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学：回应挑战的入世之路】 中国入世之路

　　 　　当代西方普遍的道德危机，以及人文科学越来越学院化的倾向，为基督神学的复兴提供了机遇，就如中世纪教会的道德堕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机遇一样。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节节退却，先是失去了世俗的权力，真的成了“恺撒的归恺撒”，行政权只能施行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接着在汹涌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夹击下，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于是，19世纪的尼采庄严宣称：“上帝死了。”
　　而时至20世纪，尤其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似乎重新恢复了生气。据《2001年度世界宣教工作统计表》记载，全世界总人口中约有33％是基督徒，其中积极分子――所谓能认真承担“基督之伟大使命”者约有6．5亿多；当年为基督教事业的捐款达2800亿美元，用于基督教的计算机约有4．24亿台，当年出版的基督教期刊约3．6万多种，关于福音、神学的书籍1．71万多种……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但在这科学高度昌明、“以人为本”是世界性的主流意识的时代，基督教居然仍能保持发展到这种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其原因，首先，无论怎样，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断言：“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其次，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神职人员积极地调整宗教策略、改革宗教观念，来适应新的文化境域。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积极“人世”，关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重大事件，主动进行干预，甚至某些杰出成员以殉道者的身份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如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牧师们，从而，扩大和深化了基督教的影响。
　　
　　人本主义的“傲慢”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浪潮构成了对基督教的直接威胁。20世纪的很多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却试图整合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发展神学思想。马里旦在《整体的人文主义》一书中，旗帜大张地宣扬“基督教人文主义”。布洛克则认为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并行不悖，而且还有大量的可融合点。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更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已经大大衰落，而宗教则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
　　当然，他们对人文主义并非全盘照收，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人文主义内在的悖谬和外在的困境，从而彰显宗教思想的神圣性。被称为“战后最富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的尼布尔对“终极信靠”的思考就是典范例子。他认为人文主义把“终极信靠”放在人身上，如“有充分教养的聪明人”，“发扬理性的知识分子”，“纯洁又有热情的青年人”，或“朴素而不会剥削他人的无产阶级”等等，但是，历史显示，这些形形色色的“终极信靠”都令人失望。“人性中没有任何生机是不会枯竭的，没有任何美德是不会腐败的”，尤其在拥有权力后，道德英雄纷纷落马。他甚至提出：“不要信靠任何的人……这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善是既无腐败也不可能腐败的。”
　　在尼布尔看来，人本主义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以此来权衡世界，如《圣经?罗马书》中指出的，“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一条傲慢的道路，是对人性过于乐观而造成的；人文主义想用人自身来替代上帝，其结果必然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对人的崇拜”会演变为“对己的崇拜”，必然导致狂热以及同伴的相互斗争，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却落实为兄弟间相残的现实，正彰示了人“傲慢的罪”。尼布尔宣称：“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的人是应受到诅咒的。”对于这些偏激结论，笔者并不苟同。不过，基督教思想家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切中要害。
　　
　　上帝也环保
　　
　　对宗教构成另一重大威胁的是科学思想。在当代生活中，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法抵挡，甚至被某些神职人员讥讽为“新宗教”，但这也迫使基督教改变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教庭对伽利略的平反就是一种象征。进一步，一些神学家还试图用科学思想来支撑宗教。
　　如玛奇(Diarmuid’O Murch)著有《量子神学》一书，力图用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量子力学”来阐释神学。这还是林林总总的所谓“科学神学”中的一种。当然，神学家们更强调的是神学与科学各有领域：科学求真，在物质世界中探索；宗教求善，在精神世界里追索价值与意义。两者既可对话，又可相互支撑。他们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更有一些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甚至试图去解决一些当代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一些令科学家们都备感棘手的问题，如生态问题。例如，被爱因斯坦赞为“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的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t Sehweitzer)牧师，在1919年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理念，尔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深入黑非洲内陆长达50年之久，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他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与核心。
