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劳工非法“入侵”中国 使用越南非法劳工

　　越南劳工非法进入中国，早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边境地区，而且形成了规模性涌入，特别是进入一些路途遥远的腹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我们都把她们叫做‘苟柄’(音译)，其实这是越南人自己的叫法，意思是‘劳工’、‘苦力’，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农民工’，甚至比‘农民工’还要差一些。”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浦寨口岸边贸城，一名中国老板说，“中国与越南交往增加，许多越南人来到中国口岸上打工，特别是越南的女人们非常勤劳，每天大包小包地背来扛去，可以说她们承担了许多中国人已经不愿意做的辛苦工作。”
　　在广西的许多边境贸易区里，随处可以看见这些被称为“苟柄”的越南人，其中以女性居多，她们从事着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而且吃苦耐劳已经获得了中国人的公认。事实上，越南劳工进入中国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活动在边境地区，甚至已经进入了中国腹地。由于中国政府还没有对外开放劳务市场，这些越南劳工都背负着“非法”的名义在活动。
　　香港亚洲问题研究员黄建炎说：“今天的越南正是20多年前中国的翻版，越南的‘革新开放’起步比中国迟，一切都在抄中国的经验，少走弯路少折腾，进步比中国快。但解放大批劳动力是必经阶段，越南劳工也像当年中国劳工那样，不一定是在国内找不到工作，而是期望出国挣更多钱，例如10多年前的一些中国人，他们宁愿到美国当黑工也不愿在国内挨穷。”
　　近年来，越南人在中国非法就业不断增多，尤其以广东省内为最，并且他们多数都是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由于珠三角地区的民工严重短缺，能吃苦，又听话，愿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越南工人自然得到了许多工厂老板的青睐。
　　
　　在中国非法务工
　　
　　一名超过3个月的居留期，已构成非法居留的越南妇女在广东省珠海市一个工业园区被当地警方查出，随后引出了一起61名越南人非法打工的事件。这起发生在2008年4月11日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案件，经过珠海市公安局的调查，最终在该市斗门区白蕉镇一家花艺厂被查获，随后该企业被罚款4.5万元，并承担遣送全部越南人回国所需费用。
　　早在2007年，珠海市警方就连续发现并成功查处了7宗113名越南人非法就业案件：4月20日一家企业在招工时发现6名持有越南有效护照及签证，同时又持用伪造的广西居民身份证企图在珠海非法就业的越南女性；6月7日在三灶镇一家工艺制品公司车间内查获30名非法就业的越南人；6月18日在金湾区小林镇一家鞋业公司的流水生产线上，当场查获正在作业的17名越南人。从2008年至今，珠海市共查处了18家非法雇用越南人的企业，后者均被公安部门依法实行重罚。
　　
　　事实上，越南劳工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在一些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其特点均不是个别行动，而是都有“工头”有组织带人中国。2008年2月28日，广西靖西县岳圩边防派出所在辖区大兴村走访时，发现了8名无任何合法入境手续的越南人正在帮助边民砍伐甘蔗，原因是前段时间当地刚刚遭受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时下随着天气转暖急需较多劳动力，越南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从边境便道非法入境务工。
　　目前，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普通劳务市场，对于越南非法劳工在中国的陆续出现，中国各地警方一直在进行排查和处理，其中包括对介绍人和雇佣人的打击。
　　2007年，珠海市警方抓获了介绍45名越南人进厂工作的中国籍男子黄某和两名越南籍女子阮某、何某。阮某被拘留审查后遣送出境，何某被缩短在华停留期限，黄某因协助聘雇非法私自谋职的越南人，被处以1万元罚款。
　　广州市中级法院在2009年3月31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组织他人偷渡国境”案，10个月内先后6次组织越南人(均为女性)偷越国境，安排后者在广州花都、番禺的工厂非法务工的“蛇头”谢某、曹某被控涉嫌犯罪。从2007年5月到2008年3月，谢某和曹某伙同越南籍女子阿贤、阿香、中国籍男子“吴先生”等人分工合作，先后组织了10多名越南籍人偷渡进入中国，安排在“吴先生”的工厂非法务工，谢某等向偷渡人员收取每人100到400美元不等的“介绍费”。此案中的越南籍人士阿贤、阿香和中国籍“吴先生”也被另案处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人非法入境、在华非法居留现象日趋严重，除越南人、朝鲜人等从边境非法入境继而非法居留外，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一些非洲国家人员持有效签证入境而滞留不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
