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战场听枪声找人_杨德昌:听他的枪声,看他的孤独

　　贾樟柯(导演)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天为什么没有主动走上去,跟杨德昌导演打个招呼。 　　那是1998年10月,在釜山电影节。杨德昌导演带着他的电影计划《一一》参加。这是一个为新电影融资的项目,因为是第一届,所以主办方邀请了很多导演。我带着《站台》前往参加的时候,才知道还有很多前辈导演也在其中。那一年田壮壮导演和江志强先生带着《狼灾记》,关锦鹏导演带着《有时跳舞》也在釜山。
　　12年过去,田壮壮导演执著如初,他在去年终于完成了《狼灾记》。而杨德昌导演,他为我们留下杰作《一一》,人却已经走了三年。我还清晰地记得离开釜山的那个早晨,酒店外面零散站着几个人,大家在等大会派来的车接了去机场。杨德昌拖着行李从酒店大堂出来,我一眼认出了他。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个子很高,戴着眼镜。我一直注意着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汽车走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他去世以后,我常问自己:那天,为什么不上去和他打个招呼?和他讲讲话?
　　看杨德昌的电影,是从《牯岭街青少年杀人事件》开始的。其中有一幕,青年男女在郊外漫步,突然远处传来清脆的枪声,他们停下来,枪声在寂寥的郊野回响。远处,一对军人趴在地上,端着步枪在打靶射击。这一幕让我瞬间回到我的童年时代,在大陆,在我家乡的郊野也常会看到民兵打靶。那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有军事化生活的痕迹,还有对战争的恐惧和防备。
　　整个县城,每一个国营单位都有一个民兵组织,我的母亲就是他们糖业烟草公司的民兵排长。平时县城里的人们酿酒、卖香烟、生产拖拉机配件、造纸印刷……有谁会想起在他们的仓库里,其实还藏着一些步枪,这些枪是为了抵御台湾打过来的,或许也是准备我们打过去的。
　　没想到我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也看到了熟悉的打靶的一幕,电影里少年与少女看一群人匍匐在地上,对着靶子射击。作为观众我知道,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大陆的共军。从杨德昌的电影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两岸有着相同的生活、无论是共军的“群众”还是国军的“民众”,原来我们有着相同的紧张、相同的对对方的防备。这一下子增加了我和台湾电影的亲近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原来,我们这么相像。
　　两年之后,我在巴黎看到了《一一》。那时候我滞留法国,在巴黎等去多伦多电影节的签证。一个无比无聊的下午,不想在屋里傻待着看雨,便出门习惯性地去了蓬皮杜中心旁边的那家MK2影院。远远地看见弯曲排队的人群,人人雨中静立庄严如等待移民签证。不,他们是在等着看杨德昌的《一一》。能有什么更比这一幕更让电影工作者感动呢?我排在队伍中,于是眼前捧场的观众中有了自己人。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
　　《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的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两年前在法国南特电影节,我见到了杨导的太太和他们的小孩,那是影展安排的纪念杨德昌的会议。候孝贤导演在上面发言,杨导的儿子在下面拿着游戏机一直低头在玩,远远望去,犹如他父亲一样的孤单背影。
　　魏德胜导演在《海角七号》拿到亚洲电影大奖的时候,他流着泪说:想念杨导。戴立忍导演在《不能没有你》拿到金马奖的时候,他流着泪说:感谢杨导。两周前,我在洛迦诺电影节领取荣誉金豹奖。颁奖后,朋友们围着看我手里的小豹子。英国影评人汤尼-雷恩突然神情黯淡下来,他说:有一年杨德昌得了金豹奖,他陪他去苏黎士转机。杨导一路上拿着“豹”的尾巴,没想到还没到苏黎士“豹”尾便掉了下来。大家笑了笑,但之后的一刻变得异常安静,我们谁都没有讲话。我想那一瞬间,我们都想起了他,思念着他。
　　我真的很后悔,在釜山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亲口对他说:杨导,我喜欢你的电影!现在,我只要一个人独自看DVD,看《一一》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他高高的个子和他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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