　　1960年代以来，以莫尔特曼为首的一批神学家，如美国的寇柏，德国的李德科以及汉斯?约纳斯更是大张旗鼓地鼓吹“生态神学”。他们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宗教危机、信仰危机，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当代科学家们所提倡的“保护生态”，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追求，而按照《圣经》，上帝在与人类“立约”的同时，也与一切非人类的生命立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一切活物立约”(《创世纪》)，在这里，人并没有被授予统治地球的权力，而只是作为上帝的代表，对地球进行保养和管理。因此他们鼓吹，必须迎接人类的第三次“复活”：耶稣降临是第一次复活，是人与上帝和解；宗教改革是第二次，是人与人和解；当前则是人与自然和解，它将导致人类的第三次复活。
　　
　　存在主义的挑战
　　
　　在面对非神学的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的挑战时，一些杰出的神学思想家也试图吸纳它们，结合它们，发展和完善宗教哲学和神学。例如，存在主义是20世纪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如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等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其中大多数是无神论者。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马丁?布伯等则将基督教与存在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被无神论者萨特称之为“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蒂利希(Paul Tillich)，在其 《系统神学》、《存在的勇气》、《新的存在》等著作中，深入地探讨人的存在，人的超越性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在对人的本性的体认把握上是一致的，人的本性既表现在自由性，也表现在有限性上，这是人的悲剧性的生命结构。
　　
　　他通过对“勇气”的发掘，将“存在一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敞开，使伦理学范畴进入本体论的领域。他还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如“焦虑”、“关怀”、以及“意向”等。他认为，必须先确立“终极关怀”，人的生存意义才得以敞开和澄明，而这种“终极关怀”指向绝对超越者――上帝；进一步，他还推论，人的基本意向就是使人与上帝相关联。
　　
　　神甫会晤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一批拉美神甫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会晤。这是神学家们主动邀请的，试图探讨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会晤没有直接结果，但是以“解放神学”命名的一种激进神学在拉美各国成长壮大起来。
　　在这种神学理论中，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阶级斗争、剥削、革命、压迫、人类解放、人性异化等等，并且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这种神学理论被用于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从196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各种反抗阶级压迫，反抗社会不平等，反抗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中，都能发现大批神甫的身影，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游击队神父”的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神父。“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还有古巴神父博夫、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阿根廷的塞根多，其中，思想最系统的是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1968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并在会后发表声明，谴责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现行社会结构以及“制度化的暴力”，宣称“上帝差遣他儿子耶稣就是要解放所有被罪、饥饿、悲惨命运和压迫所捆绑的人们”。麦德林会议之后，许多神职人员深入社会最底层，实际有效地去帮助穷人。在这些“革命教士”的影响下，拉美各国城乡自发组织起探讨教义和社会问题的大批的“基层社团”，对拉美的社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70年代中期后，罗马教廷试图压制解放神学的“过激行为”。教廷的信理部部长拉辛格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宣称“解放神学”具有“异端”思想的危险，并且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撤换一些主教等，使解放神学运动一度走向低潮。但是，该运动不久就恢复了生机。1984年，教廷发布了《关于解放神学若干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责解放神学“以不适当的方式搬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不能容忍的”。不过，在抗议声中，到了1985年，教廷又发布了《基督教的自由和解放》的文件，做出了明显的退让，甚至在文件中还引用了解放神学的理论观点；而解放神学的核心人物也做了一些妥协。从此．解放神学在教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穷人优先
　　
　　解放神学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重新去解释神学的一些核心理念。如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思想去类比“原罪”，甚至认为发放圣餐、实行财产共有以及与上帝相结合的宗教共同体，类似于共产主义，而争取社会正义的解放运动就是“救赎”的过程。其次，区分了“非正义的暴力”和“正义的暴力”，认为反抗压迫和剥削是上帝拯救工程的要求，是回应古代先知的呼声，而且，建立上帝之国与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是一致的。其三，主张“教会不是中心”，“没有与人建立起恰当的关系，就不可能与上帝之间有恰当的关系”，因此，应建立“走向人民的教会”，首先是追随耶稣走向穷人，高扬“穷人优先”的旗帜。其实，解放神学的根基就在于两种体验：对上帝的体验和对穷人的体验。他们认为这两种体验是一致的，认识上帝，就应委身于穷人，只有通过穷人，信徒们才能与上帝相遇，即所谓“爱穷人就是爱上帝”。
　　“麦德林会议”文件的起草者古铁雷斯于1971年出版了《解放神学》一书，后多次再版。在这部被称为解放神学“大宪章”的著作中，古铁雷斯声称，只改变人心(神学)或只强调改变社会(马克思主义)都只表明了一半的真理，而兼具灵性与反抗压迫者的社会关怀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具体化。从“穷人优先”的立场出发，他提出有三种“穷”：一是“穷困”，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其次是“穷言”，无话语权，或者不知道怎样运用话语权；再次是“穷心”，自认无价值，消极地服从社会权威，而且这种感觉和意识已经内化和固化了，导致灵性的缺失。这三种“穷”，一种比一种更具本质性，神职人员的任务就是凭着信仰的力量，用神的话语去解放他们。他还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表达他的心愿：“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流行拉美的激进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思想已经相差甚远，却极大地扩展了基督教的影响。应该指出，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也有本质性的差异，古铁雷斯就明确提出，他们不接受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他们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而且，解放神学从“穷人优先”到“穷人的教会”，并非是朝着“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而是去增强穷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核心目标是“赋权”，即权力再分配。
