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代表到“社区代表”|全国人民代表

　　她曾经既是全国^大代表，又是知名媒体里的“无冕之王”。如今，两重光环都卸去了，她的“代表”情结反而愈加浓厚。 　　 　　李葵南 　　 　　一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一
　　上海《新民晚报》资深记者。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她联合32位人大代表共同提交关于修改《婚姻法》的27号议案，建议以法律的形式对家庭暴力给予关注。次年4月，正式公布的《婚姻法》修正案中明确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2008年3月，64岁的李葵南从记者岗位上退休，同时卸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过去15年，每到三月份，李葵南到北京参会，家人就会盯着电视机看她；现在退下来了，家人各忙各自的工作，换她眼珠不眨地守在了电视机旁。
　　“我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履职，帮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她一字一顿地说。
　　今年一月，上海市人大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改举行了一场座谈会，李葵南受邀列席。
　　她提议：“能不能适当降低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的比例，多增加一些基层代表比例，尤其是那些直接从事社会监督行业的从业人员，比如说记者，让他们来行使依法监督、参政议政权力?……人大代表需要密切联系群众，定期接受群众来信来访，而领导干部们整天忙于政务，企业家们又忙着做生意，怎么可能了解底层老百姓的需求呢?”
　　
　　“社区代表”
　　
　　跟许多退休的老人一样，李葵南现在大部分时间待在社区。她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开了个“惠民小站”，为社区居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法律和心理咨询，义务教小区里的老人们唱唱歌、跳跳舞。
　　家人爱拿这跟她开玩笑，“你可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工作过的人啊，现在怎么整天跟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扯在一起!”
　　李葵南不以为意，她说，“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跟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
　　即便是在社区，她也很快显示出非同一般退休老人的威力。
　　有一天，附近弄堂里的几家小店被工商部门查抄了，理由是无照经营。但至于为什么无照经营，说起来却很复杂：几年前，为鼓励40岁以下的下岗职工自主创业，上海市曾经发放过一批非正规就业类的营业执照，使用该执照可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后来，这批执照部分流转到了外来打工者手里，被查抄的这几家小店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工商部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近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违章建筑的查处力度，而这些小店店面又属于清理范围之内，于是一场查抄风暴迅速席卷这里。
　　退休后的李葵南经常到其中的一家小理发店剪头发，当她赶到那里的时候，剪发工具已经被工商人员拿走，店主正一脸无助地蹲在那里叹气。
　　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李葵南觉得即便是正常执法，也不应该运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手段，“那些违章搭建的平房存在已经很久了，说明当年是在房管部门默许下建成的，而且这些平房的主人和租户大都属于弱势群体，处理问题应该更多地用疏导，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即将面对的实际问题。”
　　于是，她去找工商部门协调，工商部门采纳了她的意见，将没收来的器具发还给了小店店主们。
　　还有一次，社区业委会没有召开业主大会，就动用了80万元公共维修金将居民楼的水管全部更换。很多业主们抱怨说，只有一小段水管漏水，局部修缮就行了，根本没必要动用那么多资金，把整栋楼的全部水管都换了。但这些意见业委会负责人没能听进去。双方为此争来吵去，以至于业主们对业委会账目情况也产生了怀疑。
　　这时，有人找李葵南，希望她能请街道办事处出面协调协调。李葵南很快应承下来。
　　当李葵南带着几个业主去找信访接待人员时，工作人员却生硬地拒绝了他们，“他说领导们都外出开会去了，我寻思不可能啊，每周四是我们街道固定的信访接待日，怎么会领导全都不在呢?”
　　于是她当场拨通了一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电话，让他帮忙解决此事。这位领导早在李葵南还是人大代表时，就和她相识。事情由此瞬间变化，街道领导很快出面接待了李葵南，并答应对业委会进行适当监督，并聘请她担任业委会的顾问。
　　
　　继续代表之旅
　　
　　很显然，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让李葵南能够办成其他社区居民办不成的事。
　　而对于自己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关注的一些事情，李葵南也没有因为卸任而停手。
　　著名“打假医生”、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的主人公陈晓兰，曾经得到李葵南的帮助。1998年，由于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自己所在的医院使用假劣医疗器械，陈晓兰被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变相的“下岗”。失去工作后无奈的她找到李葵南，向她倾诉了自己的心中委屈。
　　彼时的李葵南刚刚取得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资格不久，她跟陈晓兰一起调查一圈医院并查阅相关资料后，写出一篇题为《医疗器械归谁管》的内参，递交给了当时上海市一位行政级别较高的领导。不久之后，上海市人大、上海市药监局等单位便组成了调查组，专门调查此事。后来，事件的进展开始变得顺风顺水，广中医院的部分医疗器械被责令停止使用，陈晓兰也被安置进上海市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但过了没几年，陈晓兰又来找李葵南了。在新单位和另外几家医院里，她又发现了另一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一些人劝李葵南别再帮助陈晓兰，“他们说她脑子有毛病，我不信，她跟他们说，这是真正为病人考虑的行为，不管是否属实，都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李葵南再一次帮助陈晓兰递交了举报材料，又一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政府取缔。
　　然而，陈晓兰也再一次为此付出了代价。2002年12月，50岁的陈晓兰以“工人编制”被彭浦地段医院通知退休。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她赫然发现，自己能“四金”已分别于1999年 7月和2001年4月被“强制封存”了。
