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交融:翻译与文化

　　屡经磨难,融入外来文化因子,形成自己的特色;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始终是台湾最大的文化优势。 　　 　　前此笔者曾撰文论述台湾文化本质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那么,这个特色分支的背景是什么?内涵又如何?
　　
　　荷兰侵台及西方文化的引入
　　
　　16世纪～17世纪是西方早期殖民者开拓东方航路进行掠夺的时期。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目标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大员海滩,并在此建筑城堡,取名奥伦治城(Fort Orange),1627年改名为热兰遮城(Zeelandia)。之后,荷兰人开始向台湾全岛扩张,于1642年占领台湾全岛。
　　荷兰殖民者在台湾除了在政治上进行强制统治、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军事上进行残酷镇压外,还在台湾强制传播西方宗教文化。荷兰第一个赴台传教的传教士是甘第丢斯(G.Candidius),随后,共有29位牧师在台湾进行宗教活动。荷兰人以新港为基地,在每一个被攻占的村落传教。荷兰人还开办各种宗教学校,教授荷兰文和教理问答等,很多原住民都学会了用拉丁文拼写。由于荷兰殖民者的强力推动,其传教活动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如仅1641年2月一个月,在麻豆、萧垅、新港等地接受洗礼的村民就有380人之多。一直到清代,仍有原住民用削尖的鹅毛管,沾取墨汁书写拉丁文的“新港文书”。
　　
　　明郑时期汉文化体系的建立
　　
　　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原为盘踞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武装海盗、海商集团。1646年,郑芝龙在清廷的招抚之下,宣布归顺清朝政府。但是,其子郑成功拒不投降,扛起“反清复明”大旗。郑成功在清廷的强大压力下,为反清复明大业寻找基地,目光瞄准了台湾。1662年,他率舰队和大军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在台“开国立家”,开始将大陆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至台湾,汉文化开始有组织、系统地进入台湾。
　　一方面,郑氏集团在台建立政治统治体制。在第二批复台大军刚刚抵达台湾的时候,郑成功就下令将收复的赤嵌城改为东都明京,并根据中国的郡县制,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以赤嵌城为府治;二县为天兴县和万年县,以新港溪为界。1662年郑成功逝世其长子郑经继位后,在1664年将东都改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升为二州,并设立南路、北路和澎湖安抚司。还规划了基层组织,将东宁城分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又在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24里。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科学教育。郑经在台建立孔庙、广设学校,建立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四级教育体系,并推行科举制度。这期间,台湾最早的孔庙――台南孔庙正式落成,门额上自豪地写着“全台首学”四个大字。
　　此外,随着大批明朝遗臣、知识分子和汉族人口的迁入,台湾民风迅速开化。这些大陆移民在台湾著书立说、吟诗唱和,并成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社团“福台新咏”诗社,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文学作品,大大推进了台湾崇尚文化的风气,提升了台湾民众的开化水平。
　　
　　清统一后汉文化逐步成熟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就一直处在与清政府交战的状态之中。虽然台湾方面励精图治,但是面对强大的满清政府,孤悬海外的台湾仍显疲弱。1683年7月,郑成功之孙郑克?宣布投降,台湾归顺清朝统治。
　　清廷统一台湾之后,为了巩固在台统治,提升台湾的文教水平,在台湾进行完整、系统的文化、伦理教育,宣传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推广文化知识。具体做法有:
　　一、完善教育体系。清政府将大陆的府、州、县学(统称为儒学)制度完全搬到台湾。除官办的府县儒学外,半官方的社学、义学也在台湾兴起。1683年,台湾知府蒋毓英捐俸建立三所社学。接着,诸罗、凤山各县也纷纷建立社学。专门接收贫寒家庭儿童、不收取任何学费的义学堂也迅速发展。台北士林的文昌祠、台北板桥的大观义学都是当时台湾著名的义学堂。此外,还有专门培养原住民的土番社学。土番社学在雍正年间多达50多所,由汉人教授原住民儿童汉字、汉语和汉文化。
　　二、建立与大陆相对接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明郑时期已经传入台湾,清统一台湾之后,大陆的科举制度全盘移入台湾。由于当时台湾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为了鼓励台湾生源到大陆应考,福建提督张云翼于1687年提出按照甘肃、新疆之例,为台湾生源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以资鼓励。这一举措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年就有五人渡海应试,结果凤山县的苏峨一举中的,成为台湾第一位举人。
