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俗神话的电视文化 客厅电视墙2018年新款

　　电视“神龛” 　　 　　中国人迷恋电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电视机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房产商所提供的住房结构图中可以看出，电视机总是被首先安排的对象。无论是客厅还是卧室，都会有一处醒目的电视机的标志。这也就意味着，一户3室1厅的住宅，将会有至少4处电视机的位置，平均每一家庭成员可以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
　　
　　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这个特殊的四方体，不仅充斥着每一户中国家庭，而且还占据着每一个家庭空间的重要位置。它就像是一个家庭成员，而且，往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家庭成员。一般而言，电视机的位置居于室内空间的中心。传统家庭的中心位置是神龛或供奉家族祖先牌位的香案，这个位置如今则被电视机所占据。电视机代替了传统家居空间里神龛的位置，它就是现代社会民众生活世界的“神龛”。
　　与电视机数量膨胀相一致，电视文化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信念的缺失和精神共同体的分崩离析，造成了现代公众精神生活的日益空洞化的现状。现代传媒乘虚而入，填补了精神文化的空缺地带。电视就成了聚集家庭成员和共同文化趣味的社群成员的重要黏合剂。通过那个四方体的“神龛”，现代传媒制造着一个巨大的世俗神话，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世俗宗教”。看电视成了许多民众闲暇生活的全部。在春节这样的最重要的节日里，全部家庭成员密切地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仿佛在举家供奉某个圣物，取代了传统家庭必不可少的上香祭祖的仪式。
　　电视剧是这个世俗神话中最为重要的节目。观看电视连续剧，成为许多居民的日课。影视明星则是这个神话里的诸神。对影像世界虚拟形象的崇拜，是电视媒介制造出来的符号神话。电视文化依赖这种超级的符号化的偶像，征服了观众。出于对某部电视剧或某个明星的共同迷恋，不同身份的人群找到了共同的伦理和美学身份的认同，影视明星也就成为这一文化趣味社群共同的精神“图腾”。对于这些世俗偶像的膜拜，构成了现代社会精神生活中最接近于宗教性的崇拜行为。于是，才会有“超级女声”这样表现为集体迷狂的“白日梦”。对于电视文化的强烈的心理依赖，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偶像崇拜的意志迷狂，加剧了内在生活的空洞化，与外部生活的泡沫化形成了一组相得益彰的文化效应。
　　
　　辫子与盛世妄想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辫子戏”。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充斥着电视荧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大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影视作品中的“辫子戏”肇始于1980年代。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影片《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是这些戏剧的开场锣鼓。接下来是美国影片《末代皇帝》。《末代皇帝》提供了一个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东方神秘帝国的宫廷生活的窥伺癖式的关注和迷恋。该片于1987年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激发了中国影视界对帝王生活题材影片的兴趣。不过，这些影片尚且延续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宫廷题材文艺作品的传统。这一传统旨在对历史文化的再现和反思。而1990年代中期以来，荧屏上充斥的“辫子戏”，则表现为对宫廷生活细节的窥伺癖和对帝王权力的想象性的痴迷。
　　毫无疑问，“辫子戏”兴盛于1990年代中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朝野上下正兴起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日益狭隘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下，一种“盛世”妄想也风靡一时。影视剧编创人士在这一“盛世妄想”的支配下，从事着他们的影视剧制作。
　　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了满清王朝成为其“盛世”想象的载体。在满清历史上，流传着所谓“康乾盛世”一说，因此，影视作品中美化这一“盛世”传说的数量最多。然而，所谓“康乾盛世”，无非是在与全球文化基本隔绝的状态下，与此前的战乱时期纵向比较的结果。据称，“康乾盛世”的GDP总量据世界前列，“辫子戏”影视作品迎合了一种流行的以“GDP崇拜”为本的“盛世”想象心理。然而，封闭的农业经济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不足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球商贸时代的挑战。到18世纪中期，在西方近代商业和军事的双重打击下，满清王朝脆弱的经济和军事防线皆不堪一击。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辫子”由曾经的国族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这正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偏狭和盲目自大。
