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工运,强企业,强国家:工运事业

　　有一年农历年过后我到了韩国首尔，那时国立首尔大学正放寒假，偌大的校园里没有几个人，到处都是未消的残雪。但却有几十个学生不回家，短裤赤膊，头绑丝带，在那里跑操场，呼口号，他们是在搞学运操兵。韩国好大学有个次文化，许多学生进了大学，前4年不太关心学业，而只是想搞轰轰烈烈的学运，搞学问是将来念研究生及出国留学的事。
　　韩国的这种现象，许多人可能不会同意，但却是韩国人“悍”的起源。有一年“世贸组织”在香港开会，韩国农民前往示威，他们团结强悍，所有的人看了都叹为观止。正因为“悍”，韩国才会有用生命来捍卫清白的前总统卢武铉，也才会有亚洲少见的“强工运，强企业”这种韩国式的资本主义传统。
　　亚洲的经济发展，由于受到美国价值的影响，劳工皆地位偏低，而且也没有发言的正当性，但唯一的例外却是韩国，它的工运强悍，每年的“春门”“秋门”都搞得轰轰烈烈。但强悍的工运把韩国搞垮了吗?当然没有，而是“强工运”逼出了“强企业”。今天韩国在电子资讯、汽车，甚至影视流行乐等文化产业上都头角峥嵘，其实都起源于“悍”。因此，今天的韩国才会说：“请不要称我为亚洲四小龙!”
　　韩国“强工运，强企业”这种模式，其实有太多值得去探讨的理由，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对“冲突文化”觉得陌生，甚至还感到可怕。工运、农运、学运，这不是在鼓励造反吗?正因为对“冲突文化”欠缺了健康正面的认识，我们遂相互要求，大家都应当循规蹈矩，自己努力上进，在学理上这被称为“人格的规驯化”。一个大家都很乖顺的社会当然也很好，但它的副作用却是，这种社会所造出来的秩序会变得太容易也太廉价。没有劳工在逼的老板，就会因循度日，自以为是；没有很难搞的老百姓，官员就难免僚气十足。缺乏了民胞物与的责任感。劳资、官民的互动道理都相同，当工会强，资方无论管理、经营、创意，都马虎不起来。“弱工运”则劳工会受欺负，但若“强工会、弱企业”，则难免公司被搞垮，只有“强工运”、“强企业”劳资互动才会像乒乓球场的两个高手过招，打出漂亮的球局!
　　近代英国左翼史学界大佬们，诸如霍布士邦(Eric J.Hobsbawam)、希尔(c Hill)等人曾归纳出历史的轨迹，认为来自下属的挑战，才是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们的史观是“下层推动的历史”(History frombelow)。由这样的历史见解，也提示了人们对“冲突文化”的正面作用要肯定，并往“强工运、强企业”的方向去做试验，进而造就出有内创力的“强国家”!
　　在此提出“强工运、强企业、强国家”这样的概念，乃是从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来，中国大陆已在“产业民主”上走出了许多步，包括努力推动“劳资协商”，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以及即将制定《工资法》等。这个方向的努力，它们继承的乃是欧洲产业民主的传统，这条路如果一直走下去，它其实是在替“强工运、强企业”这样的模式做准备。
　　此刻的中国，谈“冲突文化”和“强工运、强企业”这样的概念，可能不合时宜，而且容易被误解。但无论同意或反对，这条路乃是追求进步最有效的保证。近年来亚洲经济形势快速变化，韩国快速蹿升，台湾则进步最慢，在我的解释里，韩国的“强工运，强企业”和台湾的“弱工运、弱企业”，似乎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者治国，小者治企业，都很不容易，而“挑战一克服挑战”则是行诸四海皆然的终极标准，这也是“多挑战，多强大”的道理。2005年我曾把“强工运，强企业”的问题写成长文，韩国的《创造及评论杂志》称为友人的鼓励，特别翻译转载，这次则冒着可能有人不同意的风险，将这个观点与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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