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兰达 [马达汉的“亚洲情结”]

　　在中国的两年“考察”中，他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的方位、布局图，用近1400幅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的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百态，还留下了大量日记、考察报告和浓厚的“亚洲情结”……
　　
　　1906年8月，俄属芬兰的一位男爵带着神秘的任务，来到中国的新疆，又经河西走廊到达甘肃、陕西、河南等地，1908年才结束“考察”到达北京。他就是后来成为芬兰元帅、总统的曼纳海姆(1867～1951年)。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马达汉。在中国的两年“考察”中，他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的方位、布局图，用近1400幅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的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百态，还留下了大量日记、考察报告和浓厚的“亚洲情结”……
　　
　　“俄国博士”的中国姓名
　　
　　1906年8月，他从当时沙俄统治下的中亚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在清朝政府外务部给他的护照里，他的身份是“俄国博士玛内尔黑穆”。他对中国并不陌生，1905年作为沙俄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他志愿前往中国的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这一次他再次被沙俄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俄国驻华公使为此照会中国外务部，表示有一位“俄属之芬兰人玛内尔黑穆由俄国塔什干肯特，经过喀什噶尔(今喀什)、库车、罗布诺尔、肃州、安西府、大同府前往北京”。
　　这此“考察”与沙俄的亚洲战略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以来，俄国一直对中亚地区“特别感兴趣”，1906年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和国家内部的困难而丝毫有所减少”，可是俄国向亚洲腹地的扩张一直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在中国的新疆、西藏等地咄咄逼人，还与日本结成同盟，使沙俄的扩张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因此沙俄总参谋部想弄清“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有多大，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实力影响，还有反对新政的地方官员如何看待新政带来的急剧变化”。所以，俄国总参谋部让他“不要暴露自己是一名军官的事实，要作为一个普通芬兰人，以好几个科学协会会员的身份去旅行”，并给他下达了非常明确的军事侦察任务。
　　1906年7月他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8月24日越过中俄边界线，开始了他两年的中国西北“考察”。当月30日，他到达了喀什噶尔，并在沙俄领事馆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拜会了彬彬有礼的道台袁鸿耀，并请求这位举止清雅的老人给他取个汉文名字，于是这位“俄国博士”有了一个响亮的汉名――马达汉，意思是“天马行空，直达宵汉”。笔下清末中国社会百态
　　1906年10月，马达汉离开喀什噶尔，向南疆进发，而后又到了北疆，再经河西走廊到达兰州、西安、开封、太原等地，1908年7月才结束“考察”。他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军事、经济和新政实施情况，考察过拉卜楞寺和少数民族部落，对沿途的165名男性居民进行了人类学测量，还在五台山拜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每到一处，他都在日记中记录清末中国的社会百态。
　　马达汉对少数民族和沿途各部落的历史、现状、宗教信仰状况以及藏传佛教寺庙的分布、影响都很感兴趣。1907年4月、5月，在库热(今昭苏县)，他访问了蒙古族居住区的喇嘛庙圣佑寺，观看了喇嘛们的法事活动，他感到“在信徒们的眼中，喇嘛享有莫大的尊敬。如果喇嘛曾长途到拉萨朝圣，那么他受人尊敬的程度更甚”。6月，他在巴音布鲁克访问了蒙古族土尔扈特汗的营地，喇嘛寺是这里“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管辖着20帐毡包，而喇嘛的数量约占当地土尔扈特部人口的1/3。12月，他在甘州(今张掖市)看到康隆寺是当地的“西拉尧乎人(即裕固族)主要的宗教圣地，庙宇十分宽敞，而且富丽堂皇”。人们对喇嘛教十分尊崇，不仅祈祷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为纪念特别受人尊敬的喇嘛，在山坡的两座喇嘛墓旁特设了一堆旗杆和一处石堆，当地的西拉尧乎人路过时总要下马，念经祈祷。
