一是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中国始终是国际舆论格外关注的对象，中国有点什么“事”，往往会在国际上尤其是被西方媒体炒得火热。令人奇怪的是，在一波一波“热炒中国”的舆论中，国际社会却很少听到当事者自己的声音。不是中国有意要保持沉默，而是我们向世界发出声音的能力或者能在世界上叫响的能力，与西方相比确实有着较大差距。除了数量对比悬殊外，我们的媒体还存在着时效性、穿透性的落差。
　　二是西方对中国“妖魔化”的宣传，蛊惑了公众的视线。已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的一些西方媒体，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极为偏见的。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涉及中国的文章，从标题上来看，负面的占1／2，中性的占1／4，稍积极一点的占1／4。如果按文字篇幅来统计的话，90％以上是负面的。在这些文章中，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文环境、对外关系、领导人形象、老百姓风貌等等，均被歪曲、丑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相当程度被它们“妖魔化”了。在我们接待的不少国外来访团中，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根本不像西方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三是“中国威胁论”版本不断翻新，且有一定市场。在中国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进程中，中国的形象始终被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侵扰。冷战后，国外“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花样翻新。最近五角大楼和“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先后抛出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和《美中安全评估报告》，首次以所谓“实质性数据”指认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而且对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把人均国防开支大约只有20美元的中国，硬说成会对人均国防开支达1540美元的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四是苏东剧变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阴影依然存在。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失败以及社会制度的剧变，不仅使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滑入了低谷，同时也使不少人对共产党执政、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蒙上阴影。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执政就是“独裁”、“暴政”，社会主义就是“落后”、“贫穷”，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没有“人权”、“自由”。尽管苏东剧变过去已经十多年了，但在不少国家，“恐共、疑共、嫌共”的社会心理依然普遍。他们对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存有疑虑。
　　五是受西方豢养的一些海外“民运”、“台独”、“藏独”以及“法轮功”分子的反动鼓噪。这些五花八门的所谓“异己分子”，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庇护下，不时以恶毒的语言、极端的方式、鄙劣的手法来丑化自己的国家。尽管这些人形不成太强的势力，但他们对国家形象的损害相比西方敌对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 题，经常被西方媒体恶意放大和歪曲宣传。在报道手法上，大量运用煽动性甚至污蔑性的语言和图片。如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画的是五星红旗上凸显的SARS病人的肺部阴影，文字标题是“病毒国家：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类似这样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在西方媒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
　　产生上述这些负面障碍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遏制中国发展的需要。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只要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不可能客观友善地看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强盛。
　　二是意识形态的鸿沟。从根本上说，只要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尽管在处理国家关系(包括党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时，我们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但一些西方国家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不仅不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往往还带着浓烈的意识形态有色镜来看待问题，仍然还沿用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
　　三是我国在对外宣传方面处于弱势。全球信息发布总数中发达国家要占到76％以上，中国所发布的消息所占的比例相当少，就在这很少的比例当中，还有将近80％的原始消息来自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上中文的消息只占4％，还包括了新加坡等使用中文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作品上，中美两国的输出输入比大概是1：14。书刊贸易每年进、出口额差距在10倍―15倍。影视业，美国大片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效益，可是中国的电影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却很难得到有效的传播。
　　四是文化传统存在差异。大到外交政策，小至交流习惯，都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观察事物，美国人比较关注于位于该事物中心的与已有关的事，中国人则更倾向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注重事物间的联系。美国对外的霸权思想，与其基督教文化中的“救世主”使命观分不开。这样的文化，使美国人天生就有当“世界领袖”、拯救世界的“使命”。中国儒教文化传统，讲的是“礼之用、和为贵”，提倡“以德化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这样的文化，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
　　五是在对外交流中存在忽视或损害国家形象的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持久，每年有2000多万人走出国门，对外交流已非常广泛，任何行业甚至劳务人员皆以中国形象呈现世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除了综合实力增长、外交作用发挥等密切相关外，也与国民的行为密切相关。比如在公共场合言行得体、遵守规则。而像乱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语言不文明等行为，虽是些小的陋习，但也会影响国家的形象。有一位韩国留学生曾在网上写道：“我们的大多数礼仪制度，人文思想都起源于伟大的中华文明。所以我以前一直把贵国当作全亚洲真正的‘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可当我真正来到贵国后，却发觉我想错了。贵国在一些基本的礼仪和道德上甚至还远不如那些比贵国贫穷得多的国家。”这些话较为尖刻，但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年来，像“一口痰”影响了一桩大的合作项目、“一桌酒席”吓跑了满怀希望的投资者，这类的事情时有耳闻。其实，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形象。