　　
　　宫廷与权术教科书
　　
　　“辫子戏”在夸张帝王功德的同时，也对帝王生活加以美化。除了为帝王树碑立传的作品之外，皇族中其他成员（皇后、太子、公主等），也成为影视剧猎艳的对象，如《孝庄秘史》、《大清后宫》、《皇太子秘史》、《还珠格格》、《新月格格》、《十三格格》、《末代皇后》、《慈禧秘传》、《戏说慈禧》、《少女慈禧》、《慈禧西行》、《帝妃爱情》等。这些影视作品触及帝王私生活领域。毫无疑问，以电视为载体的大众娱乐文化，有满足观众对高级生活的想象性的需求。但通过极力渲染宫廷生活趣味和伦理价值，并试图从帝王的私生活中挖掘现代性的生活价值，则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恶俗。
　　在诸如关于孝庄、慈禧等人的作品中，将尔虞我诈、残忍阴暗的宫廷权争，发挥得淋漓尽致。阴谋和权术，是孝庄、慈禧及其追随者的生活的全部乐趣和价值所在。这些弄权高手最终赢得了他们的权力游戏，他们是生活的成功者。影视剧对此津津乐道，始终在有意无意展现弄权游戏的魅力，几乎就是一部“权术教科书”。
　　而《还珠格格》之类的作品，则试图表现宫廷生活世俗化的一面。看上去，皇族内部父女、兄弟、姐妹、情人之间的关系，无不和睦融洽，充满了世俗的天伦之乐，甚至，皇帝（皇阿玛）几乎就是一个家庭内部民主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榜样。将残忍的、扭曲人性的宫廷世界粉饰为温情脉脉的世俗家庭，这就是这些表现宫廷文化趣味的影视作品的奇妙魔术。
　　更为奇妙的是，“辫子戏”等影视作品的流行，并非一种单纯的视觉阅读事件，它与流行读物《狼图腾》之类一道，混合成为一种流行的、相辅相成的“精神鸦片合剂”。“辫子戏”等“帝王系列”影视作品，将帝王生活世俗化，变得触手可及，满足了民众内心攫取为所欲为的权力的欲望。不择手段地爬上生态圈的顶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犬狼系列”文学作品则将萎靡、麻木的民间社会夸张为血性、荒蛮、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从另一角度表明，这两个世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羊们披上狼皮也会高唱“北方的狼”，狼们批上羊皮也可宣称“我本善良”。但二者之间错位的存在，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精神错乱”的表征。
　　更为主要的是，这些精神错乱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在为羊们讴歌礼赞豺狼，做好了哲学和美学上的铺垫。“帝王系列”影视剧和“犬狼系列”读物，共同满足了民众对权力渴求和谄媚的二重性诉求。事实上，帝王崇拜、权力痴迷，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之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尔虞我诈的权术的信奉和对“暴力至上”的权力崇拜，从来就不缺乏。而且，这种兽性迷狂总是像癫痫症似的，间歇性不定期发作。
　　
　　猪八戒与犬儒梦想
　　
　　继香港影片《大话西游》之后，“大话”文化风潮风靡一时。对经典文艺作品的颠覆性的改写或戏谑性的演绎，成为一种风尚。而《西游记》这部神话故事，则又是最常被改编的原著。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等，即是由《西游记》故事衍生出来的系列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均以猪八戒为主角。猪八戒这个喜剧性的形象，在这些电视剧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西游记》中，猪八戒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被贬损的形象。他愚顽庸俗、目光短浅、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纵有些许巧智，也是一些可笑的农民式的狡黠。无论是与孙悟空的机敏智慧、勇猛无畏相比，还是与沙僧的忠诚虔敬、克己无私和任劳任怨相比，猪八戒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品德楷模。
　　然而，在电视文化营造的全新的世俗神话中，《西游记》中的角色品质的价值尺度被重置，猪八戒这个被天国贬黜的小神，却成为众生膜拜的大神。猪八戒被改造为乐观、开朗、可爱的形象，其品质被赋予了“春光灿烂”、“喜气洋洋”、“福星高照”的属性。这个看上去弱智，低能，庸俗，但却是快乐，喜庆，福气的猪八戒，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成为公众喜爱和追捧的对象，甚至被看作都市白领女性择偶的标准对象。
　　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扮嫩、发嗲、撒娇、装痴，是所谓“E一代”都市人精神减压和自我抚慰的基本手段，这一点，在这些电视剧中的猪八戒那里都能找到。如《福星高照猪八戒》中的猪八戒，以人的形象出现，圆圆的光头只在脑后留着一小撮辫子，辫子的尾部还装饰了几朵粉红的花。小眼睛，红扑扑的脸蛋，走路蹦蹦跳跳，说话奶声奶气，活脱脱画出了一幅当下职员、学生阶层的理想肖像。
　　这也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享乐主义文化兴盛的征兆。能多吃，多睡，无忧无虑，而且还常有艳福，已经是都市普通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这一代人既无做孙悟空式的盖世英雄的雄心，也不肯做沙僧式的诚实、勤劳、忍辱负重的底层劳动者。他们的全部人生理想，就是做一头在泥淖中快乐地打滚的肥猪。“春光灿烂”、“喜气洋洋”、“福星高照”的猪八戒，就是这些精神犬儒们的生活梦想的高清晰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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