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浮沉录:湘企出海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矿产需求大幅下挫，中国企业大举进入澳大利亚资源产业，引发澳大利亚被中国收购的恐慌。澳新闻民意调查公司在3月底4月初做的一份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六成以上的人反对“中铝”扩大在全球矿业巨头“力拓”中所持的股份。
　　
　　前不久，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今后，中海油基本上不再收购其它公司，而是寻找合作伙伴，对其投资。“从来没有把对外收购作为自己增长的手段，至少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不会去收购其它公司，”此言道出了许多中资企业在“出海”十多年后的心声。
　　5年前，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森克?贝斯特莱因曾摇头表示，中资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失败会多于成功”。的确，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中国“走出去”战略看成是“丁丁历险记”的翻版，而愿意把跃跃欲试的中资企业看成是一窝蜂挤进豪华名牌连锁店的暴发户，这些资本市场上的“新贵”，持着“买个路易威登包”的简单交易心态，在没有全盘考虑的情况下就把钱袋子扔给了对方；也有很多论者把这些“还不会走就开始跑”的企业视为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红顶商人”，认定这些早期“走出去”者多半折戟沉沙，遭遇“壮士断腕”厄运。
　　如今，在经过载沉载浮的洗涤之后，中资企业开始表现出国际并购市场上一名成熟的角逐者的本色。它们从小口小口“吃”起步，到能开展大宗跨国并购，从培养能力和建立团队着手，到能敏锐判断一笔交易的内在价值，跨过了只是希望扩张全球网络或规模的盲目期。这方面有中资银行开始绕过“有毒资产”向海外寻找合作伙伴的良好开端，有中铝通过与美铝的战略合作成功入股力拓的精彩案例，也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谋求海外战略转型的报道。
　　近期一份研究表明，2009年第一季度中资企业在TMT(科技、媒体和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并购市场上异常活跃。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表示，2008年中国对外收益达825亿美元，增长8％，总体上看是盈利的。尽管成绩已经今非昔比，但我们仍有必要回顾一路走来的“艰辛”，这其中有许多教训，并不因时光荏苒而失去意义，反而在我们加速“跑”时更值得记取。
　　
　　“缴学费论”下的“走出去”战略
　　
　　最早的时候，尽管“走出去”战略听起来如“蛟龙出海”般雄壮，但它埋下了“先有拓荒者，后有定居者”这样的“缴学费”假设。而政府一再默许“缴学费论”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相对于吸引到的庞大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前些年来对外投资的比重明显不够。
　　还在1979年国门渐开之际，国务院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15项措施》就提出了“出国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但到1991年，12年过去了，“出国办企业”效果不彰，投资额累计不足14亿美元，平均一年1亿，分摊到13亿人口，人均0.1美元。
　　1997年，“鼓励”出国办企业的字眼正式出现在中央高层文件中，要求“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这种鼓励信号，被视为中国争夺初级资源市场的战略部署，和配合国家利益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并没有被视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正常资本全球性配置。由于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所提的“四大新战略”中明确了“走出去战略”。研究者们宁愿把2000年视为此战略元年。
　　一大批国有企业闻风而动，民营企业亦步亦趋。有些地方，出现中资企业“打拥堂”的现象。如在新加坡，1992年注册的中资企业仅105家，到2007年就已增至1500家。虽然数量惊人，但投资额却不惊人，累计投资额不过6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大批中资企业是赶去“凑热闹”的。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勤研究员的研究，一些海外投资企业缺乏有效内部约束和风险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这些海外企业疏于管理，人派出去了事，企业经营状况很少有人过问，以至在一些人眼里，“走出去”战略成了自己和亲属朋友出国旅行或出国留学定居的“绿色通道”，几年下来，企业一本坏账，国家损失严重。以这样的方式“缴学赞”，缴得真让国人伤心。
　　当然，真正做企业的也有一些做得不错，如中远集刚通过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Sun Corpn，成立中远投资(新加坡)，2004年公司的净利润超过6000万新元。但不可否认，早期“出海”者更多是交了高额“学费”。如在2004年11月，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公司披露，公司累计亏损大约4亿美元，加上其它的损失，亏损合计约为40多亿元人民币。
　　