　　
　　三、重视对外交往中的文化因素，塑造好受世界尊重的良好的大国形象。
　　
　　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塑造，主要依托国际交流的平台，并主要靠对外交往的行为来打造。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既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本国对国际社会最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地方。在国际交流中，文化具有特殊的灵性，经常是“文化通了，一通百通”。因此，要重视提升对外交往中的文化含量，这对于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十分有益。
　　第一，要把蕴涵在我外交方针政策中的中华文化本质，不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且要在政策解读中宣示出来。我国具有举世敬仰的优秀历史文化，如今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针、原则和方式、手段、风格，无不渗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宣示不仅关系到要让别国了解这个国家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也是建立一个国家对外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时政策的宣解，只从利益或政治层面讲，可能不一定说得透，而从文化上来解读，却能打动人。多年来，我国领导人在宣解对外方针政策时，也非常注意运用文化的感染力。胡锦涛主席今年9月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对“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了非常生动的解读，他说：“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宝贵。‘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无论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给有关国家和人民带去的都是加强交流合作的诚意，传递的都是增进友好情谊的心声。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切身经历和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任何民族都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本民族的发展目标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这么说，十分令人信服。去年，“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有35个国家的80多个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派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上曾庆红副主席致辞，开篇即用文化的纽带，拉紧了与会者的情结。
　　第二，要善于做境外传媒的工作，借助外力来争取更多的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国际上一些重要媒体的报道和时政评析，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的认识、看法和态度，而且在报道时以哪些问题为侧重点及评论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式，选取什么观点的讲话和文章，都影响着公众舆论对国家形象的评价和定位。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缺乏客观真实。但我们仍要下工夫妥善地做好国外媒体的工作，尤其是记者的工作。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这么做了。回想当年的美国记者斯诺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等，正是他们的文章和报道，才使世界真实了解了中国的红军和革命。现在不少外国记者也是怀有良知、尊重客观现实、遵守职业道德的，只要善于做他们的工作，是可以争取他们客观友善地报道中国。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来宣传中国，可能比自己说自己效果更好。
　　第三，借助我国经济影响力扩大的优势，增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中国的文化也应借助“中国制造”的张力，阔步走向世界。重点是要把媒体外宣和文化交流这两盘棋走活。媒体外宣(包括影视、广播、书报)，既要增强传播的技术手段，又要改进传播的方式内容，使国外受众既看得到、听得到、读得到，又愿意接受。文化交流，不仅是加强纯文化艺术的交流，而且还要加强各层面(精英和大众、学术和民间)、宽领域(各文化门类)、多样性(交流形式)的交流。使丰富多彩、底蕴厚实的中华文化活跃于世界舞台，充分展现出我们泱泱大国的文化实力和优势。
　　第四，大力培养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对外交流队伍和人才，利用多种渠道加强对外交流。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行业和领域的不断扩大，善长在国际上开展交流的队伍和人才日益显得不足和缺乏。尤其是交流当中要加大文化的含量，这就更需要有高素质的交流人才。因为，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交流。这样高质量的交流小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大到左右国际关系。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对外交流人才队伍既关键，又紧迫。我国对外交流的渠道不少，有党和政府的，也有社会和民间的：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各个渠道要相互配合、形成交流的合力，同时，又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交流的特色。
　　第五，要全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不回避存在的问题，按国际惯例，妥善处理好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件的外宣。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全力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了，我们在外交上就可能更加游刃有余、纵横捭阖。从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博弈关系来看，我们全力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减少不利于我国形象宣传的“话柄”。当然也不要回避存在的问题和所发生的公众事件。要善于按国际惯例，妥善处理好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件的外宣工作，既体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又能让客观真实的事件真相先入为主地公之于世。最近，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发布新闻，宣布自2005年8月起，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这可以看作是为做好自然灾害事件的外宣工作所开的一盏政策绿灯。所表明的是，我们在对待这类问题的处理上越来越成熟了。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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