　　随后的几年里，李葵南一直在为陈晓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2008年年初，即将卸任的她列席上海市“两会”。她找到当年曾经过问过陈晓兰事件的那位领导，悄悄告诉他，“陈晓兰医生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呐”，但那位领导摇了摇头，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事情，阻力很大，我们也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李葵南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卸任后，她几乎每年都会列席上海市人大组织的座谈会，而且每次开会时，她都踊跃发言，对发现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言不讳。
　　“可能我这样做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没什么好怕的，我又不图什么名利。”
　　除利用上海市人大这一平台外，她还结合自己能说会写的优势，做客网站访谈间，向公开媒体投稿，多途径反映社会问题。自2008年3月卸任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李葵南先后撰写述评性文章近十篇，分别刊发在《新民晚报》、东方网、上海 电台等媒体上，所涉内容涵盖事业单位养老金发放、牙防所拆迁、苏州河沿岸垃圾码头治理等多项公共议题。其中，部分问题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应。
　　
　　光环之外的现实
　　
　　长达15年的人大代表履职生涯，对李葵南来说，已经不仅仅只是一段从业经历。复杂的情感，越来越与她“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交融在一体。
　　她说，现在她过得十分坦然，甚至比卸任之前还要充实一些，原因是，跟底层百姓走得更近了。“不管怎么说，以前毕竟还是待在光环里。”
　　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以前，她会想当然认为，凡是无照经营，都应该被取缔；现在，在社区亲眼目睹理发店店主生活的艰辛，已经让她对这些人有了更深的同情和悲悯。
　　“这可能也是支撑着我卸任后还愿意再做一些事的原因吧。”她说。
　　时光回到2006年3月离再次换届为时不远的那段时间，李葵南似乎还没有做好卸任的准备。当时有媒体记者问她，“你已经连任了三届人大代表，后年换届还希望连任吗?”她回答，“如果没有年龄限制，当然还想当下去。”“为什么?”“除了责任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认可。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吗?当然，当人大代表还可以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但遗憾的是，她的这项愿望最终未能达成。在2008年年初举行的那次换届选举中，已经64岁的李葵南失去了第四次连任的资格。同一年，她从记者岗位上退了休。
　　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李葵南流露出一丝伤感，她说，其实自己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如果能第四次连任，也许还能继续做很多比现在更有意义的工作。“可能是年龄大了吧，也有可能是我说话太直接，得罪了一些人。”
　　卸任第一年，不再奔向北京，她把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一份提案托付给了一个成功连任的代表朋友，让他帮自己上交给了全国人大。“虽然不再是代表了，但议案本身还是有它的价值。”同时托人代转的还有一份信访材料，“那是2007年一个求助的群众给我的，主要内容是一起房产纠纷，他认为基层法院在审理上有些问题，我看了下，觉得可以支持，就帮他递交一下。”
　　后来，直到听说全国人大接收了提案，并将信访材料转到了上海市高院，李葵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如今，看到部分在任的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一直沉默，李葵南说，她非常看不下去。“可能有些人是新当选的代表，不太熟悉会议流程，或者是不了解情况，这还情有可原；但有些人明显是明白人大代表的责任和义务的，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本身就是党政领导干部，自己不希望别人来监督他，自然也就不愿意站出来，去监督别人。”
　　《代表法》即将修订的消息让她感觉欣慰，李葵南希望，她在上海市人大座谈会上提的那些意见，最终能够被吸收到未来的修法中去。
　　
　　学习选举
　　
　　退休后，李葵南在社区的活动更多了，社区的选举让她非常感兴趣。
　　她所在小区之所以会发生业主与业委会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与当初选举时的草率、盲目、不严肃不无关系。
　　“一开始可能大家对业委会工作不是很了解，以为他们就是简单牵个头，为大家办点琐碎的小事，根本没想到他们还有支配这么一大笔钱的权力。以至于后来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没怎么上心，随便填了张选票就交了上去。这容易给那些以权谋私者提供可乘之机。”
　　李葵南说，业委会选举或许可以看做是人民代表选举的微观缩影，在我国各级代表选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选民不熟悉选举法、不了解候选人、或者随意乱投票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各级^，大在公布参会代表名单时。通常只列示姓名，不标注身份，客观上也影响了公众投票时的认真情绪。
　　回想当年自己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说，当时她也是觉得是“稀里糊涂就被选上了”。
　　那是1993年的春天，上海市人大组织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上海市委宣传部被分到四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其中文艺界、社科院、译文出版社和新闻传媒各一个，由于前三个领域的代表人员已基本确定，新闻传媒领域的代表就被框定在“女性”、“非党员”、“50岁左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这样几个条件里。
　　在《新民晚报》，符合条件的只有李葵南和另一候选人――《新民晚报》原高级编辑、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吴承惠。由于吴承惠当时已经67岁高龄，最终时年49岁、从事新闻行业11年的李葵南当选。
　　十几年的时光倏忽而逝，如今的李葵南依然记得当时自己很高兴，“甚至都快跳起来了”，但至于为什么高兴，却并不是因为大家选她。“主要还是之前怕自己选不上，丢面子。”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给她投票的人里，真正了解她为人的，又有几人?
　　“民主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今，《代表法》和《选举法》又将修订了，李葵南说，这应该成为全社会学习选举、重视选举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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