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与中国发展大势】 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

　　不折不扣地把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变为“十二五”规划是容易的，但是实实在在把五中全会勾勒的发展蓝图变为发展实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每届各次的中央全会中，五中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它主要是着眼于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从执政党的角度为次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审议的发展规划校音定调。
　　像这次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主报告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仔细研究分析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论断、做出的要求、确定的战略，我们不仅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判断、思考、努力有清晰认知，更可以通过这些认知对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大势有基本把握。
　　
　　发展方位
　　
　　五中全会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中国未来5年发展方位与发展环境做出准确判断。
　　不管我们再多么低调，到今年底，也就是“十一五”末，中国的GDP将接近37万亿人民币。姑且不考虑以后修正数据的进一步加大，也不考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等因素，仅以现在的汇率来看，也将跃升并稳居世界第二。这就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将要在“世界第二”这样一个起点上往前走。
　　可是，“世界第二”，这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也是一顶不大好戴的帽子。它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对世界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成为了举足轻重。5．5万亿美元有余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的地位，以及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事实，中国的发展将开始深度影响世界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态势。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看待中国的发展只是把中国当成众多廉价工厂中一个比较能干但远远不在同一重量级上的打工者、追赶者的话，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面对面地站在世界舞台上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产业模式、经济结构，甚至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国际社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里绝不仅仅只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心理不适应)，也必然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中有正面的，更多的会是负面的。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更多经济政治争端的前兆与试应手。
　　第二个变化是，人均GDP将超过3900美元甚至突破4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一变化固然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但也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就是过去管用、能用、好用的行为以后恐怕不再能用了。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作派。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经济体迈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既有发展模式。中国得开始学做“富人”了，但中国社会准备好了吗?
　　本来这两个变化已经够中国社会应对的了，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这一大背景，使得未来5年的发展环境将更加复杂。
　　对于金融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乐观的人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悲观的人则讲金融危机仍然在发酵远没有见底。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不得不承认此前的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步伐还是步调都在改变，变慢了，也变保守了。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制造业这样的低端行业是瞧不起的，有金融产业的鱼翅燕窝，何必要制造业的小米干饭，可是现在甚至连美国都开始考虑在制造业领域与中国争饭吃了。“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发展还能一如既往吗?
　　好中有忧，也许还有难言之隐；危中有机，却可能是稍纵即逝。这就是中国社会在“十二五”所处的发展方位。所以，五中全会既讲“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又讲“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最后定位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种瞻前顾后的复杂表述，着实显示了足够的清醒，足够的理性。
　　
　　发展理念
　　
　　认清了发展方位，紧接而来的就是发展理念问题。坚守什么样的发展理念，秉持什么样的发展原则，将直接决定着未来5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
　　从大原则上来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要、也仍然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但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不能仅仅是言语的宣誓，必须有具体的体现；“十二五”不能简单重复“十一五”的做法，虽然“十一五”的一些做法依然必要。五中全会就是在充分权衡这些因素、反映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把科学发展观对“十二五”发展的指导给进一步具体化了。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协调的范围很广泛，协调的内容也很丰富，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一二三产业的协调，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等等。但在所有这些协调中，城乡区域协调更加紧迫。为什么农民老往城市里跑，哪怕做二等公民也在所不惜；为什么经济要素老向东部沿海集中，纵使化为泡沫也趋之若鹜。一言以蔽之，城乡区域不协调导致的巨大落差。可是在同一个国度内老这样下去是要摔跟头的，是要出乱子的。所以，这种不协调在“十二五”发展中要有实质性改变。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产品价格总是提高不起来，中国产品给外国的印象就是廉价货；我们为别人的品牌加工的代工费用不到市场利润的2％或3％，有的甚至只有千分之十几。而且就算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低价格，国际社会不仅不感谢、不领情，反而给扣上倾销的帽子，老用反倾销的手段制裁我们。这种模式反映到国内的生产领域，就是工厂始终不敢提高工人的工资，只要提高一点工人的工资，工厂就没有了基本的利润，也就没有办法生存。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窘境，要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离开创新发展是万万不行的。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地方的经济是发展了，但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越来越恶化，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蓝天白云日渐离我们远去，青山绿水快成为了我们的记忆，脚下坚实的大地则被挖资源挖成了空洞开始下沉。而且，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授人以柄，成为国际社会有事没事找中国茬的借口。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在追求发展的时候，把发展当成了目的，为发展而发展，以为只要建起了高楼大厦就叫发展，有了GDP就叫发展，却忘了考虑这些发展的成果是否真正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不假，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在世界第 99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更是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前段时间，北京陶然亭公园称公厕卫生纸消耗过大，暗示是老百姓不仅现场用还拿回家。我们多么希望这只是在造谣，但理智和调查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可正因为是事实，却让我们更加悲哀。一个曾经办过世界上最好奥运会、在中国城市中当之无愧名列前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市民竟然会对几张卫生纸斤斤计较，其生活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实在是有的放矢。
