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对中国的危害_日本右翼媒体：言论的“自由”与暴力

　　在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护、媒体独立成为民主社会共识的今天，日本的报纸和媒体虽然不再像战争时期那样被军国主义“大政翼赞”的枷锁所束缚，但一种受狭隘民族主义蛊惑的“言论自制”，正日益成为日本媒体界的主旋律。
　　
　　荒谬绝伦的“正论”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７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度“正论”大奖授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下简称编撰会）副会长、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以表彰他“为克服自虐史观做出的卓越贡献”。藤冈信胜原是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因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中小学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东京裁判史观”的“不舒服的感觉”，从而博得《产经新闻》的垂青。该报不仅在１９９６年特辟专栏，力邀其组织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撰写文章长期连载，还聘其担任该报言论栏目“正论”的特约撰稿。由此观之，藤冈算是《产经新闻》的老朋友，他的获奖应属情理之中。
　　然而，藤冈此番摘冠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２００５年是日本战败６０周年，早在该年年初，《产经新闻》就发表题为《顺应历史潮流，保守势力当发起创造性挑战》的社论，大谈超越“坏”的战后，以“创造性改革”开启日本未来的重要性。在保守论客的心目中，战后之所以“坏”，就在于主流历史界和教育界承认日本近现代史中的侵略性。为“拨乱反正”，必须向这种“自虐”史观发起全面挑战，“创立”新的价值标准，以重塑日本民族的自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藤冈等人创立的编撰会以及编撰会创立的“新历史观”，可谓大大推进了“战后历史总决算”的进程。联想到第一届“正论”大奖授予在１９８２年第二次教科书风波中为“侵略”变“进出”的历史修正行为极力辩护的渡部升一、第八届、第十届授予编撰会的另两位元老西部迈和西尾干二，藤冈在战后甲子轮回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获此殊荣，清楚地表明：全盘推翻战后历史认识，乃保守势力最为看重的“言论改革”，编撰会创始人悉数获奖，意味着其“创造性”的“新历史观”得到了保守势力的全面肯定。
　　盘点一下“正论”大奖自１９８５年设立以来历年的获奖名单，除上述四人外，我们还能发现不少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讲是相当熟悉的名字，如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第１１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第１５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堀桂一郎（第１６届）、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第１８届）、原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第１９届）等。倘若归纳一下这些获奖人士的论点，可以看出，否定侵华战争、支持参拜靖国神社、诬蔑诋毁周边邻国、鼓吹修改和平宪法，是这类“正论”者们的“最大公约数”。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岛、冈崎等人断言“中国经济要崩溃”，呼吁日本企业不要去中国投资。香港回归前，他们又“预言”香港回归中国后不可能维持“一国两制”。然而，中国的发展非但没像这两名“国际问题专家”预期的那样走向崩溃，反而越发强大；来中国投资也成为日本企业谋求发展的首要选择。如今，“中国崩溃论”已然转变为“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否如其所言是“２１世纪的威胁”，尚有待未来验证，但在历史切实给出的答案中，以“中国崩溃论”为代表的“正论”，其立论之荒谬、表述之危言耸听，已是不言自明。
　　
　　右翼媒体康采恩
　　
　　２００５年７月，编撰会编写的中学《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第二轮“采用战”正式落下帷幕。总采用率０．３％的结果，虽距离该会制订的１０％的目标相差甚远；但和２００１年相比，采用率上升近十倍，采用范围也从私立、残疾学校扩大到公立一贯制学校；从爱媛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一地扩大为爱媛县、枥木县、东京都三处。“新教科书”时隔四年扩展“势力范围”，编撰会在九年间从一个影响有限的学者团体发展成一个在日本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组织，富士产经传播集团（下简称产经集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谓至关重大。因为这些教科书从组织编撰到系统出版，从媒体炒作到发行销售，前后里外都是该集团在操持忙碌。
　　富士产经传播集团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６７年的富士产经集团，１９８５年起改用现名。目前该集团拥有七家子集团、８１家下属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报纸、电视、广播、出版、广告、不动产、旅游、美术馆等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媒体康采恩。立场上，该集团坚持上述“正论”路线，即站在西方阵营，反共反社。按照他们自己的表述，就是要修改日本宪法，纠正在历史问题及对华报道中的“偏向”。可以说，产经集团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御用喉舌”，是右翼意识形态的“舆论桥头堡”。这种性质在其核心新闻机构――产经新闻社、富士电视台、日本广播三家媒体中表现得非常明确。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日本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获得相对独立。