　　三、广泛建立书院。书院是区别于学校的另一种教育系统,学校主要是培养政府官吏的场所,而书院则是进行学术研讨的地方,书院对台湾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1683年,施琅在台开办首家书院――西定坊书院。其后,台湾各地先后成立了崇文书院、海东书院等逾60个书院。
　　四、举办新式教育。19世纪下半期台建省以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现代化学校,聘请洋人教授现代西方文化知识。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先后聘请洋教习二人,汉教习四人。1890年还在台北创设番学堂,培养原住民人才。
　　
　　日据期间的“皇民化运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期间,对台湾民众进行了绵密的洗脑工作,妄图切断台湾人的中华文化脐带,将其变成“皇民化”的日本二等公民。
　　在占领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立即着手实施殖民教育,其最大特点即是区别化和歧视化。日本虽在台湾设立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级教育体制,但是台湾汉人、原住民和日本儿童分别参加不同的小学,而中等及以上教育机构专门为在台日本人设立,一般台湾人不能进入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在台大力实施“皇民化”运动,试图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的“忠臣良民”,所以破坏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便成为该运动的核心内容。殖民当局为此处心积虑,其具体作法有:
　　一、全面普及日语,不准使用汉语和闽南语。据日本总督府的统计,1937年,台湾全岛日语普及率仅为37.8%,到1940年增长至51%,而1944年则飙升至71%。
　　二、宗教与社会风俗日本化。在全岛推行日本神道信仰,建设多达68座神社;禁止台湾原有宗教,对各种神像予以集中焚毁。日本人还改变了台湾的婚葬习俗、服饰礼仪等,改之以日本的茶道、剑道等。
　　三、改姓名运动。日据台湾后,便鼓励台湾人改称日本姓名。但遭广大台胞抵制,未取得多大的成果。到了1940年,为了因应“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了更改姓名的命令。至1940年底,约有1357户更改名字,例如后来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便改名为“岩里政男”。但是,由于姓是中国人寻根溯源、认祖归宗的象征,日本殖民政府虽强力推行,但更改姓名者仍属少数。
　　
　　光复后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对台湾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进行有计划的重建,同时,恢复中华文化、剔除日本文化影响的工作也同步展开。
　　一、推广国语教学,扫除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及其影响。1946年,台湾长官公署宣布进行教育改革,要求加强国文、国语教育,禁止在学校中用日语教学。同年4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编订加注汉语拼音的国语教材、举行国语示范广播、举行国语培训班等活动激发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促进国语的普及和发展。
　　二、恢复和重建中华文化传统。1945年11月18日,台湾省籍知识分子游弥坚、许乃昌、杨云萍、陈绍馨等人成立了“台湾文化促进会”,旨在“铲除殖民地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创造民主的台湾新文化”,并发行刊物《台湾文化》。1966年11月,国民党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邀请南怀瑾、屈万里、林尹、王梦鸥、史次耘、陈鼓应等著名学者,对四书、诗经、周易、老庄、春秋等经典进行今注今译,并连续出版了诸子百家经典,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复兴。
　　三、大幅提升台湾民众的素质水平。国民党当局认为,教育的失败尤其是“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是造成其败退台湾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台湾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早在1950年,台湾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即达到了约80%;至1955年,更上升至97%,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1968年,台湾当局开始以金门为试点推行九年制国民教育。按照规定,学生免交学费,所需增加教师、增建校舍的经费由地方税收筹措。到1989年岛内国中增加到691所,学生112.5万人,国小2484所,学生238.4万人,小学升学率达到99%以上。到1988年,台湾的高等院校也增加至109所,学生47.9万人。据统计,1950年～1988年台湾的教育经费增加了490多倍,教师人数增加了7倍,学校增加了4.45倍。1988年在校学生达519.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6%;其中大专学生47.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4%。