　　
　　发展战略
　　
　　发展理念需要发展战略去实现，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二五”的发展战略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一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要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需要加强科技进步和创新，需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制度体制变革等等。这一切，在五中全会上都已经做出了很具体、很清晰、很有操作性的部署，不许赘言。笔者只强调一个大家可能关注不多、或者说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这就是完成所有这一切任务都需要一个前提：中国社会要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慢下来。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看重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越快越好，能快决不慢，你增长12％，我要达到16％。有些时候真实的速度达不到，数字统计也要拉上去，以至于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增长速度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不是故意与大家拧着来反对速度快，而是在目前和未来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下，想继续过去那样的高速度已然不可能，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只能是饮鸩止渴、引火烧身、引狼入室。
　　而且，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也告诉我们，在过去那种发展速度状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但进展并不如预期；原因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转变；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转变。总是一拖再拖。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为了应对突发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采取了强力的保增长经济政策。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不免带有比较重的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子。现在来看，2009年的保增长非常成功。可是这一成功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为代价的。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特别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一再强调加快，强调刻不容缓，与去年那些权宜之计所造成的负效应有很直接的关系。
　　其实，从经济增长规律来看，慢是一种必然。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转型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再者，从中国发展现状来看，慢也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来看，“十一五”的目标，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已成定局。按照中国社会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要完成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每年平均增长6．4％就绰绰有余了。所以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必要太快，比“十一五”低0．5甚至1个百分点都是完全可以的。
　　更进一步看，慢并不肯定就是不好。今年年初，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在2008年发展方式的基础上转变30％，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只是6％，也能达到现在8％甚至9％的经济发展效益。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不是不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是在真正实现好的发展前提下的尽可能快的发展。所以，尽管看起来似乎矛盾，但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为了让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要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勇敢地慢下来，自觉地慢下来。
　　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而不对“十二五”经济增长指标做出硬性规定，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图。
　　
　　发展难题
　　
　　不折不扣地把五中全会的建议变为“十二五”规划是容易的，但是实实在在把五中全会勾勒的发展蓝图变为发展实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些问题在言词上用“既××，又××”，或者“在解决××的同时，也要处理好××”的方式就可以很轻易地自圆其说了，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往往是顾此失彼的矛盾冲突。这就是一段时间来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两难”。
　　比如，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对发展速度的把握。虽然我们讲在“十二五”期间发展慢一些是必要的、甚至是好事情。可真正速度慢下来后必然会暴露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30余年高增长的背景下，一时的经济失速还可能引发我们不能承受的社会政治问题；可是不慢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许就是空话一句。我们站在省长、市长的立场上想一想，勉强的快肯定没有未来，突然的慢却连现在都没有了。到底该快还是该慢，实在是“两难”。
　　又比如，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即使不用外人说中国社会也会在节能减排方面动真格的。中国社会能在前3年欠账的情况下完成“十一五”的节能减排指标，绿色发展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当我们面对国际社会的所谓碳排放大户的指责的时候，却必须顶住压力。因为一定量的碳排放是工业化的必需。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在生产环节的碳排放当然已经降低了。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了碳排放就没有了工业化的可能。我们不能幼稚地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去喊什么低碳经济，没有本钱与资格就去搞低碳经济无异于自废武功。如何既维护中国社会工业化发展的空间又进行卓有成效的节能减排工作，又是一个不易解的“两难”。
　　还比如，“十二五”把扩大内需作为很重要的战略要点，这是很正确也很明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要想持续发展过分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尤其是现在外需也越来越靠不住了。但是内需并不是说扩大就能扩大了的。经济学上的需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需要，二是有能力去实现需要。现在的中国民众需要是大大的，给什么他都是有用的，可是如何来实现这些需要是力不从心的。前段时间“家电下乡”，农民欢呼了一下，企业也高兴了一下，但好像并没有持续多久。为什么呢?原来农民就那么一点钱，买了彩电就没钱交电费了。
　　所以，不能扩大民众的收入就不可能扩大内需。那么是中国的老百姓没钱吗?好像也不尽然。城市的房子价格越来越高，原因是中国老百姓手中多余的钱没有别的投资出口只好炒房子；中国游客到了海外是奢侈品商家纷纷追逐的对象，因为出手阔绰、百万千万花是常有的事。关键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一些群体发愁这么多钱搁手里总不能长毛吧，另一些群体则为了赚点养家糊口的钱疲于奔命。而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又需要调整变革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一个扩大内需的问题，牵出了收入分配问题，又扯上了体制机制的问题，这岂止是一个“两难”，简直是连环套的“多难”。
　　在“十二五”发展从规划到实践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着这样一些“两难”乃至“多难”的问题。
　　所以，面对五中全会，我们还要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执政党的建议理所当然是“十二五”规划的蓝本，从五中全会看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大势肯定是大体不差。
　　第二句话，发展蓝图毕竟不是发展实际，如果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能真正解决好这些“两难”，各项发展要求就能落到实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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