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现代金融体系，难在哪里？ 现代金融体系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反过来讲，众多的人却可以落入相同的水中。必然之于偶然仅仅一步之遥，社会生态的失衡与制度黑洞的存在，使疏于自律的人们一次又一次重复着“魂断蓝桥”的故事。
　　无间道
　　
　　“两会”刚刚结束，2005年3月16日便传来消息，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虽然打着“个人原因”的幌子，但海外媒体却披露，其于2004年底因涉嫌贿赂已在美国被起诉，金额高达100万美元以上。巧合的是，生于1946年12月的张恩照今年恰好59岁。对国企高管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格外敏感的年龄。
　　继中银香港董事长刘金宝和原建行行长王雪冰之后，短短数年光景，又一个银行高官东窗事发、落马坠地了。令人尴尬的是，张恩照目前还身兼中纪委委员职务，不由得引起海内外对中国银行系统内部管理机制和金融改革真实成效的严重关注。
　　张恩照事件给建行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受损，进而对整个国有银行未来的海外上市产生负面效应。因此，选择一名既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又有国际威望的接任者，应该是尽快消除不利影响的上策。
　　3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被任命为建行党委书记。按照国有银行人事安排惯例，一周以后的3月25日，郭毫无悬念、顺理成章地当选建行股份公司董事长。然而，这并不表示国内银行系统的麻烦到此为止了。
　　通常，国外投资者对风险看得很重。建行人事突变无疑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国内银行业潜藏的、不可预见的风险依然存在，而最大的风险其实莫过于尚未暴露的“隐形”风险。由此，国外投资者在入股国内银行时将更加谨慎，要价也会更高。这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发行定价等一系列环节，进而打乱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总体布局和预期目标。更深层的背景是，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持怀疑态度，而“张恩照事件”无疑会加重这种印象。凡此种种，将成为我国银行业“走出去”战略的现实障碍。
　　无论如何，对于张恩照来说，他的历程已经画上句号。正如每个下台的高官一样，此前他的“激扬文字”言犹在耳要防止金融大案、要案的发生；要注意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
　　值得反思的是，面对众多金融腐败案件，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国有银行的高管无一例外均由上级任命，这种人事制度安排本身是否与国有银行通过改制上市进而成为“真正商业银行”的目标相悖?接下来的问题是，国有银行的高管究竟属于政府公务员还是企业管理者?身份的模棱两可、界定不清，直接导致了监管虚置与制衡空缺。毋庸置疑，党政合一、政企不分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了，但在改革进入攻坚时期仍然亟待破题。
　　
　　天下有贼
　　
　　上有董事长“辞职”，下有储蓄员卷款。
　　3月24日，银监会公布了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分行重大违法经营案件。从2003年7月2日到 2004年6月4日，农业银行包头市{桁所属汇通支行、东河支行，包头市达茂旗农村信用社联社所辖部分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串通、勾结作案，通过挪用联行资金、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虚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等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牟取高额利息，涉案资金累计98笔、金额11498．5万元。目前，已有43人受到责任追究。
　　这是今年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官方披露的又一起金融大案，再次凸显银行系统问题的严重。在此之前的2005年1月15日，中国银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曝出内外勾结、盗窃巨额存款的票据诈骗案，涉及包括上市公司东北高速在内的多家企业数十亿元款项，主要犯罪嫌疑人已潜逃国外。此案发生在中行积极筹备股改上市之际，陡然“走光”使得这家最早进入国际市场并历经竞争风雨洗礼、本应具有“先发优势”的国有银行顿时花容失色，与此同时也震撼了所有关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人士。
　　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对国内银行业的评审中，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的中国银行，恰恰也是近年来大案频发的银行。令人不解的是，中行在历次案件发生后都宣称将弥补相关的制度缺失，实际结果却始终未能挡住同类案件的屡屡出现。
　　不可否认，由于国际化程度更高、面临的监管环境更为严格，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问题可能更容易暴露一些。但严密的制度架构在实际操作中被扭曲，“人治”大于法治，或许才是各类案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2005年2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行吉林省分行原营业部所辖朝阳支行、铁路支行发生的金融诈骗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该案发生于1999年12月至2001年4月间，诈骗团伙拉拢腐蚀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私刻印鉴、公章，制作假合同、假存款证明书，伪造资信材料、担保文件等手段，进行套取贷款、承兑汇票的诈骗活动，总金额达3．2亿元。
　　犯罪嫌疑人以高额回扣为诱饵，先把大量存款吸引到其所控制的银行，然后再伙同银行内部人员，伪造金融凭证，将存款转入自己腰包。套路并不神秘，骗术非常简单，归为一点就是：金钱开道，内外勾结，共同寻租。但却十分奏效，屡屡得手。众多银行员工身陷其中，两家支行变成了私人金库，层层布防的金融规章和银行内控形同虚设。
