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我们的社会生活] 重建人类社会

　　国未破山河已碎，汶川大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而更多人的生活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永久地改变了。但是，生活仍要继续，受灾民众灾后生活的安置和灾区的恢复重建自是当务之急。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施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我国首个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门条例，它的颁布，标志着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将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抗震救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此前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将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同时在全国开展支援灾区全民节约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压缩出国团组。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
　　《条例》规定，灾后恢复重建要统筹安排交通、铁路、通信、供水、供电、住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文化、广播电视、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服务设施，要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增强抗震设防能力。对毁损严重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开展地震破坏机理调查评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在灾难造成的巨大的损毁面前，恢复重建工作艰辛且漫长。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为人称许的日本，在大阪神户地震之后，从避难所到社会生活的重建，长达10年之久，投入达10万亿日元之巨。不用怀疑，长于以举国之力搞建设的中国，灾后重建新汶川、新北川等目标一定能够顺利达成，甚至可能比日本阪神地区重建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此前的唐山奇迹就是证明。
　　然而，需要恢复重建的却不仅仅是地震灾区。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是，汶川大地震把盛世繁华背后的另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向更多的世人展现出来，震前的汶川等地，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普遍存在，也许过去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轻忽了，而地震只是极其残酷地把那些问题揭示了出来。
　　灾区的损失已经造成，因此同等重要、面向未来的建设和补救工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由迅速展开。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积极举措是，地震之后，教育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在9月1日开学前，对全国各级各类校舍进行抗震安全排查，提高各级各类学校防震减灾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安全。把恢复重建家园的精神和行为提升到国家层面，而非仅仅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建筑、道路、桥梁等物理形态的家园的重建虽然重要且艰难，但在当下国库充盈的保障下，却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更为重要且艰难的是重建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建设。
　　善治的制度并不能使民众拒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同样也不能保证紧急状态下的救助行为一定比历史上以往的制度更有效率。但它至少能够最低限度地保证在灾难来临之前不出现大规模常规意义上的“危房”。减轻灾难侵袭的损失，不仅是通过灾难发生之后的救助行为表现出来，更重要的在于日常生活中对法律规章和应尽之职的恪守。它能够堵漏于前、问责于后。
　　中国向来缺乏敢于直面问题的真的勇士，多数人总是希望时间能够冲淡记忆。然而，无省思，即无未来。鉴往而知今，我们更需要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获得力量，让制度亦受震动，加速社会制度的调适和完善，使某些本可避免的伤害不再重演。
　　灾后重建是制度建设的新契机。此次抗震救灾中的异于过去一些做法，比如，政府把抢救生命放在首位、信息传播的公开和透明、对社会各界志愿者以及境外救援的开放态度，曾经被自利主义和物质主义消磨而迷惘的普通民众毋须动员发自内心地参与各式救助、哀悼日“中国加油”呐喊以及民众对灾区暴露问题的不懈追问，等等，折射的是新的判断和价值，它们可能成为责任政府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新力量。
　　人们期盼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能够让对民生和民权的真正关注，以及应对灾难而凝聚的民气，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得到彰显和巩固，并转化为常态的制度建设的动力。
　　“生成无须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用幸福也用痛苦 /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对于一度被灾难改变了惯常生活的我们来说，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家乡的屋顶”，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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