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利玛窦: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经历了长期的忍耐和不懈的努力,利玛窦最终敲开了北京的大门,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传教者,用如此勇敢、执着和机敏,并且运用了世俗的处世方式,投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
　　
　　1610年5月11日,北京宣武门南堂教堂内,因多年繁重工作而心力交瘁的利玛窦陷入了弥留。床榻边围满了他的教友与朋友,人们为这位神父,一个不再是外国人的外国人,一位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做着祈祷。而此时的利玛窦仍旧微笑着,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向周围的人们祝福,然后把身体转向床的内侧,就此辞世。
　　2010年适逢利玛窦逝世400周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了“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览,将人们的关注点带回到400年前,探寻这位身穿儒衫的外国传教士身后闪烁的思想、艺术与科技之光。
　　
　　上帝的宠儿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城,原名马蒂奥•利奇(Matteo Ricci)。而此时,在遥远的中国广东海面一个叫作“上川”的小岛上,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esco Xavier)面对着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国大陆在叹息。沙勿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他打开了日本的信仰之门,并梦想着在中国也取得同样业绩,怎奈大明王朝的锁国政策将他冷冷地挡在了门外。两个月后,上川岛上横行的疟疾夺走了他的生命。
　　按照天主教派历史学家的说法,利玛窦的诞生是“为了了却沙勿略的夙愿”,而在现实中,沙勿略的经历也确实是激励利玛窦远赴东方传教的一个因素,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为这位偶像作的传记便是证明。
　　利玛窦五岁时开始学习拉丁文。1561年起,他在耶稣会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师长们把一套经过精心研究出来的记忆法传授给他,利玛窦按此方法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逐渐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领,这对于他后来能较快学习汉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6岁时,利玛窦到罗马城的日耳曼法学院学习法律。期间,利玛窦接触了许多学识渊博、品德出众的耶稣会修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5年创立,沙勿略也参与其中,属于罗马天主教会。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界,其中非常著名的有笛卡尔等。经过与这些有着学者风范的修士的交往,利玛窦萌发了加入耶稣会的念头。1571年,利玛窦放弃了法学学业,转入耶稣会主办的圣安德烈备修院。
　　1572年,利玛窦进入罗马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位导师――克拉维乌斯和白拉明。克拉维乌斯生于德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也是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好友。他主持修订了罗马教皇于1582年颁布的“格雷戈里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阳历”。在数学领域,他用拉丁文校印出版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名著《几何学》。在克拉维乌斯指导下,利玛窦不但学习了欧几里德几何,还掌握了研制天文仪器和钟表的技术,这为他日后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白拉明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辩论家,被封为“圣人”。1576年,他开设了“辩论课”,利玛窦每周两次去聆听他的精彩演讲,受益匪浅。他日后在中国传教时的能言善辩,要归功于白拉明潜移默化的教导。
　　在罗马学院的五年学习生涯中,利玛窦用三年学习了哲学,用两年学习了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成为他精神世界的支柱。他掌握了怎样把思想和词语相结合,清晰表达自己的见解。惊人的记忆力也大大加快了他学习的进度,不论是什么书,只要读过一次,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
　　1577年春天,耶稣会要挑选一些教士赴印度传教,利玛窦意识到这是追寻沙勿略脚步的重要机会,不久,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经过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半年的浪淘风簸,1578年9月,利玛窦一行14人到达印度果阿。由于果阿是葡萄牙殖民地,利玛窦去印度之前在里斯本学习了一年葡萄牙语。在印度期间,利玛窦继续深造神学课程,还经常到耶稣会的工场学习钟表和机械制造或印刷工艺。不知不觉间,他为日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丰富的科学知识加上精巧的手工技艺,使他在华可以驾轻就熟地制作时钟等稀奇珍贵礼物馈赠给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
　　
　　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
　　
　　1582年,利玛窦因其非凡的语言天赋被派往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澳门已于1557年被葡萄牙占领)。从1582年到达澳门,到1601年定居北京,利玛窦足足用了19年的时间从中国紧闭的大门夹缝中“挤”了进来,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传教的神父。
