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台河,金牌照耀的枯竭之城 七台河天气

　　30多年前,因为煤矿,七台河从一个镇变成了一个市。 　　现在,煤矿即将枯竭,“速滑”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救命稻草吗? 　　中国周刊记者田乾峰 北京报道 　　大巴车里,乘务员大声宣布:“车里有厕所,上厕所记得关门,都是大人了,别那么不害臊;车里不许脱鞋,空调是内循环,这是为你们好,到时候都是臭气。”车行驶五分钟,她起身,大声嚷嚷:“谁脱鞋了?我可闻到味道了,别不自觉。”
　　司机头顶上的液晶电视正播放一部由古天乐、吴君如演的港式搞笑片。途中,乘务员试图播放一部美国文艺片,遭到全车人的“讨伐”。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嚷嚷着:“外国的咱看不懂,放点能让大家乐呵的。”
　　这是一辆从哈尔滨开出的大巴车,终点是七台河,一座闪烁着金光的冠军之城。
　　
　　金牌城
　　我们行驶在哈同公路上,这是唯一一条连接哈尔滨和七台河的公路。路况不好,500多公里的路至少要开7个小时。长年行走在路上的运煤货车因载重过大把路面轧得坑坑洼洼,以至于沃尔沃大巴是以80迈的速度缓慢爬行。
　　“七台河是一个死角,铁路到这里都是终点站。”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解释,七台河本地人出行一般选汽车,“火车太慢,晚七点发车,早五点才到哈尔滨,一天只一趟。”虽然,这条路又在民间被誉为“死亡路段”――数不清的车祸和命丧黄泉的赶路人。
　　“为什么要去七台河?”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不解。当我说是去了解“七台河的短道速滑”时,他撇撇嘴,开始列举从七台河走出的短道速滑明星:“王??杨扬?……”这些熠熠生辉的奥运冠军从他的口中念出时如此平淡无奇。
　　七台河位于黑龙江省东部,以煤矿能源为主要经济支柱。全市人口80多万,三区一县,是黑龙江省内最小的直辖市。出租车绕城一圈只需用时20分钟。
　　在竞技体育范畴内,七台河却又显示出了神秘的一面:中国在冬奥会历史上共获得9枚奥运金牌,七台河一市就拿下6枚。杨扬、王?、孙琳琳这些奥运冠军均出自七台河。从1986年七台河正式组建速滑体工队开始,走出七台河的运动员共夺得世界冠军奖牌110余枚。
　　一份名为《中国奥运冠军调查报告》曾分析:北京、武汉、上海是中国建国以来诞生世界冠军最多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所以能批量产生冠军与城市发展程度密切有关。
　　七台河并不符合这个金牌与城市的分析。
　　七台河体校速滑队的队长马庆忠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试图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无从下口。他告诉我:“冬奥会后,很多人过来采访,但从未有人探究过城市和速滑的关系。”
　　我们坐在七台河业余速滑队的宿舍里,这是七台河体育局从当地一所技校临时租来的。马庆忠执意坐在靠窗边的床上,这样他能一转头看到操场。那里有他的队员,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坑洼不平的场地上做速滑陆地训练。
　　马庆忠刚刚从哈尔滨回来。从1992年担任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开始,他就年复一年重复着这样的工作轨迹:每年10月到来年4月去哈尔滨做冰上训练;夏季回七台河做陆地训练。为什么要去哈尔滨训练?因为七台河至今没有一个室内冰场。“哈尔滨的速滑场地也有限,白天要先服务于省队训练,我们的上冰时间多是在半夜两点。”马庆忠说。
　　一支烟没抽完,一个瘦弱的男孩推门进来,哭着说:“教练,×××打我。”
　　马庆忠说:“为啥打架?谁都不招惹谁,怎么会动手?”连哄带骂,送走了哭哭啼啼的男孩。
