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的奥运角色】 共青团团歌

　　在处理志愿者问题时，把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全盘移植到奥运会的组织中，是一个捷径，也是中国最现实的选择。 　　 　　“北大一共有13605人正式提交了做奥运志愿者的申请，如果去掉毕业年级，这个数字超过了在校生的一半。”韩流说：“这也达到了北京奥组委提出的申请人争取占到在校生50％的要求。”从2006年底，担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以来，组织奥运会志愿者，就成了韩流最重要的工作。
　　3月31日，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报名工作正式结束，据奥组委的统计，志愿者的申请人数达到100万人，远远超过了计划招募的10万人。十万志愿者、百万报名者，这些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让很多西方观察家震惊于中国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面介入，让这些数字变得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以高校共青团为主体的各级团组织承担了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招募、组织、培训几乎所有工作。“把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全盘移植到奥运会的组织中。”韩流说。
　　
　　报名百万
　　
　　与历届奥运会志愿者不一样的是，大学生构成了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主体，占据了10万人中80％以上的比例，而这个比例，雅典是60％，悉尼是22％。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奥运会官方报告中给出的数据却是悉尼的志愿者工作更为出色。
　　
　　随着奥运会规模日益庞大，招募不到足够合格的志愿者，越来越成为让主办方头疼的问题。以刚刚过去的雅典奥运会为例，为了吸引更多的希腊人为奥运会服务，希腊政府甚至颁布过一项政策：如果参加雅典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那些为躲避服义务兵役而在国外居住的希腊人将被准许回国，不再受兵役法追究。
　　今年恰是中国志愿服务15周年，志愿者的概念在中国出现也不过15年的历史，有参与大学生奥运志愿者组织工作的北京高校团委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认为：民众的志愿精神还不成气候，如果不限制招募人群的话，中国很难完成10万志愿者的招募计划。韩流则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而大学生恰恰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具备语言优势的人群。
　　一位美国记者在获准到中国采访奥运会之后。对奥运志愿者的招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记者对现实保持着记者职业性的批判立场。他向记者求证：“为了国家的面子，中国政府强迫那些年轻学生来为盛大的奥运会服务，就像18年前的北京亚运会那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是违背志愿者精神的。这应该会遭到新一代的越来越强调自我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的反感和抵制。”
　　但是，中国的现实让他感到不解，在每个招募现场，10：1的录取比例像残酷的职场竞争一样，所有人都挤破头希望能够成为奥运志愿者，只有那些最出色的学生才有可能被选中，就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大学里也是同样的状况。
　　陈少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通过层层筛选，他成功得成为了鸟巢体育场里的一名志愿者。从2006年提出申请到2008年正式服务，两年来，关于奥运会的培训占据了他几乎所有课余时间，尤其是最近半年内，做了10次培训，几乎每周两小时。2007年，北大校团委为奥运志愿者进行了9门课共18课时的培训。
　　“除了那门《体育新闻学与跨文化交流》有两个学分外，做奥运志愿者再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但能够参与这样一项民族史上盛大的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这也是北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在。”陈少毅说：“但我的同学中也有对奥运志愿者不感兴趣的，他们宁可去边远山区支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贡献给奥运会这样‘宏大’的志愿活动。”团的力量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来展示国际形象，在那次亚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183枚金牌，组织工作井然有序，北京却也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形象：这是一个政治气味浓郁的城市。那时，服务于各个场馆的志愿人员清一色是由受过严格培训的、政治意识坚定的学生、公务员等组成。
　　如今举国体制依然是中国举办大型赛事最大的优势，奥运志愿者的组织活动仍然由政治意味浓郁的共青团来承担，而不是交给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共青团将会怎样训招募到的大学生?
　　“肯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主要给学生们灌输苛刻的外事纪律了。”韩流说：“北京举行亚运会的那个时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还非常强烈，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早已多元化了，现代化的志愿者理念已经在中国长足发展。培训的课程中，大多是关于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以及交往礼仪等方面的一些基础问题。”
　　在志愿者招募的具体施行过程中，有一条馆校对接的准则，北京大学志愿者主要服务于鸟巢和乒乓球馆。“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很快就能移植到奥运会组织中去，有了这样的体制保证，根本不用担心招募不到合格的志愿者。”韩流说，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先天的优势。
　　而往届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工作，主办方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媒体上刊登广告、宣讲理念，然后分发以及回收报名表格。
　　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者们习惯于把奥运会组织形式的异同放到20世纪这个充满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西班牙奥林匹克运动研究中心学者安娜?博雷纳?莫瑞诺把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形式分为三种：国家推广、各种社会组织为基础以及公民个人。在国家推广模式中，组织工作的挑战和困难由整个国家承担，国家机构被用来确保举办的成功和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这一形式始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被诸如：1980年莫斯科、1988年汉城和1948年伦敦奥运会采用过。
　　今天，北京奥运会面临的考验是，面对这项需要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的事务，中国还没有哪个社会组织能够承担得起。在向真正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共青团这样的政治色彩浓郁又与具体的行政部门保持距离的机构，起到了过渡的作用。
　　事实上，与传统的团派干部相比，新一代受到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团委干部们，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们渴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就能参与更重要的社会事务，而不再仅仅是作为进入党政系统的跳板，奥运会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
　　
　　后奥运时代
　　
　　有了举国体制的强力保障，没有人怀疑，北京奥运会上的10万志愿者将会是奥运史上最庞大和最出色的志愿者团队。即使那位对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充满质疑的美国记者，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中国的人海战术实在太厉害了，但这又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1984年，当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次把志愿者工作推上专业化模式时，美国人考虑的是经济上的收益。16天的奥运会需要的是大量临时性的工作，招收正式的员工是不划算的，志愿者的大量参与大大降低了洛杉矶举办奥运会的成本，那届奥运会也成为第一届有经济收益的奥运会。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志愿者的价值考虑不同，但是，经济收益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悉尼奥运会结束后，在奥运官方报告中，曾经列举，志愿者为奥运会付出了545万个小时的义务劳动，如果要折合成可比价值，达到1.1亿澳元。
　　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组织培训工作的资金预算和收益如何，记者并没有从官方渠道得到详细计划。以北京大学为例，韩流对记者解释：“总体的原则是节俭办奥运，团市委和奥组委会有一定的资金保障，但主要还是由学校来承担，学校要做好兜底的工作。北大今年要办110周年校庆以及召开党代会，行政资金有些紧张，但是，与奥运会有关的工作还是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资金。”其他高校情况也大抵相似。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举办一届奥运会，更多人寄望的是靠奥运会推进中国社会多方面的进步，通过奥运会展示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还应该是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方式。对于志愿者精神及其活动并未充分发育的中国社会来说，后者或许更加重要。
　　但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时间紧急，中国政府的应对还是抗灾式的，只讲结果，缺乏基本的素质建设和效益考量。即使是那些严厉的批评者、认为早该终结举国体制的人们，也已默然接受“一切等到奥运会结束之后再说”。因为今天的中国，举办如此庞大的一项赛事，这或许是最现实的选择。
　　而奥运会的确为中国志愿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契机。在北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规划中，最后一项就是遗产继承工作。至于如何继承，是否能把这一机会转化成切实的进步，如今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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