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因素:利比亚变局的背后_利比亚部落

　　利比亚动荡是部落矛盾的延续，部落倒戈的主要原因更多是恩怨情仇而非民主诉求。 　　整个国家除了个人崇拜外没有任何制度安排，几乎看不到政治现代化进程。 　　
　　伴随利比亚的持续动荡，其政治变局中的部落因素也凸显出来。政府与反政府武装都在打部落牌。2月22日，利比亚发生骚乱不久，东部就有两个主要部落首领宣布，如果卡扎菲不停止镇压反对者，他们将切断利比亚的石油出口；4月下旬，有95个部落“高调”表示继续拥护卡扎菲；4月27日， 61个部落的首领或代表联名要求卡扎菲下台；4月30日，利比亚政府召集420名忠于卡扎菲的部落代表共商国是，呼吁反对派“回头”，不要让北约的空袭把利比亚领土变成“侵略者的坟墓”；5月11日，失踪了十多天的卡扎菲选择以会晤部落代表的方式露面，以打破人们对他“死亡”的猜测。
　　长期以来，部落及其宗族谱系维系和规范着利比亚的社会。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混血而来的贝都因部落在利比亚沙漠里游牧求生，为了应对严酷恶劣的沙漠环境，他们通过宗教来安放心灵和祈盼来世；通过结成血缘部落纽带，以寻求现世的庇护。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保护本部落成员并为受害者履行复仇义务，部落之间频繁地争斗仇杀，彼此间没有是非对错，只有“胜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只有彻底打败对方才能免遭报复。换言之，真主之外，部落就是人们效忠的最高对象。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效忠，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对部落首领的效忠，远远要大于对国家和军队的效忠。
　　在利比亚境内，生活着大大小小几百个部落和家族，其中中等规模的约有30多个，最具影响力的三个部落是瓦法拉、图阿里和卡达法，另外还有十个跨国界部落。瓦法拉部落约有100万人，主要集中在东部港口城市班加西附近，是昔日伊德里斯王朝的权力基础。卡扎菲所属的卡达法部落传统上是利比亚的边缘人群，得益于卡扎菲的极力扶持，这个原本只有几万人的小部落已经发展成利比亚的第三大部落，人口大约15万，卡扎菲的精英兵力、贴身卫队均由卡达法部落的人组成。部落而非民族的无政府结构决定了利比亚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松散，也注定了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和曲折。
　　
　　卡扎菲的统治：现代的部落政治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成功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由于个人专制的新政权建设和带有自治性质的部落体制间存在着严重冲突，意气风发的卡扎菲便将部落制看作是落后制度，一直试图改变它，但屡屡受挫。
　　政变后不久，卡扎菲就在统治圈内清洗了代表昔兰尼加地区和费赞地区部落利益的几名成员。从70年代开始他又大搞各种泛非、泛阿拉伯运动，吸引大批黑人难民和移民，这一运动引起阿拉伯-柏柏尔系部落的不满，因为阿拉伯人和黑人一直有矛盾。
　　在利比亚社会异常强大的部落力量面前，卡扎菲逐渐改变初衷，开始通过离间、联合等方式寻求部落之间的力量抗衡，拉拢尽量多的支持者，边缘化反对自己的新旧势力，借助部落力量肃清政敌，解决地区争端，如与那些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落结盟，刺激不同部落彼此斗争，将所属部落的命运与卡扎菲个人的政治生涯紧密交织，在关键部门安插所属部落成员担任重要职务，瓦法拉等大部落的成员只能担任次要职位等。90年代的一次部落军事政变，让卡扎菲对军方不信任，开始重用利比亚境内的其他人群，比如非穆斯林、来自苏丹、乍得、毛里塔尼亚等国的黑人和难民等。这些外来的雇佣兵构成了卡扎菲最精锐部队――哈斯米旅的主要力量。
　　卡扎菲具有明显部落政治特征的统治方式，将利比亚几乎变成了现代主权下的部落联盟，他本人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部落联盟总酋长。整个国家除了个人崇拜外没有任何的制度安排，几乎看不到政治现代化进程对利比亚的影响。凭借地租性质的石油收入，卡扎菲不厌其烦地频繁更换军政官员，无休止地重新划分行政界线，以精锐的家族卫队替代被弱化的正规武装部队，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压制和削弱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机构，彻底打碎了正规的政权组织系统，建立所有人都效忠于卡扎菲个人的非正规机制，从多方面确保对最高权力的掌控。从客观效果看，卡扎菲政权更多体现了威权政治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其用于满足不同时期政治斗争需求的内外施政，包括大多只停留在口号层面的诸多意识形态探索，固然在短期内确保了其政权能够经受住各类挑战，但最终却给利比亚国家和社会发展埋下了深刻的对立和冲突的种子；国家建设上的歧视性布局，致使东西部分裂的风险不断累积；权力分配上的厚此薄彼和家族化倾向，又让深感不公的部落心生怨恨。2011年利比亚国内反政府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以部落对峙为特征的武装冲突，就是卡扎菲执政40余年处心积虑巩固权力的必然结果。自然，由于卡扎菲长期对其社会机构和其他部落民众弱化，一盘散沙的反对派缺乏可以利用的有效组织机制，如果不借助外部势力的干预几乎不可能战胜卡扎菲。而正规武装力量也因为自身的孱弱而不能保持中立，或在政权更替过程中不能起到稳定或提供秩序的作用，甚或不能整体倒戈支持反对派，