　　按照中国公安部的统一要求，凡属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不管是否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难民署不得干涉中国主权事务)，滞留地公安机关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有身份证件的直接遣送，无身份证件的与有关使馆交涉认定国籍，签发证件后送走。国籍认定不了，外国驻华使馆又不认定而无处可送的，按《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进行拘留审查，直至国籍认定遣送出境为止。
　　越南的一名华裔学者表示，现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解决就业已成为越南面临的社会难题，其已经拥有8000多万人口，目前平均每年有100万～150万人进入就业年龄，全国劳动人口比例已超过总人口的50％，城镇地区失业率为5.3％，农村劳动日空闲率为20％。
　　“越南现有国营企业5000多家，私营企业10万多家，外资企业4000多家，其中国营企业主要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这名越南学者说，“但是相比较数百万劳工而言，这些企业所能够接纳的劳工数量远远不足。”
　　在越南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严重过剩和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劳务市场，鼓励劳务出口，成为越南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在越南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自1980年起出口劳务，截至2008年，已经在40多个周家有40多万名劳务人员，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东地区，劳务人员年总收入约为20亿美元，其中大多汇回国内。而据越南《西贡解放报》的报道，越南计划至2010年出口100Zi劳务人员，以使本国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和赚取外汇。
　　越南的这位华裔学者表示，至2009年，越南全国有160家合法经营向国外输出劳务的企业，“但是根本无法解决越南劳力输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劳动力”。
　　目前，越南在外劳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小学毕业占17％，初中毕业占62％，高中毕业占19％，高中以上仅占2％，仅约12％的劳务 人员经过技术培训，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弱，更多时候只能从事一些最底层的脏活、危险活。近年来，越南政府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扩大劳务出口关键在于提高劳务人员素质，因此鼓励各省市兴办职业技术学校，着力提高劳务人员技术和外语水平，并在办校用地、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
　　越南政府决策者提出，劳务输出项目“对解决失业问题是一有效的长期的办法”，所以越南的边防管理比较松懈，特别是对进人中国的越南老百姓非常宽松。在中越边境上，想要避开中国边防检查的越南人可以从小路步行，也可以乘船走水路进入中国境内。
　　2008年以来，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云浮等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均连续查获从广西边境非法进入中国的越南人，部分非法打工，极少部分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一条龙”为越南劳工服务
　　
　　一条10米左右宽的北仑河悠悠流过，横跨在河上的北仑大桥把中国广西东兴市与越南广宁省芒街市连为一体。每天夜幕降临，便会有许多越南籍小船在北仑河面上穿梭，许多越南人只需要支付两三元人民币就可以乘船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避开正规的检查站。
　　一名刚下小船的越南男子说：“如果从陆地走路也可以进入中国，但是那样要绕很远，从河上过来则马上可以进入城市，坐上汽车。”
　　问及这些越南人进入中国的目的，相当一部分坦率承认“要在中国找工作，越南的工作机会太少，而且很难找，工资很低”。一名越南华裔农村妇女还表示：“村子里如果有人能够在中国打工挣钱，会被邻居们羡慕的；如果再能够把别人一起带到中国，那更是显得有本事了”。
　　由于越南在地理上同中国毗连，因而边民历来都有着很密切的往来，他们甚至跨国界而居，隔界河相望，通婚互市，走亲串戚，亲如一家。这样的情况在老挝、缅甸与中国边境地区同样存在，也有少量老挝和缅甸非法劳工出现在中国内地，但是与越南非法劳工喜欢进入中国不同的是，老挝劳工更喜欢去泰国，而缅甸劳务输出的主要市场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随着现代国家概念越来越强烈，曾经自由活动的边民们越来越被自己的政府严格管理起来。但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无法阻断两国民间的劳务往来：不但有大量中国人进入越南务工，同样有大量的越南人进入中国寻找工作机会。对于中越政府不断的“管理与打击”，云南省边境城市河口县的一名瑶族老人曾经表示：“国家发展了，生活好了，我们老百姓却越来越不自由了，以前中越两国老百姓无论走亲戚、互相帮帮工都非常自由，而现在不行了，随时有警察来找麻烦了。”