　　四、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台湾文化。国民党当局战后对台湾文化的改造,对恢复和重建中华文化、剔除日本殖民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实施军事戒严统治和思想文化管制,宣扬“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政党”思想,压制了台湾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受到民众的反对。此外,在剔除日本皇民化思想的同时,西方欧美文化乘虚而入,岛内开始出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对台湾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与马英九的“拔乱反正”
　　
　　蒋经国去世后,“本省人”李登辉接掌政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权位逐步稳固的基础上,李登辉开始抛弃两蒋时期的“反攻大陆”政策,寻求所谓的“台湾独立”。为此,李登辉不仅在政治上提出“两国论”,而且在文教方面进行“去中国化”,塑造所谓的“台湾意识”。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接过李登辉的“台独”大旗,继续推动“去中国化”。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间,“去中国化”被操弄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推动岛内公务团体、公营企业全面“正名”。民进党当局规定,岛内公文在行文时一律称“台湾”,而不是“中国”或“中华民国”,而称中国大陆为“中国”;在与外国签订文书时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在“护照”上加注“台湾”;公营企业如“中船”、“中油”、“中华邮政”等也被迫全面改成“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台湾邮政”;而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亦被民进党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教育领域的“去中国化”。台湾当局妄图通过推动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所谓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在大中小学教育方面,大幅缩减文言文教学比例,减少语文课程课时,将“中华民国史”以1945年为界割裂为“中国史”和“台湾史”,将“中国史”编入“外国史”,“国父”孙中山成为“外国人”。在公务人员考试方面,规定考试内容“不包括中国大陆,百分之百与台湾史地有关”。在部队政战教育方面,全面清除与中国有关的标志、标语、口号,甚至连蒋介石的铜像也被移出营区。
　　2008年国民党重新赢得政权。马英九上任伊始,便开始检讨民进党执政政策,扭转“去中国化”作为。
　　首先恢复“中华民族认同”。马英九不仅多次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而且每年都参加台湾的祭孔大典,成为台湾光复以来参加祭典的最高领导人。2009年4月,马英九还在台北圆山亲自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也是台湾当局首位主持该典礼的最高领导人。
　　推行“去独化”政策。在马英九上任的第二天,台湾军报《青年日报》的报缝标语便从“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而战”,改回“为中华民国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而战”。在出席陆军军官学校校庆时,马英九更是带头唱黄埔军校校歌,并高呼“发扬黄埔精神、中华民国万岁”口号。之后,刚刚改名不到一年的“台湾邮政”也复名为“中华邮政”。近期,台“行政院”又废止“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规程,并通过向“立法院”撤回“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设立一年三个月的“台湾民主纪念馆”也走入历史。
　　
　　中华文化底蕴是最大的文化优势
　　
　　通过回顾台湾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变,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从台湾文化发展伊始,中华文化便是台湾文化的根与魂,并一直贯穿于台湾文化发展的血脉之中。台湾文化虽历经外来文明的冲击,并发展出不同于中华文化的特殊形态,但剥离中华文化后的台湾文化将一无所有。正如台湾“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所言,从大陆带来的宗教、民间信仰、宗教礼俗、生活习惯等已经深入生活,成为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根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台湾最大的文化优势。
　　同时,随着台湾历史境遇的变迁,台湾文化也不断受到西方、日本等外来文明的冲击,有时外来文化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台湾文化也融入了诸多不同于中华文明的因子。在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上,台湾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融合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了所谓的台湾特色。诚然,外来文明为台湾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分支的本质,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与中华文化相对立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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