　　
　　关怀当下
　　
　　神学家们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甚至激烈地干预政治，并不是从解放神学才开始的。20世纪初，教会内部就酝酿着重大改革，一批后来被称为“激进神学”的宗教思想家，在面对外部世俗文化的强大挑战时，重新审视宗教信仰，试图探讨真正的宗教之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德国的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朋霍费尔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认信教会”，公开反抗纳粹，甚至参与谋杀希特勒的行动。他是被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的，后被教会追认为20世纪10大殉道烈士之一，与马丁?路德?金齐名。他的代表作有《做门徒的代价》，《狱中书简》、《伦理学》。
　　其思想曾被教内人士视为异端，但后来，尤其是60年代后，却发展成为英美的“激进神学”、“世俗神学”，以及德国的“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代基督教神学对尘世的强烈关怀以及宗教的责任感，他也被尊称为在上帝缺席时，“对世界负责的神学大师”。
　　他明确指出，基督教信仰绝不是仅仅指向来世，而首先是强烈地关怀当下的世界，上帝更希望人们“返回他们在尘世的生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教会也只有在服务社会的卑微中才能彰显自身的意义。他反对圣俗二分，试图弥补世俗生活与基督教信仰的分离，始终“在(人类)生存的牵缠中谈论上帝”。他还将“基督受难”解释为“上帝是以他的软弱去征服世界的强暴和歹意”， 而作为基督徒就应去分担上帝的责任，因为“世界已经成年”，而当代的上帝却分外苦弱。这种分担，就意味着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受苦与遭弃绝可以概括十字架受难的全部意义”。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生活中“为他人受苦从而来与上帝相遇”。即主动参与上帝的“受难”，背着十字架追随基督，在力量中与上帝面对面。
　　当然，朋霍费尔的思想与后来兴起的“世俗神学”、“上帝之死神学”仍有重大差异。他绝非要削弱信仰，而是希望在更加切实的基础上去坚定地信靠上帝。他强调基督教的本质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生活，更是生命本身。总之，他既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对话与和解
　　
　　基督教走向尘世，有其必然性：16世纪以来，各国逐渐政教分离，基督教失去了世俗的权力；到了19世纪末，“上帝死了”则成了一个流行的命题。上帝的形象和理念所支撑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面临崩溃，神学与教会似乎都失去了根基。在此背景下，教会与神学只能以不断的改革来“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的艰难困境”。解放神学、激进神学就是这种“回应”的最有力的代表。
　　其实，教会高层人士也强烈意识到这点，教皇若望二十三世于1962年召开了“基督教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Vatican II，1962～1965)”，出席者约有2000多人。教皇在会议召开之初就宣布，会议目的是为了使教会适应时代，为了教会自身的灵修活力以及世界和平。会议中途，若望二十三世去世，继任的保罗六世继续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4个宪章、9个法令和3个宣言，从理论上解决了教会对内实行全面改革，对外向世界开放等问题。
　　这次会议的决议宣告：教会是服务机构而不是权力所在，教会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教会“失去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神职人员的责任是聆听、辨别和解释我们时代的众多声音，并以神的话语的光辉去判断它们。甚至指出：人们不能谈论自己，就不能谈论上帝，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是人类学的场所；并且，还强调神职人员的培养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使他们熟识当代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并且应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来充实神学。
　　对外，则追求与其他宗教对话和和解，改变了“教会以外无圣恩”的传统观点，肯定其他宗教也包含真与善，对其他宗教要保持真诚的敬意；相信这种互相尊重，能使各个宗教逐渐从敌对、相互抵制，转变为友善、恳谈到合作；强调指出，在当今世界，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
　　
　　尘世中的神性
　　
　　当代西方普遍的道德危机，为宗教的复兴提供了机遇，就如中世纪教会的道德堕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机遇。而且，当代人文科学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缺乏强烈的人文关怀，宗教神学则试图为人们提供意义与价值的伦理资源，来确立自己的生存地位。基督教积极人世的精神，使得地球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神学发出的坚定而又充满仁爱的声音，其影响力很难被其他声音所取代。
　　当然，基督教走向尘世，也带来了或许是潜在的负面效应。在市场化的全球浪潮中，走向尘世就可能腐蚀神圣性，消解神圣性。如有人所讽刺的，教会就成了公司，主教成了CEO，信徒成了精神商品的消费者，进宗教场所就如进超市选购商品。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相互竞争，就是力图为顾客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
　　总之，如何在尘世中保持神圣性，如何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社会中，保护、养育意义和价值的资源，仍是基督教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朋霍费尔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认信教会”，公开反抗纳粹，甚至参与谋杀希特勒的行动。他是被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的，后被教会追认为20世纪10大殉道烈士之一，与马丁?路德?金齐名。
　　麦德林会议之后，许多神职人员深入社会最底层，实际有效地去帮助穷人。在这些“革命教士”的影响下，拉美各国城乡自发组织起探讨教义和社会问题的大批的“基层社团”，对拉美的社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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