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保镖 [带“保镖”的外交官]

　　 　　看看这张压题照片。上面的“老大”和他的“随从”及“保镖”们，是不是个个都很“酷”？ 　　不要以为这是警匪片中的镜头。 　　照片上的主角，是我国赴伊拉克复馆小组组长、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荷枪实弹的是负责保卫复馆小组的武警战士。这是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日，他们奉外交部指令，正从巴格达的驻地―――曼苏尔饭店出发，前往韩国驻伊拉克使馆就韩国公民金善日被伊拉克武装扣为人质一事表示慰问。同时，鉴于中国复馆小组已有成功营救七名中国人质的经验，他们争取向韩国方面提供些帮助。也许复馆小组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这个场面不同寻常，于是就抓拍了下来。
　　其实，像这样带着“保镖”“前呼后拥”地出去办事，对孙必干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武警领导有规定，平时孙大使出去要有两名战士护卫，非常时期三名。那段时间正是人质事件高发期，所以有三名武警陪同孙大使。”复馆小组成员蒋旭二秘介绍说。孙必干大使身后那个穿西服、系领带、戴着一副墨镜的小伙子就是蒋旭，当时是他随孙大使去韩国使馆的。蒋旭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发型很酷，一口流利的英语更酷，需要用英语打交道时常常是他出面。但他是在卸任回国后才有机会注意自己形象的，在伊拉克，想都不用想。
　　
　　相比之下，更年轻的三秘于海琳更加沉稳。跟伊拉克当地人打交道时，往往就需要他操阿拉伯语上阵了。复馆小组共有六名武警战士，这显然远远不够。于海琳认为，至少需要十名，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太紧张太劳累。其他国家驻伊拉克的使馆也都有武装警卫，美英就不用说了。英美使馆所在的一条街都被戒严起来。法国使馆有１２名警卫，德国１０名，韩国９名。
　　当然，最“酷”的还是孙必干大使，因为他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带“保镖”的外交官。然而，这个“酷”字必须必须打上引号―――它的真实含义是“危险”。
　　
　　战争之后重返巴格达
　　
　　２００３年美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前夕，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奉命撤出，使馆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经过４０多天的战争，５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束。其后，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在军事行动其实远远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开始。６月初，经中央批准，外交部决定派复馆小组去伊拉克恢复使馆工作。当时使馆馆舍在战争前后已遭到彻底破坏和抢劫。
　　
　　中国与伊拉克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央希望能把这种关系平稳过渡到与伊拉克新政府的关系上。其次，中国在伊拉克还有一些权益，如贸易和债务等。总之，为了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需要有人赴伊拉克开展外交工作。
　　本来，孙必干在２００２年结束驻伊朗大使一职任期后就已退休。说到任命他担任复馆小组组长，孙大使并不意外。这是由外交部决定、中央批准的，因为他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曾担任过中国驻伊拉克大使一职，比较了解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情况，是公认的中东问题专家。他说，早在２００３年４月下旬，外交部干部司的同志就来找过他，说外交部决定，并经中央批准，中国拟派一个小组赴伊，考虑由他带队，让他考虑一下。孙大使说，实际上，作为外交官是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正式地答复说：“我接受这个任务！”
　　孙大使说，几乎就在做出派遣复馆小组决定的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外交部就考虑为复馆小组派出武装警卫。“去年６月复馆小组成立时，部里就有领导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但这毕竟不可能那么快就实现，而时间紧迫，所以我们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并没有带警卫。”
　　
　　经过短暂的准备，孙必干等一行在去年６月下旬飞赴约旦。７月１６日，孙必干、蒋旭、于海琳和司机全锡钢一行四人通过被称做“死亡之路”的约伊高速公路第一次进入战后的伊拉克，此行主要任务是实地调查战后伊拉克的情况，为复馆工作做准备。８月１２日，小组人员离开伊拉克返回约旦，他们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有关伊拉克局势和中国大使馆馆舍情况的报告，并准备在９月份全体重返巴格达。但就在他们准备重新进入伊拉克时，发生了８．１９大爆炸，联合国特使德梅洛遇难；随后伊拉克临时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哈齐姆被杀，形势恶化。因此外交部要求复馆小组在约旦待命并就近观察局势。结果他们一等就是半年。
　　
　　前所未有：外交官上任带武警
　　
　　就在这段时间，外交部正式做出了派遣武警随同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的决定。