　　王公、活佛是他很关注的特殊群体。王族载漪又是这个群体中的“特殊人物”，因义和团运动中“反对洋人”被流放新疆。1907年8月，马达汉在乌鲁木齐见到他时，觉得他“十分温良恭谦，有着出身高贵的特征”。他不明白这个对他十分友好的中年人，怎么会成为一场以在华洋人为打击目标的民众运动的首领之一?1908年6月，马达汉在五台山拜见了另一个特殊人物――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后流亡内地，正在这里等候晋京朝觐。马达汉觉得他是“一个具有精神和气质活力的生气勃勃且聪明能干的人”，并安慰他说：“当他认为不得不离开他的故土时，全俄罗斯人民都对他寄予真诚的同情。”会见快结束时，马达汉请求允许他展示准备送的礼品――支勃朗宁手枪。当马达汉演示如何将七发子弹一下子推上膛的时候，达赖张开嘴大笑起来。达赖起初以为马达汉负有“特殊使命”，在得知他仅仅是一名普通“考察者”后，便放弃了让他给沙皇带信的念头，并委婉地拒绝马达汉给自己照相和以后去西藏“考察”的请求。
　　马达汉在“考察”途中与上到总督、下至翻译的各级地方官吏往来，在日记里留下了一张张鲜活的“脸谱”。作为一位旁观者，他对清末官员的贪污腐败、派系争斗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他这样描写1907年前后的新疆官场：总督等高级官员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外出时前呼后拥，往往“看不到衙门土墙以外的世界”，很少接触一般民众，大多不懂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低级官吏“通常都负了一身债后才总算被任命担当一个地方官职”，一旦任职就大肆搜括，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者比比皆是；官吏之间相互倾扎、尔虞我诈，“时刻准备让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倒霉”，诽谤、告密最为盛行，而这一切又往往在微笑、送礼和恭维等微妙的过程中完成。在这种背景下，阿克苏镇台的千练就给马达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位身体高大、行动敏捷的60岁老人，看上去最多50岁；不抽大烟，精于治军，并对许多社会问题都很有兴趣，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改革，中国的军事改革也要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紧密关联。他认为中俄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会发生战争。最让马达汉吃惊的是，他让三位夫人和孩子们一起和马达汉见面，还让夫人和女儿表演了射击。
　　在观赏沿途美丽、雄奇的风光的同时，马达汉很注意“考察”中国的新政和社会民情。他一路考察民间的手工作坊，参观新式学堂、近代化的工厂，观看新军训练。了解铁路建设的进展，还对外国传教士、驻华官员和军队的活动有所关注。在固尔扎(今伊宁市)，他见到了“保卫”俄国领事馆的半个哥萨克特遣队，城墙边还驻有守备军团――配置了大炮的俄军加强分遣队，营房周围是堡垒和壕沟，俨然“国中之国”。他在日记中感叹：“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这样一支配备大炮的俄国军队，实属特殊。不可想象，现在处于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对于伤害其主权的行为究竟能容忍多久!”
　　
　　持久的“亚洲情结”
　　
　　1908年“考察”结束，他从中国返回俄国，在彼得堡被沙皇召见，作了有关中国之行的报告，会见从预定的20分钟延长了一小时。作为俄国的间谍，马达汉的“考察”是为了沙俄的利益，为他日后晋升打下了基础。但是，马达汉毕竟是芬兰的民族主义者，在华“考察”期间就对遭受列强欺压的中国表示同情，“一战”结束后，他又为实现和维护芬兰的民族独立而努力。这次考察也使马达汉与中国、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又到过印度、锡金、缅甸和尼泊尔，实现了“再次来到亚洲”的愿望。1940年，他以《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为题出版了考察日记，在《致读者》中他明确指出：“本世纪初中国遭受了屈辱，列强入侵造成了百姓对洋人祸害的恐惧”，行政权力的分散、清朝官僚阶层的专制等影响了新政的实施，但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伟大的未来，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全世界又将再一次把她当作新的大国因素而刮目相看”。1950年5月，他在《回忆录》中也强调：1911年以来中国战乱不休，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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