　　在利玛窦时代,来华的传教士不下百人。每个传教士的最终使命就是将这个东方最古老的“异教徒群体”荫庇于上帝的羽翼之下,而实现这一目标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到北京,使明朝的皇帝皈依。显然,历史的车轮碾碎了这些上帝使者的美梦,在沙勿略死后的24年里,那些尝试着潜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在克服对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无知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情况使利玛窦及其同伴们认识到必须改变策略,那就是要尊重、理解中国文化,让自己融入其中,方可寻找到突破口。这种曲线传教的指导思想贯穿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始终,传播西方知识、沟通东西方文化成了他传教事业的“副产品”,而在今天看来,这个“副产品”的意义似乎更大。
　　在利玛窦传教路线图上,有几个重要的地方: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所到之处他都修建了教堂。利玛窦到达澳门后不久,在同伴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的努力下,获得了在肇庆的居住权。为了便于活动,他们研究了明朝规定,发现有三种外国人是可以进入中国内地的:一是前来朝贡的使者;二是随贡使而来的商人;三是仰慕中国文化政治而来的皈依者。他们选择了第三种,仿效佛教的僧人,穿上了僧袍。在利玛窦对中国的初步印象中,和尚的地位与西方的牧师相差无几。
　　在此后的一年里,利玛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僧人的看法。在韶州时,一群醉酒之人闯进传教士的住处捣乱,致使利玛窦脚部受伤。肇事者事后恶人先告状,将传教士们告到衙门。衙门里一个职位较低的官吏接办了这个案子,结果痛打了教士的两个仆人。这件事让利玛窦深感将佛僧引为同类不利于传教。在征得澳门耶稣会主教同意后,传教士们换上了儒家学者衣装,以便能够在中国学者中谈笑风生。然而,利玛窦对自己的努力仍不满足,他曾用文字表达了他对不能改变自己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从而使自己更彻底地中国化而感到遗憾。
　　通过深入了解,利玛窦发现中国有身份的人不但有本名,而且还有字号,因此,他入乡随俗,为自己取字“清泰”,号“西江”,又号“大西域山人”。后来,朋友河槽总督刘东又给他起了个号叫“西泰”,表示他来自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按汉人习惯为自己取字号,就始于利玛窦,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利玛窦400年后的同胞,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 Riccardo Sessa,就根据自己姓氏的读音起了中文名字,叫谢飒。
　　利玛窦在华一面学习中国文化,一面接近中国的上流阶层。他用三年时间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希望了解中国人的信仰,以便寻找一个向中国人传教的切入点。利玛窦每到一处,都尽力和当地的士大夫、官员搞好关系,他将带来的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展示给他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观念,利玛窦还将带来的世界地图重新制作,将中国放在了地图中央,这就是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敲开北京的大门
　　
　　利玛窦传教的努力成果十分显著,他发现儒学的许多观点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不冲突,便将二者揉和在一起,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教,而孔子便成为继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之后第三位构成其哲学观的人。利玛窦善于在中国的典籍中寻找与《圣经》内容相对应的概念,他借用四书五经中提到的“上帝”一词来翻译“God”,被后人沿用至今。1584年,利玛窦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用适合中国百姓水平的文体改写了一本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此书原本叫《天主实录》,是利玛窦的教友罗明坚用拉丁文写的一本著作。利玛窦采用中国人发问、西方人作答的形式对该书进行了翻译,并做了修订和补充,取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第一本教理书籍。
　　智力传教是利玛窦秉承的策略。他认为,传教工作要谨慎、不张扬,用好的书籍和充满智慧的辩论向学者证明他们宣传的宗教没有害处,会给帝国带来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面。在发展教众时,要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在利玛窦的众多中国基督教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1596年,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利玛窦的第一版世界地图,便对西方事物产生了兴趣。1600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南京会面,利玛窦年长徐光启10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包括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科学典籍,都深深吸引了徐光启。第一次会面,利玛窦教给徐光启一些基本的关于天主的概念。三年后,徐光启在南京受洗,教名保禄(Paul),随后,他的全家人都加入了天主教。
　　面见中国皇帝是利玛窦一生最大的愿望,但却最终未能实现。1592年,利玛窦第一次从韶州向北京进发,正遇日本武将丰臣秀吉侵入朝鲜,北京一片恐慌,不许洋人入城,一行人只好返回南京。1596年,好友王弘诲赴京任职,随行的利玛窦发现外国人在北京并不受欢迎,无奈两个月后南返。1601年,利玛窦第二次进入北京,虽然一路坎坷,但终于获得进宫的机会。利玛窦呈送给皇帝的礼物有:两幅油画,一本祈祷书,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圣物箱,两副玻璃棱镜,一架铁弦琴,两座自鸣钟。当时的万历皇帝有许多年不上朝了,他曾发誓除了太监和嫔妃不见任何人。为了能看到这个外国人而又不打破自己定的规矩,万历命人给利玛窦画了一幅画。这样,利玛窦虽最终未能见到皇帝,但由于进贡有功,被恩准留在北京,修建了天主教堂。利玛窦每月可得到12两俸银的补助,并成为朝野上下一致尊重的人物,有时忙于接见客人连饭都顾不得吃。利玛窦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已不太会用意大利语写作了,我快成中国人了。
