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苦求乐_苦中求乐勘界人

　　中越勘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里记述的是我在中越勘界工作组工作和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趣事,希望在博您一笑之后更能从中对勘界工作的艰辛和边寨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怪人”杨晓东
　　杨晓东是勘界组的医生，是土生土长的哈尼汉子。曾有江城的记者以《“怪人”杨晓东》为题在《思茅报》上发表文章，说他吃田螺连肉带壳全吃下；说他一顿饭能吃下一罐头本地小米辣；说他三分钟内能把一只鸡宰杀清理好煮进锅里；说他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而平日里却总是衣冠楚楚。我们的确看见他再热的天至少也穿一件长袖衬衣,长裤皮鞋就更不用说了,高兴了就连上界爬山都还系着领带呢。他在我们勘界工作组中的确有其独到的风格。
　　记得测量7号界碑那天，苍蝇蚊虫特别多，在我们头上“嗡嗡嗡”地叫个不停，每个人头顶上就像盘着一团黑云，挥不去，撵不走，抽烟熏也无效。更可恶的是蜜蜂，在你不动的时候，它们就从领子、袖子、裤管爬进去并随时准备蜇你一下；当你感到有东西在身上爬，或是站起身来走动的时候，受惊吓的它就咬你一口。几乎每个人都被蜜蜂扎过，最多的一个人身上被刺了好几次。中午吃饭时，又有蜜蜂飞来爬在咸菜干巴上。吃得正高兴的杨晓东忽然张大嘴巴叫我们帮他拔刺，我们真的在他的上颚找到了一根蜂刺并把它拔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吃蜂子。在我们半信半疑的时候，只见他用筷子夹起一个爬在菜上的蜜蜂放进嘴里，牙齿急速动了几下，喉头一闪咽了下去。就在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总结了：“吃这个东西速度要快，一放进嘴里就要把他嚼死，慢了就会被它叮到。”
　　在竖14（1）号界碑的时候，螃蟹寨的人刚把界碑抬出去两三百米，就说抬不动，撂下界碑返回了寨子。这时候，勘界组大部分人员已去中越边界塔糯河14（1）号界碑位置与越方会面，只有杨晓东等几个人在填坑垫路。杨晓东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想到在边界等着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越南人，怎么能让越南人看我们的笑话呢？他没有片刻犹豫，单枪匹马“杀”入螃蟹寨，找到抬界碑的人，劈头就问：“是哪个说不抬界碑的？”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五大三粗、染一头黄发的小伙子：“是我，怎么样?”口气硬邦邦的。杨晓东并不跟他们讲大道理，直接就“剑出鞘”、“枪上膛”：“我叫杨晓东，有种的来跟我掰手劲，如果你们输了就无条件地跟我去抬界碑。”前面七八个人都输给了杨晓东，最后是黄发小伙子，经过一番较量，赢了杨晓东。杨晓东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还留了一手：“右手算我输了，再来左手。”结果左手杨晓东赢了，双方打成平手。杨晓东又叫人拿酒来，倒一大碗放在自己面前，再倒一大碗放在黄发小伙子面前，说：“来，干杯！”这次，小伙子胆怯了。杨晓东不再说话，先把自己的一碗一口气干了，又端起另外一碗一口气也干了，抹抹嘴说：“不用再说什么了，抬界碑去。”来到界碑前面才得知，原来抬不动的原因是绳子的栓法不对。重新栓过绳子后，杨晓东抬起第一杆走在最前面。界碑抬到了目的地，杨晓东一屁股坐在地上，要了一根烟点上，伴随着喷出的烟雾讲述完以上的经过，最后说：“哎呦嘿，今天是勘界以来最累的一天了！”说这话时，一大股酒气从这个哈尼汉子的嘴里喷了出来。
　　“怪味儿”哈尼豆豉
　　哈尼豆豉是用做豆腐时滤豆浆剩下的豆渣捂臭以后加上佐料晒干制成的。它闻着臭，吃着香，做菜食用非常下饭，放上调料更是风味独特。我们勘界组的食宿都安排在整康坝哈尼女老板马云珍的阿迷车酒楼,餐桌上自然少不了老板娘亲手做的哈尼豆豉。从四川成都来的几个同志一开始不习惯,说这么臭的东西怎么能吃?可时间长了,他们也慢慢地体会到了其中独特的风味,而且还居然上了瘾。每当雨季停勘回到成都,他们都说想我们的时候,想整康坝的时候,就会想起哈尼豆豉。
　　整康坝虽是弹丸之地，但随着橡胶业的开发，这里就日见繁荣。是绿色的胶林使这片土地逐渐生动起来，是白色的胶乳使这方人民逐渐富裕起来。在加工橡胶时，整康坝闷热的空气中就会弥漫着一股臭味儿，被当地人称作“胶粑粑味”。不像我们本地人对身边的东西已较麻木，成都来的同志就能从中捕捉到灵感，他们闻着胶粑粑味说：“嘿，这个味和哈尼豆豉是一样的嘛！”从此以后，一旦有胶粑粑味飘来，我们勘界组的人员就会相互打趣：哈尼豆豉味，哈尼豆豉味。
　　又是一阵胶粑粑味袭来，而我们从中咀嚼到的却是一股哈尼豆豉特有的芳香……
　　“小工”刀科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阿迷车酒楼的小工也是一样，走马灯似的换。酒楼经常保持两个人，当然都是女的。从2002年底我们勘界开始到现在两年的时间，该酒楼的小工进进出出已有十几人。由于勘界组长期食宿在阿迷车酒楼，马云珍早已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她的小工自然也不见外。每当我们从山上回来，她们便问寒问暖、知冷知热，有时也开不荤不素的玩笑，算是给我们单调的勘界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