　　现阶段，以存款论“英雄”似乎成了国内银行界的普遍共识。要确保拥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发展储蓄业务显然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此不管“存量”有多少，商业银行首要保证的是“增量”。
　　据内部人士透露，2004年初中行被确定为股份制改革试点之后，全行上下围绕吸储连续召开会议，布置“为了报表好看以利于上市”的任务。此后存款任务层层下压，基层员工每人日均吸储量猛增至40万元以上。而在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划分支行和分理处的依据只有一个硬性指标：存款余额达到1．5亿元；股改后，该项指标上升为4亿元。
　　在各项指令性考核任务的重压下，严格照章办事反而影响业绩增长。于是乎，制度规则成了“橡皮筋”、“口香糖”，伸缩自如、任人咀嚼。久而久之，一些违规做法便演绎为银行系统众所周知、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相应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强调“追求盈利性”的单一目标，机会主义盛极一时。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平台和管理手段，国有银行在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和风险监管上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接二连三的金融案件触目惊心。
　　在行长一手遮天的“官本位”体制下，银行的管理机制再完备、技术手段再先进，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个人的违法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银行制订一系列严密举措、改制步伐不断加大的2004年，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能从内部被觉察。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综合症”，为权力寻租、违法案件洞开了大门。银行的名称和招牌可以朝令夕改，制度变迁与机制转型却无法一蹴而就。换言之，人们大可不必指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上市“毕其功于一役”。
　　
　　功夫
　　
　　对于中国银监会而言，当前可谓备受煎熬、如履薄冰。国内银行界密集发生的大案要案，显然没能给成立至今刚刚第三个年头的监管当局留下情面，反而是以咄咄逼人之势公开“叫板”。
　　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银监会官方网站显得异常忙碌，连续发布了多项有关加强监管的通告、文件，频率之高十分罕见。可以说，一场席卷几乎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风暴”正在来临。毕竟，金融犯罪、金融腐败以及由此引致的金融风险已经直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而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是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和监管机构在关注银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防范操作风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4年6月发布的《新资本协议》，更是对银行的操作风险提出了资本要求。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这种失效状态可能是因为失误、欺诈未能及时得到反应而导致银行利益受损，比如银行交易员、信贷员、其他工作人员越权从事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或风险过高的业务。
　　面对大量的资金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全行业“信任危机”,2005年3月27日，银监会以正式通知形式下发了针对商业银行防范操作风险的13条要求，要求所有银行机构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监管部门从监管软肋下手，整肃银行案件高发态势的决心，至此达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静态化、事后化的金融监管无异于“亡羊补牢”，尽管为时不晚，但羊的数量绝对减少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内控不严还是监管不力，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由政府或者全民来买单。长此以往，不仅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而且导致分散的个体风险集结为聚敛的公共风险。
　　对于关注银行业改革特别是中行、建行股改进程的人们来讲，都不愿意看到获得国家巨额注资支持的两家银行接连曝出涉及高官的大案要案，更不愿意看到金融“蛀虫”旁若无人地卷走巨款。客观地讲，国有银行的改革历程不仅艰难而且复杂，肯定会暴露出很多问题。事实上，当前银行体系旧的羁绊远未彻底打破，新的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四大国有银行依然属于政官系统的组成部分，也都还是作为副部级单位在行政体制的襁褓里嗷嗷待哺，各家银行“金字塔”型的机构设置与政府层级如出一辙。这种行政化的银行体系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银行架构相去甚远。
　　看来，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银行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换言之，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继续在一个非市场化而仍带有浓厚或变相行政色彩的宏观环境中，仅仅借助管理当局的某些行政性改革措施而人为地造就出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现代金融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乃是今后改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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