　　而较近的例子，是2007年中投公司(CIC)投资黑石集团近30亿美元，目前账面资产仅剩1/3。让中投董事长汪建熙发愁的是，中投每年需要为2000亿美元的资本金支付5％的利息，而欧美市场的不景让股权投资成为极其冒险的选择，中投当下只能绕过不能投资“人民币货币区”的限制打打港澳台地区的擦边球，这使得其每年向财政部特别国债基金专户归还100亿美元利息的初衷难以实现。
　　同样是在2007年，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保险以近200亿元人民币参股位列欧洲前15大金融机构的富通集团，“高位杀进”，结果深度套牢，导致平安保险2008年净利同比减少98％。2008年底，富通2100多名小股东联名起诉，要求判定富通向巴黎银行转让部分资产为非法。此案一度导致比利时内阁集体请辞。2009年4月底，富通的股东将就3月初比利时政府拿出的新分拆协议表决，作为富通单一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已表示将再投反对票。然而，在富通几近破产的情况下，平安最终“翻盘”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破烂王”遭遇重整成本
　　
　　有一段时间，中资企业专去收购“过气”企业和产业，偏爱收购深陷财务危机中的著名企业，被国际投资专家誉为资本市场上的“垃圾王”。
　　大多早期进入德国的中资企业，基本上采用收购破产企业的方法，以很低的成本进入德国市场。然而，在这些“破烂王”沾沾自喜于捡了一个大便宜时，却被随之而来的重整成本压得变了形，功败垂成。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TCL以82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的施奈德电视机公司，等到接手时才发现，他们所买下的“施奈德”只是个只有几十名员工，其制造核心力量已经转移到匈牙利的一个破产后剩下的“壳”而已。为了给这个“壳”背上的债务“赎身”，TCL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在德国的业务陷入困境，不到半年宣布放弃。TCL通过收购德国施奈德电子和法国汤姆森公司业务而成为世界最大电视机制造商的“虚名”也由此告吹。
　　如果说中资企业“出海”早期“缴学费”、“收破烂”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上汽收购双龙案则值得认真反思。
　　2004年，上汽集团溢价收购了濒于破 产的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的股份。上汽的想法很单纯，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换回先进技术。然而，很多专家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桩跨国婚姻，原因是上汽不具备收购的技术优势和历史经验。日本收购全球之时，依仗的是其雄厚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和经营理念，日本甚至把美国的精神老巢好莱坞也收购了。世界上成功的收购都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比如宝马收购MINI。但中国收购方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资金实力和进入网内庞大市场的通道。
　　上汽“吃下”双龙后，马上就感受到各种之前没有料想到的冲击，先是工会的抗议和罢工潮，继之“国产化”目标迟迟无法实现，而在不断输血之后，2009年，双龙进入了韩国法院“回生”程序，这意味着这场中韩汽车业婚姻即将正式破裂。第一桩中国汽车跨国并购案，就这样以惨败结束。经过此案，吉利、长安、奇瑞等众多中国汽车公司在借金融危机“抄底”美国底律特的提议面前，变得格外谨慎。这或许是中国“破烂王”形象开始转型的信号。
　　
　　缺乏软实力形象下的工潮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所说：“走出去最大的差距不是资金，不是市场，而是缺乏一大批具备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联想收购了IBM的PC机，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最后逼得老柳重新出山，杨元庆回到总裁的位置上，这也反映了我们人才缺乏的问题。”
　　不仅仅是跨国经营人才短缺，很多“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对目的围的文化差异、价值冲突、意识形态干扰考虑不足，也导致了公司在海外频遭形象危机。上汽集团承认，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韩国双龙公司的工会力量“这么大”。而一家在德同开办实业的中资公司，开工第一天就引来当地环保部门的“查封令”，理由是工厂的噪音干扰了附近河里的鱼儿的安宁。习惯了向河流直接排污、朝居民区排废气和噪音的企业，真不习惯把“关爱”延伸到河里的小鱼。
　　这里还牵涉中企“出海”后能否抛弃国内陈旧危机处理思维的问题。中国是矿难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但国内的安全事故依然高发不止，假如“走出去”的企业认为“我们中国都这样，你们也应该这样”来对待别国的法律和安全生产条例，那无异于一场最失败的同家形象公关。
　　2005年，一家在赞比亚的中资铜矿发生矿难，51名赞比亚矿工遇难。事故震惊了赞比亚，死者家属对中国经营者事前没有采取有效安全措施，事后只发放少量抚恤金十分不满，终于在一年后，该铜矿爆发了工潮，矿场发生暴力骚乱。
　　2006年适逢赞比亚大选，反对党爱国阵线主席萨塔威胁说，要把中国商人驱逐出境。萨塔虽然未能在当年大选中获胜，但随着2011年新一轮大选的临近，中赞关系又面临着考验，不妙的是，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铜价大跌，中国小企业老板纷纷丢下赞比亚矿场“逃走”，令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受损。
　　
　　“问题国家”资产安全风险
　　