　　可是有一个“小工”自我们勘界以来却一直没有换过，而且还是男的，他就是勘界组的行政副组长、思茅市外办邻国科科长，姓刀，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刀科。刀科既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也和我们一样上山，但回来后他就比我们辛苦多了。先到厨房安排我们当晚的吃饭问题，吃完饭又要和马云珍结清当天的饮食账，并安排好第二天的早点和需要带上山的干粮。每天早上，除了马云珍，刀科起得最早，他先烧开一大锅水，让每个人都把水壶灌满，再灌满那些热水瓶提到每个人的房间；有临时接待任务的时候，他除了策划安排，还要亲自理菜摆碗。总之要让大家高兴，让大家方便，让大家精神饱满地投入勘界工作。
　　当停勘一段时间再回来，马云珍见了刀科就嚷：“哎呀刀科，我们最想你了！你走以后，我家小工连开水都烧不开了。”我们就跟着刀科帮腔：“那你得付刀科小工钱哪！”马云珍终究是老板，脑筋转得飞快：“付刀科小工钱那就见笑了，他可是高级小工，应简称高工啊！”
　　“怪俗语”：
　　炒好的荞菜不会吃
　　驾驶员魏师傅虽然体胖，但走山路比谁都厉害。停下车子，再远的路他也要跟我们一起走，他自己解释说是为了锻炼身体。
　　几天的连阴雨，天刚一放晴，我们就抓紧时间上界。车行至中途，不想公路因下雨而被塌方堵塞，我们只好下车步行。等魏师傅收拾妥当车子，我们已经走出了一大段，他只好沿着公路小跑着追赶我们。他接连超过了两个拉着牛的妇女，魏师傅边跑边想：这两个妇女和牛怎么长得这样像？心里正纳闷着，前方又出现了一个拉着牛的妇女，他跑到跟前仔细一看，其实三次遇到的都是同一位妇女同一头牛。莫非是大白天见鬼了？他细问究竟，这位妇女答道：“大路弯弯小路直。你走大路，我走小路，当然我更快了。你是炒好的荞菜不会吃。”强汉跑不过地头妇，这下魏师傅不敢再跑了，老老实实地跟在妇女和牛的屁股后面，听着清脆的牛铃在空旷的山野中叮当回响，品味着她说的最后那句哈尼俗语。
　　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跟魏师傅开玩笑：“魏师傅，你是炒好的荞菜不会吃呦！”魏师傅也总是笑眯眯地答到：“我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
　　江城“失身”
　　绿春“失足”
　　在中越勘界工作组中，我的汗水绝对比别人流得多。这倒不是说我干得比别人多，只是因为我汗大，行同样的路，爬同样的山，必然是我的衣服比别人的衣服先被汗水打湿。
　　江城和绿春的勘界工作归中越陆地边界联勘第一组负责。在江城的时候，每天上界爬山，我的上衣都会被汗水湿透，于是我便自嘲说：“没有办法，只要上界，我就会常常湿（失）身。”不想到了绿春，山更高，坡更陡，路更险。从新寨到大马角再到牛龙，几个寨子相互都能看得见，似乎连喊话也能听见，但走起来却要三四个小时，而且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坡。先是一直向下，哪里低往哪里走，直到河沟你也别奢望能有一段平路可走；跨过河沟，又一直向上，哪里高往哪里走，一趟走下来，汗水不仅湿透了我的衣裤，而且打湿了我的鞋袜。于是，我又自嘲道：“到了绿春，我不仅常常湿（失）身，而且还要湿（失）足，看来真要多多加强锻炼，不然就会落伍了。”
　　“红衣”香妹
　　就在我们快结束江城段中越勘界的时候，阿迷车酒楼又来了一个小工,叫香妹。香妹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腼腆少语，但做事麻利，勤脚快手。我们从马云珍嘴里知道，香妹今年十三岁，是甲马河寨子人，父母超生丢下了她，可怜的香妹就靠舅舅抚养至今。香妹小学毕业就出来做工了。问她怎么不继续读书，香妹说舅舅供不起；再问她别的，香妹就低头不语，眼神里含着忧伤。香妹奇怪我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总住在这儿，而且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我们告诉香妹我们是在搞中越勘界，在两国边界上竖界碑。但香妹却听得一脸茫然，怎么也不理解。
　　有一天测量界碑，我们带香妹去了。看得出香妹很高兴，特意穿了一身红衣服。走在山路上，香妹的活力显露出来，一扫往日寡言少语的样子，蹦蹦跳跳地采山花，追蝴蝶，还唱起我们听不懂的哈尼山歌，稚嫩的声音跟鸟鸣声一起传得很远、很远。爬上山顶，一看到我们平时给她讲过的界碑，香妹就跑过去，抚摸着光洁的花岗石碑面转圈，一副很好奇的样子，她弄不懂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把一块大石头搬来竖在这么高的山上。蓝天绿地之间，香妹似一团红色的火焰在跳动。当我脱下汗湿的外衣转身看到这一幕时，我定住了，眼前的画面和一些不能算是简单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蓝色的天空，碧绿的群山，神圣的领土，庄严的界碑，红衣少女，失学儿童，贫困的山民，我们正在做的事业，祖国的未来，世界的进步。此时此刻，我眼含热泪，感慨万千……。
　　（作者单位：云南省江城县政府外办）
　　（本文责任编辑： 肖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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