　　
　　班加西的反抗：部落式斗争的动因与限度
　　
　　1969年以前，伊德里斯国王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统一利比亚各地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教义的纯洁性，但并未打破利比亚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和界限，反而刻意经营以班加西为中心的昔兰尼加地区。东部部落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西部部落的政治参与要求则受到压制。1969年以后，卡扎菲“完美演绎”了传统的部落政治轮回，以完全相反的形式延续了旧王朝的分而治之部落政策，迁都的黎波里，强行将班加西的石油财富更多用于西部地区建设，将旧王朝的“扶东压西”改变为“扶西压东”，同样埋下了东西部部落冲突的种子。1993年10月，瓦法拉部落公然发动军事政变，抗议利益分配上的歧视和经济发展停滞，八名在军队服役的部落军官在政变失败后被处决，众多瓦法拉族人在此后数年遭到驱逐或审判。随后的数起部落叛乱也都遭到了卡扎菲的无情镇压。2008年国际油价大跌和经济危机导致利比亚在石油出口方面的损失高达40%，在承担损失方面，各部落之间关系趋于紧张，也进一步恶化了卡扎菲和一些部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昔兰尼加的部落。部落政治的传统推动，心理上的严重失落，再加上对卡扎菲统治的长期不满，以班加西为中心的昔兰尼加成了国内反对派的天然基地和大本营。在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局中，第一大部落瓦法拉拉拢第二大部落图阿里，共同反对卡扎菲依赖的第三大部落――卡达法及其联盟，不再承认卡扎菲并要求他立即离开利比亚。与此同时，他们搬出大量前王朝的象征，包括宪法、旗帜和老国王的画像等。
　　利比亚动荡其实是部落矛盾的延续，而部落倒戈的主要原因更多是恩怨情仇而非民主诉求。反对派力量的共同目标是推翻卡扎菲的领导，对后卡扎菲时代的秩序重建几乎没有设想，联盟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都很值得怀疑。卡扎菲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所在的卡达法部落及其联盟，其子女组成了权力体系的核心拱卫圈。反对派武装的总指挥赫夫特，在1988年就建立了反卡扎菲的“利比亚国民军”，其主要助手也是他的几个儿子。正是因为有部落斗争的因素，所有对利比亚内政的价值判断都离不开具体的参照系。班加西自信满满地要成为“自由利比亚的心脏”，要“建立以的黎波里为首都的统一利比亚”，吸纳一切反对卡扎菲或效忠全国委员会的民众充实自己这一方的武装，但至少在目前看它还只是代表着反对卡扎菲的那部分民众，或者是代表着反对卡扎菲的某些部落的民众。从心怀不满的东部部落民众、渴望改革的知识分子群体到倒戈的军队官兵和外交官、伊德里斯王朝的遗老和支持者，反对派势力高举的伊德里斯王朝旗帜，就是他们的政治图腾，试图借此恢复此前东部部落的主导地位。同样，誓死捍卫卡扎菲的民众也不见得就比反对派势力更具有道义力量，他们同样使用一些道貌岸然的说辞，其斗争动力不仅来自对可能失去特权与财富的担心，还有对失败后必然遭清算受压迫的恐惧。
　　
　　利比亚的未来：伊拉克道路的可能与现实
　　
　　卡扎菲的“九一革命”固然有着鲜明的反帝反殖的时代主题，但其国内含义又是西部受压制民众对东部势力垄断政治权力的反抗。在繁琐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卡扎菲狂热的革命理想遭遇了冷酷的社会现实，在国家管理上未能摆脱部落政治的窠臼，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其负面影响甚至比伊德里斯王朝还严重。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和地方主义情绪，东部各部落至今犹念旧王朝时期的主导地位，西部各部落也绝对不想让东部各部落重新主导政治权力。和伊拉克提克里特的人始终如一地支持萨达姆一样，只要卡扎菲继续代表一些部落的利益，不问对错，只分敌我，即便他最终被赶下台或者被杀死，受其恩惠的部落民众依然还会将之视作“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而另一部分人还会继续诅咒他是“疯狗”和“暴君”。既然部落分立的现实还将长期存在，那就要找寻能够容纳各种势力的更合理的权力架构。
　　无论当前局势如何收场，利比亚都将发生实质性变化，要么开启类似伊拉克那样的国家重建之路，要么因为深刻的利益分歧而发展到东西部对峙的割据局面。好在有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伊拉克派别势力重新架构的前例可以借鉴和效仿。至少在目前看，利比亚东部并没有出现部落战争的迹象，而且相关的治安、医疗和其他委员会已经建立。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才能找到平衡石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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