　　马庆忠的弟子大多十来岁,再大一些,成绩好的就会被省体校挑走,然后是国家队。比如他最出名的弟子王?,马庆忠带她时,是8岁,两年后,王?离开了七台河。
　　我采访他的前一天,马庆忠刚送队里的一个女孩去省体校。欢送会上,他落泪了,“舍不得让孩子走,但必须得走。”在举国体制下,七台河速滑队处于金字塔最底层。马庆忠明白,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队员离开这座城市。
　　
　　矿工基因
　　马庆忠不是七台河人,是隶属佳木斯市的桦川县人。他从小练速滑,16岁时一场重伤让他休养三年。三年后,当想重返冰场时,却发现没有任何一支队伍愿意接收他。“七台河速滑队在我走投无路下,要了我。”马庆忠说。
　　当年,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叫孟庆余,他也不是七台河人,是哈尔滨人。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这座小城,后成为一名采煤工人。在小城平淡无聊的生活中,孟庆余痴迷滑冰的故事很快远近闻名。传说中,他下矿都不忘背一双冰鞋。上世纪70年代,七台河市体校委任他成立了第一支短道速滑队。
　　大部分七台河人都是马庆忠、孟庆余这样的外来者。因为这里原本就不算一座城市,只是一个小镇。
　　1950年代,黑龙江省勃利县的一个农民上山撵貉子,不小心撵到洞里,发现了煤。勃利县工业局试探性地刨了一个小井口,发现了一个大煤矿。最初,煤矿隶属县里的工业科。伴随着“大跃进”时代的来临,能源很快成为国家最为倚重的资源。离七台河不远的大庆就因发现油田而闻名全国,这间接让黑龙江省开始整合省内能源。1959年9月份,勃利县煤矿被黑龙江省收归。
　　七台河市是在政府和煤矿两股权力的博弈中诞生的。在勃利县,新成立的矿务局由省直接管辖,矿务局领导的行政级别是11级,比勃利县县委书记还高一级。“地方管不了企业,县里领导开会要对煤矿领导毕恭毕敬。”梁士才回忆说。他是勃利县人,从1950年代起在矿上工作,后来担任过七台河市煤炭管理局党委书记。
　　为了缓和地方和国企的矛盾,1968年,七台河镇改为七台河特区,辖区不包括勃利县。1972年,七台河升级为县级市,但还是比矿务局低两级。1983年,在与勃利县合并后,七台河地方和煤矿两大系统才成为平级单位。
　　至今,在七台河仍存在一个隐形的界限:约80万人口一半属于煤矿,一半属于地方。两套班子,泾渭分明。
　　在1992年成为七台河体校一名基层教练后,马庆忠很快发现,选拔上来的小队员多出自矿工子弟。
　　“不是我们特地选矿工家庭的孩子,而是这些孩子本身具备很优秀的素质。”马庆忠分析说,“矿工家的孩子独立性很强。父亲下井,母亲打工补贴家用,对孩子呵护不够,没有市政系统子弟那么细致。孩子有更多在外活动的空间。七台河市又处在一个丘陵地带,山上山下天天跑,矿工子弟的孩子腿部力量往往很好。”
　　2010年冬奥会上,七台河走出的两个冠军王?、孙琳琳都是矿工子弟。孙琳琳的家庭显然更符合七台河的发展逻辑。他父母本是辽宁丹东人,第一胎生了孙琳琳,是女儿,想躲避计划生育再要个儿子,所以背井离乡“逃”到七台河。
　　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说:“孙琳琳他爸以前就在矿上工作,我寻思着这里也有矿,比辽宁好混,生活水平低。如果生个女孩,就给我家亲戚,如果生个小子,就在这里待几年再回去。”起初,她并没有想长久地留在这个城市,觉得“这里太埋汰,污染太严重”。
　　当年孙琳琳要去学速滑,母亲王金娥只问了一个问题:“要钱吗?”知道并不需太多费用时,她就没再管过女儿。孙琳琳住在七台河郊区,从家到体校要步行一个小时。王金娥从来没送过,因为“和他爸都忙着赚钱没时间管。如果接她一次,她指望上你,以后咋办?”
　　绝大多数矿工家庭都是如此,矿上一天三班倒,回家喝点小酒倒头就睡,即使想管孩子,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矿工孩子家庭条件往往都不好。马庆忠记得,最难熬的是1993年。那年物价非常高,队员一个月交的130元的伙食费根本买不了什么的。常常有父母带走孩子,留下一句话:“马教练我们感谢你,但家里真没钱,咋办?”