　　“事实上，劳务活动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什么地方有活干，什么地方需要劳动力，经常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越南的一名华裔学者说，“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现在都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考虑，所以本身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不希望国外劳动力进入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许多现实的案例已经证明，越南劳工非法进入中国，早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边境地区，而且形成了规模性涌入，一些非法中介利用收费较低之便私自开展对中国劳务输出业务。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一些路途遥远的腹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在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的“蛇头”谢某、曹某一案中，对不懂汉语的越南非法入境者，“蛇头”还帮助办理假的中国身份证。谢某交代，他们的分工是由越南人阿贤、阿香负责介绍熟客来华务工，吴某则负责联系广州的工厂接收工人，再由谢、曹二人在广州越秀南汽车站、珠海拱北车站，直接将偷渡者接送进工厂然后代收酬金，最后从中收取劳务费。
　　
　　近年来，在与越南接壤的中国边境地区，各种非法入境的越南人被查获的情况已经屡禁不止，并且人数惊人。不仅仅是在边境地区，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份，都不断查获非法入境或者非法务工的越南人，其中有些越南妇女和儿童是被拐骗入境并转卖到内地，被拐骗的女童趋向低龄化，而且除了过去那样被卖给中国人做妻子，越来越多的女性被拐骗、介绍到非法的卖淫场所。广西边防部门透露，仅在1998―2001年间，非法穿越边境到广西的越南人估计在6万人左右。
　　在广西边境地区开往内地的一些客运车辆中，车主为了揽客，一般不会过问乘客的身份，甚至可以帮助越南乘客躲避国内二线边防检查。具体做法是：车到二线检查站前让越南人先下车，然后乘坐约定的摩托车走小路避开检查，等过了检查站再重新上车。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越南人宁愿多出点钱，多麻烦点也要绕开检查站，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内地。一名家在越南芒街的越南妇女说：“我们去广州的饭店洗碗，包吃住每月工资有七八百元，如果在越南做同样的工作，只有三四百元，所以我们愿意冒险到广州去。”
　　还有些越南人表示，之所以选择偷渡方式进入中国内地(边民才能使用限于边境地区的通行证)，是因为几百元的签证费太贵，而且也不准打工，所以他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
　　“比中国穷的国家人民到中国非法务工，情形也像当年中国大陆的人偷渡到香港和澳门那样，宁愿拿取低于合法者的报酬，总比在家乡挣得多。”香港亚洲问题研究员黄建炎说，“中国内地企业雇用非法劳工是为了降低成本，但非法劳工将令中国自己的失业问题恶化，必须依法处理，保障本地工人就业。”
　　
　　是否开放劳务市场
　　
　　近年来，越南人在中国非法就业不断增多，尤其以广东省内为最，并且他们多数都是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由于珠三角地区的民工严重短缺，能吃苦、又听话，愿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越南工人自然得到了许多工厂老板的青睐；一些越南人在广东找到工作后，又不断介绍亲戚朋友来打工，其中少数人甚至成为介绍越南人到中国的“工头”。
　　“除了传统的广西途径，其实澳门也成为越南劳工进人中国内地的一大门户。”珠海市的一名私企老板透露，由于澳门赌业的快-速膨胀，也吸引了大量的越南人前来，从事如保姆、保安、服务生、工厂工人等澳门本地人不愿做的低薪职业，这些人在工作期满后往往会进人广东省内非法就业。
　　“本来云南与越南也接壤，但是云南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条件也不如广西好，所以多数越南人都会选择从广西进入中国。”广西东兴市的一名外贸商人说，“一方面云南对面的越南西北部地区相对经济落后，当地人也不如广西对面的越南人思想开放，另一方面在历史传统上，越南人与广西广东人比较亲近，大部分越南华裔都会说广东话而不是普通话。”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劳工交流”已经不可避免在形成。据2009年4月16日的《越南年轻人报》报道，目前越南没有办理劳动许可证的外籍劳务人员预计有几万，且还在不断 增加，“这些劳务大都是随承包商到越南，且没有什么技术的普通劳动工人，其中中国工人尤其多。目前在越南北部的广宁和海防两个热电厂的中国工人人数大大超过了越南工人人数。中国承包商几乎不使用越南工人而是从中国带来，甚至包括普通的劳动工人。现在中国普通劳动工人已随承包商开始出现在越南中部广南省的农山热电站”。