当时，日本的执政保守势力担心美军占领结束后局势失控，而美国由于美苏矛盾的激化公开扶持反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坛出现了保守势力的第一次回潮。其表现是以吉田茂、岸信介为首的政府着手制定“破防法”（破坏活动防止法）和“警职法”（警察职务执行法），以加强控制社会。但是，由于战后民主观念渐入民心，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遭到了以《朝日新闻》等进步媒体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的坚决反对。面对民众和媒体的胜利，政府和垄断资本家等保守势力深刻意识到控制、操纵言论的重要性，从此他们开始苦心经营自己的舆论阵地：１９５４年鹿内信隆受命控制日本广播（ＪＯＬＦ）；１９５６年水野成夫受命掌管文化广播；１９５８年在《产经新闻》出现赤字之际，水野在财界的支持下乘虚而入，一举收购该报；１９５９年水野又出任富士电视台的总经理。短短六年间，一个掌握丰富传播资源、拥有多种传播手段的右翼媒体康采恩已初具规模。水野、鹿内曾长期担任产经集团的掌门人，他们高举亲政府的旗帜，对日本媒体势力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日本右翼媒体阵营还只有“产经”一家在明处“孤军奋战”的话，那么到８０年代，随着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转向，“产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援军”，力量迅速壮大。１９８４年元旦，《读卖新闻》发表新年社论，阐述了全面拥护中曾根首相保守主义路线、亲美反苏、否定反核?和平主义运动的立场。以此社论为标志，拥有９００万份发行量的《读卖新闻》及其背后的读卖集团（全称读卖新闻集团），正式与《产经新闻》和产经集团结成联盟。迄今为止，无论是修宪问题、历史认识问题、还是鼓吹增加军备实力、抗议邻国“干涉内政”，两家媒体康采恩都并肩作战，携手共进。例如，在围绕编撰会及“新教科书”的攻防战中，进步与保守双方以《世界》（岩波书店主办，立场进步）、《中央公论》（读卖集团所属）、《正论》三大主流月刊杂志为阵地，进行激烈交锋，但这种一对二的格局明显对后者有利。
　　
　　言论的暴力
　　
　　在行动纲领上，产经集团以“谋求媒体文化霸权”为奋斗目标，以“战斗军团”为自我定位。除建立媒体组织网络的“战斗阵地”外，他们还苦心经营人际网络，培养“战斗尖兵”。政、官、财、学各方人士，只要可用、好用，都会被精心编织到关系网内。在此过程中，由于媒体康采恩直接掌握传媒资源，很多人经不起名利诱惑纷纷“落网”。以“正论”栏目为例，目前该栏目有１８０名特约撰稿人，与上世纪８０年代相比翻了一番。其中既有知名学者、文人，也有现职或退职政府高官、自卫队将领等。这些人虽背景不同，但《产经新闻》对他们却寄予共同的期待。正如原“产经论说”顾问三云四郎所言，“要让‘正论’的撰稿人成为媒体的宠儿，要让邀请他们写稿和演讲的预约纷至沓来”。
　　但这些“正论”人既是“媒体的宠儿”，也成了媒体的工具。右翼媒体不仅要他们充当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吹手，还要他们充当压制异端、排斥异己的“言论暴力团”。他们自己尽可发表无视事实、不负责任的言论，充分享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却不容许别人阐述不同的观点。《朝日新闻》等媒体和进步论客，就长期受到他们的恶意攻击和大张挞伐。
　　１９６９年，刚刚就任《产经新闻》总编的三云四郎就立下志愿：要以对抗“朝日”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回忆录中，三云这样写道：“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和‘朝日’干到底。凡‘朝日’主张的，我们都要反对，明确反‘朝日’的路线。为此要加强理论武装。”从之后的发展看，“产经”所谓的“加强理论武装”，无非是培养一批“御用”文人学者，以此壮大“理论队伍”。１９７３年，《产经新闻》这家主要面向低学历、低收入读者的大众报纸开设大型言论栏目“正论”，并在四个月后发行同名杂志。按时任社长鹿内信隆的话来说，这样做是要“公开向大新闻的‘偏向’发起挑战”（主要针对“朝日”、“读卖”等报，但８０年代后“读卖”也加入了打压“朝日”的行列）。因此，自创立之日起，反“朝日”就成为“正论”的恒久主题，而且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很多文人学者一旦站上“正论”舞台，进入反“朝日”的队伍，就一改儒雅，脱尽斯文。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文章里，其口无遮拦比悍妇骂街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打笔战、实施口头暴力等“软”的一手外，保守势力还采取“硬”的一手，操纵和控制日本的言论。从威胁、闹事、殴打直至谋杀，凡能达到统制言论的目的，他们从不避讳使用暴力。１９６０年４月，《每日新闻》因揭露政治家与右翼的关系受到骚扰；同年６月，《世界》、《周刊现代》等杂志因支持民众的反安保斗争遭到抗议；同年１２月，《中央公论》连载涉及天皇的小说，右翼暴力团干脆潜入杂志社社长家中行刺，造成一死一伤。１９８７年，《朝日新闻》阪神支局又受到右翼分子袭击，值班记者一死多伤；该报记者本多胜一因著书揭露当年日军的侵华罪行，不得不长期乔装打扮，深居简出。至于出入朝日新闻社门前的右翼宣传车，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这种种用暴力扼杀言论的举动，真可谓是对日本“言论自由”的最强烈的讽刺。
　　上世纪３０年代，面对日本侵华的战争灾难，作家巴金曾经苦苦思索其中的原因。在１９３５年赴东京和横滨小住七个多月后，巴金找到了答案：日本媒体“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假话受了骗”。回国后，巴金写了一篇名为《日本的报纸》的文章，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人、误导、煽动舆论的行径给予了揭露。四十余年后的１９８２年，针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闹剧，巴金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媒体蒙蔽了日本老百姓，而老百姓“相信宣传”，“颠倒是非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觉到舆论工具的‘威力’之大”（见《随想录》）。在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护、媒体独立成为民主社会共识的今天，日本的报纸和媒体虽然不再像战争时期那样被军国主义“大政翼赞”的枷锁所束缚，但一种受狭隘民族主义蛊惑的“言论自制”，正日益成为日本媒体界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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