　　在经历了长期的忍耐和不懈的努力后,利玛窦最终敲开了北京的大门,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传教者,用如此勇敢、执着和机敏,并且运用了世俗的处世方式,投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
　　
　　对东西交流的贡献
　　
　　利玛窦是近代欧洲科技革新的受益者,也是先进科学仪器和自然科学理念的传播者。他为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心扉而带来的自鸣钟、地图集、测量仪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士大夫的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方式,为中国科技史写下堪称质变的一页。在首都博物馆的利玛窦展上,可以直观地看到他留给中国的种种价值连城的礼物。
　　利玛窦发现,书是中国文人之间神圣的交流工具,同时发现著书立说可以令自己得到明朝上层人物的敬佩,从而融入那个圈子。利玛窦不难搜集到用来实现这个策略的资源。毕竟欧洲与中国相似,也善于把文明建立在书籍之上。当他离开意大利的时候,欧洲人早就懂得利用古登堡印刷术把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的奇思妙想与科学经验变成精彩读物,并一代代传承下去了。鉴于中国文化对书籍的重视,利玛窦一直在挖掘自己多年积累的学问,并且向欧洲申请获得各种门类的著作,并指出它们必须装帧精美。
　　利玛窦最主要的著作有《畸人十篇》、《西国记法》、《交友论》等,他还与徐光启编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与李之藻编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大量著作。
　　徐光启是利玛窦认识的最虔诚的中国基督徒。二人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在1605年～1607年,《几何原本》也是此时被翻译成中文的。当时,几何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门完全陌生的学问。利玛窦一度怀疑,徐光启要翻译《几何原本》是否是明智之举,徐光启则回答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记录道,徐保禄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写出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其中,简练的中文对译,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再到“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甚至“相似”、“外切”等等,这些译法一直沿用至今。
　　一次宴会上,利玛窦在读了一遍400个不相关的汉字之后,不但按顺序背了下来,还能倒背如流,这让在场的中国士大夫们赞叹不已。为了能让那些羡慕他的朋友们也能学到这一本领,他写下了《西国记法》。在南昌时,利玛窦在与建安王的交往中,曾被询问西方人对友谊的看法。于是,利玛窦把欧洲名人关于友谊的格言整理并翻译成中文,著成《交友论》。在中国人以身份尊卑论朋友的环境下,《交友论》阐述了西方平等而高雅的交友观,让中国人感到很亲切,此书后多次再版,受欢迎程度令利玛窦也感到惊讶。
　　为了给后来的传教士们提供方便,利玛窦学习汉语的同时,在罗明坚和中国朋友的帮助下,编译了世界上第一本中西文辞典――《葡汉对照词表》。词表分作三栏,分别为葡萄牙语、罗马字母拼音和汉语词。利玛窦和罗明坚分别撰写葡萄牙语词条和汉语的罗马字母拼音,中国学者注上相应的汉语词。1586年该书出版,整部手稿大约收录了6000个葡萄牙文词条、5461个汉语词条,其余的由于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汉语来翻译,只好暂时空着。这本书首创了用拉丁字母来注汉字语音,为汉字拼音开辟了道路,来华传教士也受益匪浅。
　　西方的音乐与绘画艺术也跟随利玛窦进入中国。为了让万历皇帝理解西方的音乐,利玛窦亲自创作了《西琴八曲》,并教会太监们演奏。在首博的展览中,人们可以见到利玛窦进贡的铁弦琴。利玛窦还将油画艺术传播给中国青年,澳门人游文辉就是一名最早的中国油画家。他极具绘画天赋,北京教堂里的一些宗教绘画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利玛窦去世后,他画了一幅现存最早的利玛窦像,也是由中国人在中国创作的第一幅油画。1614年,该画被带到罗马,一直由耶稣会堂收藏,400年后的今天才首次重返中国展出。站在明朝人创作的油画前,我们一定会倍感新奇且思绪连绵,这不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果实留下的种子么?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去世。随后的两天里,吊唁的人们川流不息,其中包括朝廷中的大多数官员。他的好友李之藻向皇帝呈上一份奏折,请求赐给这位功勋卓著的利玛窦、一位成了中国人的西方人一块墓地,礼部附上了赞同的意见。最终,利玛窦被葬在北京阜成门外滕公栅栏。利玛窦生前曾预言自己的死会给自己的宗教带来益处,皇帝的诏书成为证明:利玛窦的形象得到官方承认,并保护了他所宣讲的宗教。几年后,利玛窦的老朋友王应麟任顺天府尹,发布了一道官方文告,并刻成碑文立在利玛窦墓旁。文告用简洁的语言庄重地写下利玛窦的生涯,以及利玛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非同一般的、深远的影响。
　　利玛窦最早给中国人带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各项成果,促进了16世纪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缩短了欧亚之间信息沟通的距离。利玛窦是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来华潮流的引领者,不管其终极目的如何,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科技文化的进步,有利于中国宏观视野的开拓。
　　利玛窦创立、后几经扩建和重建的北京天主教南堂,至今耸立在北京宣武门内;而利玛窦墓地,也依然静静地栖息在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校园中。利玛窦墓两侧,分别为南怀仁墓和汤若望墓,他们是利玛窦事业的继承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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