　　长期在越南投资的“中国十四冶建设集团”国际工程部部长王庆证实了这些情况的存在，以他们在越南清化省参与建设的“贡清(音)水泥厂”而言，技术、设备和人员基本都是中国的，“最多时使用了150名工人，但是当中只有20名越南工人，其他全部是中国带过去的”。
　　“之所以中国企业更愿意使用中国工人，有文化、语言问题和工作习惯等多种因素考虑，更关键在于容易管理，而且中国工人技术好。中国企业要在越南找到满意的技术工人并不容易，或者说价格也不低，因为他们都只愿意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大城市工作。”王庆说，“使用中国工人成本很高，每人每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而同样的越南人只需要1000-2000元左右。”
　　他介绍：“许多人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廉价的越南工人，越南人虽比老挝人、缅甸人勤劳，但相比较中国工人而言，他们还是算懒惰的，工作效率也不高，往往是三五名越南工人才顶得上一个中国工人。”
　　“不过真实的情况是，在越南很勤劳的中国工人在家里工作一样懒散，而出门到中国工作的越南工人又会变得比较勤劳，雇佣工人的老板需要效率和利益，肯定会很在意这些因素。”王庆说，“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非法务工的越南人，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偷懒，而且希望的工资也不高。”
　　“目前自发进入中国的越南务工人员主要是以普通劳动力为主，素质和技能都还比较低，素质好点的都不愿意出来，或者被政府组织到别的国家去了。”王庆表示，中国现在许多苦活、累活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干，或者工人把价格提得很高，让国内企业成本增加，“以前每天30元就有人抢着做的脏活累活，现在少于100元很难找到人了，但是有越南工人愿意做”。
　　“既然我们的工人不断到越南去，就应该考虑让他们的工人也能够进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很快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各种国际交流已经不可避免，这其中就包括国际劳务交流问题了。”“中国十四冶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袁淑文说，“与其堵不如疏，中国通过劳务输入不仅解决了国家劳务需要，还帮助越南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会在国际上赢得赞誉。”
　　袁淑文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国务工相当于短期培训，学到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回国后，往往工人之中会有一些人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技术精英。之前中国已经从这些方面得到了收获，今后也能够为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的帮助。”
　　“目前中国只希望输出劳工。而不希望引进劳工，甚至把外来劳工视为洪水猛兽，从长远来看是比较保守了。”袁淑文说，“政府应该考虑开放劳务市场，比如可以考虑拿地处东盟前沿，对国家总体经济影响不大的云南省来做试点。就‘十四冶建设集团’而言，目前总体需要3万多名各种层次的劳动力，如果国家政策允许，则每年消化三五千名越南劳工是没有问题的。”
　　香港亚洲问题研究员黄建炎也认为，如果仅从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进步和国与国关系方面去看，要求中国政府开放劳务市场是对的。
　　“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贫穷地区劳动人口向富裕地区流动，也是一种必然。”他说，“不过中国比较特别，中国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一直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地方官员一点事情处理不善就留下不断上访请愿的尾巴，头痛不已；如果引进外劳制造更多中国同胞失业，岂不是为自己制造定时炸弹?”
　　“香港有菲律宾佣工、印度尼西亚佣工、泰国佣工，但不敢对广东省开放，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考虑的问题很多。”黄建炎表示，“中国本身是人口大国，失业问题很难解决，对东南亚国家开放劳务市场应极审慎。”
　　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老百姓恐怕无法再承受一点点动乱的痛，所以目前中国领导人只希望输出劳工而不希望引进劳工，并非只是观念上的保守，更重要的是有更高层次的政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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