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集团登场 粉什么登场

　　提高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预选差额比例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推行，很有可能改变未来的政治家集团的政治生态。 　　 　　随着10月21日执政党十七大闭幕和选举产生十七届中央委员会(371人，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7人)，10月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中央领导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正、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新常委与记者见面，执政党十七大最为人瞩目的事项之一――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终于揭晓了答案。
　　10月21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介绍说十七大授权新华社专门发表通讯文章，介绍新一届中央“两委”的诞生过程。这篇长篇通讯文章特别提到，整个推荐、考察、提名工作，自始至终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胡锦涛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十七大“两委”人事准备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对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条件，执政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按照治党治国治军政治家集团的要求选拔“两委”人选。新―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政治家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大新老交替的完成，意味着新政治家集团形成。
　　
　　十六大召开之前，在当时的人事准备过程中，执政党中央也明确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善于治党、治国、治军，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政治家集团。江泽民曾经说：“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十七大产生的新政治集团与十六大的人事变动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谋划十六大人事安排时，执政党中央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50岁以下的要占1/5以上。十七届政治局的新人里面，习近平在十六大时成为中央委员，当时49岁。李源潮(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汪洋(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候补中央委员。今年地方换届后最年轻的省长，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周强(47岁)在十六大上也成为中央委员，时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最年轻的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50岁)也在十六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时为青海省长。
　　
　　年轻化
　　
　　从事后结果看，中央所强调的一系列原则在整个推荐、考察、提名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说中央提出，从总体和长远看，要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两委”人选，及时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重要战略岗位上，使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更加有活力，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188名，占50.7％；新提名的183名，占49.3％。新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中央委员的比例约为四成。十七届中央委员中，50岁以下的75名，其中45岁以下的22名。
　　今年6月28日，从去年10月开始的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全部结束。一批50岁上下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走上省委书记、省长的重要岗位。根据初步统计，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98位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履历表中，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居多，达56人，所占比例为57％。
　　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政治局成员是25人。除因病故或者在反腐败中落马者外，因为年龄原因不再进入候选人名单7人。政治局里的9名新人，有5名是建国后出生，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薄熙来。最年轻的是李克强和汪洋，今年52岁。其中习近平和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在9人中，李克强在十五大上就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这些政治局里的新人，在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前，除刘延东(中央统战部部长)、薄熙来(国务院商务部部长)、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外，都是“地方大员”。因为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至少这3个省的省委书记的人事变动也在正常可预期之列。成为常委的贺国强的中组部部长职务，周永康的公安部部长职务，新的人选也是一个看点。
　　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十六届时的7人变成6人，没有军队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除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和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外，新的书记中，包括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以及今年就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委员令计划，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委员王沪宁。王沪宁是十六届中央委员，在1995年就从复旦大学法学院长任上离开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令计划是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也是在1995年进入中央办公厅至今。
　　
　　经得起风浪考验
　　
　　如果考察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履历，可以发现团系统任职的经历是很多人的特点。共青团历来被称为党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共青团干部一直被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得到重视和培养。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在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各条战线早就涌现出大批精英人物，相对政坛而言，共青团涌现一批政坛精英也是自然的。
　　中央委员作为政治家集团，强调的是治党、治国、治军三个方面。从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看，基本结构大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党政首脑、中央部委首长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比如在204名正式中委中，约有40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装警察部队，约占全部委员总数的1/5强。实际上，在正式的中央委员中，只有30名左右有团系统任职的经历，他们多是执掌一省党政的领导干部。他们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团系统的任职锻炼。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们大多是经历了在中央部门或地方施政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走到今天。
　　根据新华社的通讯文章，在十七大人事变更中，中央强调的选人标准是包含丰富内容的。这同样也适应于政治局的新面孔。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素质要求第一条就明确强调，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这一点和十六大时期也是一以贯之的。
　　比如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被认为善于处理危机。1997年底，他调到广东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主要是以金融专家身份负责处理广信破产、粤海企业重组。2003年4月22日，北京发生SAILS危情，市长解职，在海南工作仅5个月的王岐山被 急调回京，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上任后第19天，北京SARS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又如2004年4月，江苏“铁本”事件爆发，当天，作为地方主政一把手，李源潮主持省委、省政府全面展开对经济过热的整肃和治理工作。后又出了省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被“双规”的事件，江苏三大国资公司一把手全部落马。今年江苏爆发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只要能把太湖治理好，“哪怕GDP下降15％”，这是李源潮在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上所表达的决心。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素质要求还提到坚持正确政绩观。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定位在是否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
　　十七大期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时谈得最多的是民生话题。他表示，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解决重点民生问题人手。2004年到辽宁担任省委书记后第三天，李克强就来到阜新，到最困难的棚户区居民家中去看望群众。李克强加快了辽宁棚户区改造：“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棚户区改造。”辽宁两年共拆除棚户房1212万平方米，动用了上百亿元资金，涉及棚户区居民100多万。由于各种原因，2004年以前，18年时间也只改造了74万平方米。
　　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省份的党政领导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图在于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年轻化是一个趋势，但“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这个底色没有变。政治上可靠一直是第一位的。只是十七大又增加了坚持科学发展、能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等更加细致丰富的考察内容。党内民主这个变量。
　　十七大人事变更规模不算小。中央委员会新成员约90名，政治局委员新成员9人，常委新成员4人。变更能够顺利完成，一方面说明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全党共识，也说明新政治集团的诞生是建立在逐渐规范化的政党制度和党内民主基础上的。有了这样的基础，领导人的法理性权威大大加强。改革开放初期，“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革命家从民族大计出发，很快推动了以四化为标志的大规模政治精英替换。如今的精英替换逐渐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比如年龄结构的规定、任期制、逐步提高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差额比例等，说明新政治集团更加成熟。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践和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将反过来塑造新政治家集团。
　　这里基本上提供了两个方向的改革空间，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而言，强调前者对后者要述职。中央委员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全会，“建立健全”的改革空间让人期待。因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主体是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党政首脑(中央委员会中，省级四大班子领导约60余名)，因此这种政治家集团内的监督具有中央和地方协商的空间。就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之间而言，则强调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党代表任期制，探索党代表常任制。除了增加选举的竞争性之外，还给发挥党代表作用提供了改革空间。
　　因为党代表主体仍然是党政领导干部(70％左右)，因此改革的基本框架还是在“干部如何选拔(选举)干部”这个基本前提下进行。因此，在强调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会述职的同时，也推行地方党委讨论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同时以任期制来约束整个领导干部群体；在强调发挥党代表作用的同时，又强调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提高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预选的差额比例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推行，很有可能改变未来的政治家集团的政治生态。现在的党代会代表参会模式包括，按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组成的地方代表团(十七大地方代表团党代表最多的是上海团，73名，最少的是西藏团，23名)，另外3个是驻京央企、金融系统、解放军和武警(党代表最多，十七大是296名)。十六大到十七大，地方施政的历练，是政治局新成员比较显著的特点。在逐步提高的差额选举面前，多个地方的施政历练，可能会增加自己的选举优势。狭隘的“地方主义”势必会给当事人的晋升带来负面效果。
　　任期制则更从制度上为将来的新老交替顺利进行提供了一种保障。整个制度的可预期性更强。领导人的权威更多的来自制度化的法理，有利于执政党的团结和稳定，为解决邓小平所担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提供了良性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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