　　曾经,王金娥也不想让孙琳琳继续学滑冰了,她看过孙琳琳的一堂训练课,冬天,不能穿秋裤和袜子,教练说这是为了训练脚感。
　　王金娥寻思着“这叫什么练法,咋这么苦?”再加上随着孙琳琳水平提高,一副冰刀原来是200块钱,现在要买3000块钱的,如果再入选省队,一年的学费是两万块。王金娥跟女儿说:“你别练了。”孙琳琳不吱声,实在被王金娥说急了,就低声说:“家里要实在不行,我就不练。”
　　王金娥心软了。说起父母对孙琳琳成为奥运冠军起到的作用,王金娥很实在:“就是当年惯了她一下,让她继续练滑冰。”
　　其实,出身底层的矿工家庭对下一代抱有更为强烈的希望。每每选拔上一个优秀的孩子,马庆忠去家访时发现,矿工家庭的第一个反应是斩钉截铁的拒绝。
　　“他们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自己一辈子不识字,什么都看不懂就很委屈了,孩子学滑冰,万一书再读不好,这赌博赌太大,是双输的结果。”马庆忠说。
　　但一旦学上滑冰,矿工子弟往往表现出优于同龄人的意志力。马庆忠分析说:“矿工孩子的很多品质遗传于他们的父辈。坦荡、落拓、心胸开阔。往冰面一站,他们所呈现更多的是一种无畏的东西。眼睛一瞪,不在乎任何对手。但矿工孩子同时也不好管,他们思想行为都不够规范,家教不够,太野性。”
　　《七台河日报》采访部主任孙晓梅说:“七台河短道速滑的腾飞完全是靠孟庆余带动的。最初这个项目没有人重视,是孟教练带着一帮孩子猛练。后来出了杨扬、王?,市里才后期跟进。”
　　提起孟庆余教练,他的弟子赵小兵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哭了。2006年,孟庆余在那条著名的死亡公路――哈同公路上出车祸去世了。他正从七台河去哈尔滨,为的是赶上一节训练课。赵小兵说:“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为了孟教练。当初是孟教练选我练速滑,后来培养我当教练。前几年,我有机会去省队执教,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走。”
　　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孟庆余看上了她基础班带的几个学生,管她要。赵小兵不给,埋怨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也出了成绩,不如下科室做研究,干嘛跟我抢学生?”孟庆余站在体校门口,一下哭了:“小兵,你不让我带学生,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赵小兵说:“我们就得跟着孟教练干啊,没啥秘方;别的省市基层教练,可能半年一年才下基层选一次学生,我一个月去两次。生怕漏一个好苗子。”
　　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用一句特别朴素的话形容:“一代代傻子教练,带着,一代代傻子跟着练,我们这帮家长也跟着变傻了,跟着他们走呗!”
　　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2010年冬奥会结束后,拿了三块金牌的王?是开着宝马车回的七台河;孙琳琳的父亲本来在矿下工作,因为女儿成绩好,被调到矿上,马上要被升到副科级。
　　
　　枯竭中的狂飙
　　运煤车轰隆隆的作响。这是凌晨三点,七台河的天已大亮。很多重体力劳作都被安排到入夜或天刚亮时进行。
　　现在,整个七台河市就像一个大工地。打车去七台河市体校,出租车司机竟然不认识,说:“前几天体校刚搬家,不知道现在搬哪儿了。”
　　变化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随着煤矿价格上涨,七台河从全省GDP最后一名一跃升至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因为煤矿是可枯竭资源,七台河很早就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不再做原煤。而是把外地煤买进来,搞煤油深加工。当原煤变成焦炭变成油,价格会翻上几倍。
　　曾经,七台河是破烂不堪的。
　　七台河刚建市时,道路是撒满煤渣的砂石路。矿工们光着脚丫在大街上逛。“当年的砂石路只能穿靴子,不能穿布鞋,因为穿布鞋脚容易陷进泥地里。矿工买不起靴子,不光脚咋办?”1950年代就在矿上工作的梁士才回忆。
　　更为严峻的是这里的治安环境。有些东北三省的盲流喜欢逃到七台河,因为一下井,当上矿工,就无人能发现。
　　外来人口聚居和相对紧张的生活空间让这座小城市接连出现了一系列震惊黑龙江省的恶性事件:几个矿工闹事,自制炸药把工人俱乐部炸了;一个医生不给矿工开病假条,医生的儿子被矿工一刀捅死。据说,治安最乱的时候,抢劫者都是先捅人几刀,再翻找钱财。
　　如今,原来破烂不堪的七台河老城区正在被整体迁移到山上的新城区,那些住在棚户区的矿工们正忙着搬到新城的高楼上。
　　从新城打车去老城,窗外的一幕幕仿佛是七台河这20年的老电影:老城区仍旧是遮天蔽日的浓烟和星星点点的煤火,挖掘机轰隆作响,运煤车扬起黑色的灰尘,矿工戴着帽子黑着脸露着两排白牙蹲在路边抽烟,街道两旁早已地基塌陷,棚户屋无人居住;新城区则像每一个中国新兴的城市一样,有一个体面的市政府大楼,几个绿树成荫的街心花园,若干条横平竖直的宽敞大道和数不清的住宅新楼。
　　矿工们的工资从曾经的1000多块涨到现在的6000多块。市内房价从每平方米1000多块涨到3000多块;市民的消费水平现在跟哈尔滨相差无几。
　　一位七台河人总结过本地人的娱乐生活:“每天盼着喝一顿酒,晚上呼朋唤友打麻将。晚上,十家亮灯的住宅有七家一定是在打麻将。”
　　除了“煤矿、麻将、啤酒”外,这个城市安静而缓慢:相较黑龙江省其他大型国企的下岗浪潮,七台河因为人口少,下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并不剧烈,如今下岗职工大多能再就业,这些年七台河人口一直保持80万上下,不进不出;私人煤矿生意与山西内蒙相比,开放少规模小。
　　大部分暴富的私人煤矿主是断然不会把钱投入到家乡,他们宁愿去哈尔滨或者海南买房。
　　一位在大连经营海鲜生意的七台河老板说:“七台河这地方污染太大,在海南买房空气好。你想想,从零下三十多度一下跳到温暖的海里,那是啥感觉?”