　　一些威权主义体制国家，由于政策变动经常出乎意料，对外来投资的冲击也相当大，这直接影响到投资安全。遗憾的是，对这类国家，别人在退避三舍之时，来自中国的一些企业却盲目进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据《北京青年报》马宁报道，继数十次发行面值如天文数字的钞票之后，2009年2月2日津巴布韦又启用新货币，这次新货币看上去不再令人“眼晕”，去掉了旧货币后面的12个零，即1津元相当于原来的1万亿津元。津元贬值到什么程度?记者报道说：“1亿津元的面钞丢在地上，都没有人去捡。”
　　津元的狂“贬”，使在津巴布韦的近30家大型中资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更不靠谱的是，津巴布韦借名“美元化”，要求企业交税用美元，而给中资企业结算工程款时却运来一车车无用的津币。
　　以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为口号的委内瑞拉，在能源价格上涨时，要么就利润分成与外资企业产生摩擦，要么就执行国有化，派军队去接管。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石油价格一落千丈，从175美元的高位跌至30多美元时，委内瑞拉又装出相当“好客”的样子，邀请外国投资于委内瑞拉能源产业。
　　在国际石油投资界，“利润对半分成”曾是委内瑞拉的首创，后来风靡到中东等地。而近几年，在查韦斯“先进”到直接国有化时，委邻国厄瓜多尔就突然来一招“99％的利润分成”，把中国在厄瓜多尔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打”傻了眼。
　　2007年10月4日，厄瓜多尔总统宣布，自即日起该国原定与各外国及私人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只给企业留1％。这个所谓的“暴利税”，完全不顾合同的神圣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先诱你投资，然后又祭出“国有化”、“暴利税”牌的国家还真不少。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有这样的恶例。这些国家的借口高度一致，资源，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矿产，都是国有的，国有化或离谱的暴利税是符合宪法的。
　　
　　经济民族主义引发的“反华情绪”
　　
　　经济民族主义加上政客的煽火点风，容易转化为“反华情绪”，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也吃尽了这方面的苦头。
　　4年前联想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就是因美国政府的压力而被迫修改收购合同，失去了许多预期中的收益。而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的失败，则是败给了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因为中海油的竞争对手就是美国的雪佛龙。再有，海尔竞购美国最著名消费品牌美泰公司，对手惠而浦也是美斟的公司。美国政客扬言，海尔接管美泰后会关闭在美国的工厂。导致工人失业。事实是，惠而浦购得美泰后，立马关闭了3家美泰工厂削减了4500个就业岗位，但却没人站出来说三道四。
　　同样，2004年，中国一家大型矿产公司竞购加拿大铜、锌和镍的生产商诺兰达公司，政客们以攻击中国人权记录，阻止了这桩交易进行。
　　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反华情绪”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被揭发接受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名女商人的赞助，免费到中国访问，接着就是反对党领袖批评陆克文总理“过度亲中”，是中国的“巡回大使”，然后《澳大利亚人报》曝出所谓小国情报机构人员侵入陆克文总理电脑的“中国黑客事件”。最新的一件，则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鹰派到美国国防部访问，向五角大楼兜售“中国威胁论”。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国防部鹰派的观点是：中国是新“冷战”对象，澳大利亚应该围绕未来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来规划部队结构。
　　这些“反华情绪”其实都是奔着经济民族主义来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矿产需求大幅下挫，中同企业大举进入澳大利亚资源产业，如华菱钢铁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FMC等，引发澳大利亚被中国收购的恐慌。澳新闻民意调查公司在3月底4月初做的一份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六成以上的人反对“中铝”扩大在全球矿业巨头“力拓”中所持的股份。目前中铝已经持有力拓9％的股份，正谋求扩大到18％。而在稍早前，澳大利亚官方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五矿”公司以15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一家负债累累的没落矿产企业。迫于压力，五矿不得不提交一份修改过的收购方案，澳大利亚政府最后才放行。
　　有一个例子可以引来旁证外国的担心是出自多方面的。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越南中高地带盛产铅矿，美日等国公司在该地带开了大型露天矿。已经有段时间了。最近中国公司也准备投资该区域，结果引来越南国内一片反对，甚至越共元老武元甲都站出来反对。该项目后因环保问题没有获批，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越南对中同在其战略要地扩张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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