　　七台河市只有一家大型商场,商场门前全市唯一一家KFC常常可见有人开着奔驰来吃饭。电影院没有,剧场、图书馆更在这个城市闻所未闻。已经退休在家的梁士才说:“以矿工为主要结构的七台河人,生活水平上去了,但活得还是很糙。”
　　2010年,七台河市已被定义为全国枯竭资源型城市。当地人估计,不到10年,七台河就没什么可挖了。
　　
　　稻草与梦想
　　速滑,不经意间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新城通往旧城的宽阔大路上,一个由市政和黑龙江省共同投资一亿的速滑场馆正在兴建,如若2010年底准时竣工,它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速滑场馆。在市政规划中,速滑将成为七台河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依托新建的速滑场馆,一所面向国际招生的“中国速滑学校”即将成立。
　　“只有七台河的速滑学校敢打出‘中国’二字,因为我们的成绩摆在这里,三个奥运冠军,六枚奥运金牌。”七台河市体育局长里景勃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将依靠速滑打造一个体育产业链,从招生培训到旅游,速滑品牌。如果七台河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全国也是首创。”最近,里景勃给马庆忠等教练订做了西服,请了英语老师,为了方便以后“招商引资,教外国小孩学速滑”。
　　站在坑坑洼洼的速滑工地中,马庆忠却有些为难,他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个大场馆。“往年都是去哈尔滨上冰,四面八方来的队伍可以互相交流;一有了自己的冰场就封闭自己了。牡丹江就是先例,他们建了自己的速滑场,闭关自守,成绩下降得厉害。”在七台河这座仿佛被时间凝固住的小城市,“速滑”更像一个尴尬的角色,一面,它给这个城市带来无比荣耀,一面却和这个城市的人若即若离。
　　一名七台河医生知道市里的速滑“很厉害”,但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同事的孩子在学速滑,他甚至不在乎七台河是否会因为“速滑”变得更出名。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眼前的安逸:“我就不理解我的那些同学为啥往北京上海跑,大城市人多,你看我们,上午上班,中午喝酒午睡,下午没事就回家打打牌,晚上去公园溜达一圈散散步,多滋润。”说完,他不忘补充一句:“我们可没有天上人间!”
　　邹凯峰却很感谢七台河的速滑,他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七台河人。以前当别人问他是哪里人时,他都会说:“黑龙江省一个小地方,说了你也不知道。”冬奥会后很多人问他:“你是不是和王?、杨扬是老乡?”
　　对家乡,他又爱又恨:“跟我一起离开七台河的同学,全部都没有回去,而留下的同学,大部分20岁出头就结婚生子了,在这样一座小城,不这样做就是异类。家乡的同学一辈子日复一日,没啥变化。像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知道多了,会痛苦;啥都不知道的,反而不痛苦。”
　　马庆忠觉得,在七台河这样一个小城市,太爱做梦,不是好事。他时不时会回忆1980年代:“全河江地区18个县全部都开展速滑,全有冰场,有比赛。现在,小学几乎不再搞速滑了。”他叹了口气,“生活水平好了,家长不愿意孩子吃苦了,学速滑,还不如学钢琴、学画画。”
　　马庆忠也曾有梦:他1980年开始学速滑。1984年,他捡到一份1982年的报纸,看到美国一个运动员囊括冬奥会5块金牌。“这对我刺激太大了,像一个传奇。当年我12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20岁时,我可以参加1992年冬奥会。”
　　马庆忠没能参加1992年的冬奥会,他的弟子王?帮他实现了夙愿。现在,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一群上冰时歪歪拐拐的孩子,五个月后,能在冰面上潇洒地滑行”。
　　这一日,下午的训练结束,马庆忠特地向我介绍了一个7岁的女孩,称赞这个孩子“未来一定会进入国家队,会成为王?式的人物”。只是他不知道,在他转身后,坐在路边的一个女人用质疑的口吻说:“这帮孩子天天这么练,都不上课,没文化,能行吗?”
　　晚上,马庆忠和队里的教练聚在一起喝酒,觥筹交错间,他喝的有些多,红着眼说:“在七台河这个地方待久了,心活得挺累,没有年轻时那种意气风发了。”
　　第二天,坐在从七台河开往哈尔滨的大巴上,马庆忠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祝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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