　　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国炸弹袭击，住在馆内的三名中国记者牺牲，外交人员多人受伤。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中国恢复了驻阿富汗使馆。但阿富汗局势依然不太平，中国外交人员时刻生活在危险中。中国驻阿大使孙玉玺的夫人马骅回忆说：“初到使馆，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墙上一圈圈的铁刺滚网和大使座车里常备的防弹背心。这是防护设备，但在我眼里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标志。来到阿富汗，眼前竟然处处都是真真正正的万丈深渊和地雷阵。”
　　
　　在更早的时候，新中国的外交官们有时不得不自己保卫自己。据老外交官回忆，在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环境还很恶劣，或是所在国的内部动乱，或是美国、台湾势力的敌对活动，都使我国外交官们经常要经受生死考验。当时，不少使馆都有夜间值班的制度。临时充当警卫的就是那些白天里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们。当时的使馆人员工作与生活的地方往往不在一起，外交官们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有可能遇到危险。所以，我国外交人员外出一般都两人结伴而行。当不得不单身行走时，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们甚至自备匕首，用于自卫。
　　而战后伊拉克的局势更有不同。直到现在，那里都乱得像一锅粥。所以派武警保卫外交人员就成了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经过严格的挑选、培训、准备，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六名来自武警北京总队的警卫组成员经莫斯科到达约旦，与孙必干等人会合。由于军人的特殊身份和携带武器，他们在途经莫斯科的过程中经历了繁杂的手续。约旦对中国武警的到来则给予了便利，但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武器和人员分开，中国武警不能随身携带从国内带来的武器，他们的武器由约旦军方负责运送到约伊边界；二是由于武警的军人身份，他们在约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周。
　　２月１５日，一切准备就绪，复馆小组七名成员与六名武警一起离开约旦首都安曼，乘坐五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从安曼到巴格达的路程共１０００公里。他们傍晚从安曼出发，午夜１２点半到达约伊边境停车小憩，武警也将便衣换为军装，装备起从国内带来的防弹衣和各种武器。第二次进入伊拉克的外交官们也穿上了武警带来的防弹衣。
　　
　　其实，在伊拉克的险恶环境中，防弹衣可能只是一个精神安慰。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外交前线，孙大使忍不住问身边的武警小伙子：“防弹衣究竟能防什么？”战士们说：“至少能防刺刀、手枪。”但是，在伊拉克，武装分子使用的都是步枪、机关枪之类的长武器，还有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实际上，孙必干等人在巴格达多次遇到爆炸事件。他说，“去开会也好，办事也好，在路上经常碰见枪弹、汽车炸弹袭击，我也经历了好几次。爆炸事件发生在离我们百十米这样的事情，我至少碰到过两次。”除了防弹衣，外交官们拥有的防护装备就是已经定购，但要在１０月份才到货的两辆防弹车。
　　于海琳说，防弹衣每件重七八公斤，只能套在西服外面，脖子的部位感觉很不方便，因此不适于在外事活动中和驾驶汽车时穿着，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穿便装开展外事活动的。只有法国、德国外交人员的防弹衣是可衬在西服内的，因此可以从早到晚穿着。
　　随行的武警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个个全副武装，忍受着巴格达高温的灼烤。同样忍受煎熬的还有美国士兵，他们的防弹衣虽然安全，但不舒服，很多士兵的防弹衣内都结有汗碱，身体常被高温灼伤。
　　
　　 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一条必经之路历来被叫做“死亡之路”。伊拉克战前，这条路的危险主要来自自然环境。由于实行禁运，没有飞机，高速公路是连接伊拉克与约旦的惟一途径。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缺少维护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危险还来自战后人为的抢劫、枪击事件，这一切更使这条“死亡之路”名副其实。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中国复馆小组的车队也与当地人的车搭伴行驶，但在危险地段则自己组成一个菱形编队，加速行驶，以防劫匪的汽车冲进车队，拦路抢劫。
　　一行１３人，就这样进入了伊拉克。他们是：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大使、小组成员卞志强一秘、杜顺义一秘、王双信一秘、蒋旭二秘、于海琳三秘、司机全锡钢；警卫队队长席栓柱中校、副队长李亚光中尉、战士苏军、武好、丁秀国、王志刚。
　　
　　战火中不辱使命
　　
　　虽然伊拉克战火纷飞、风雨飘摇、险象环生，但是中国复馆小组的外交工作却有声有色地展开了。
　　孙必干此行的身份是赴伊拉克临时复馆小组组长、驻伊拉克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但由于他曾担任过驻沙特阿拉伯大使（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驻伊拉克大使（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驻伊朗大使（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所以在伊拉克人们也都称他“孙大使”。
　　
　　虽然孙必干曾出使伊拉克，但这次重返伊拉克，孙大使面临的却是全新的外交局面，因为伊拉克已经“改朝换代”，过去在政府里的熟人全都垮台了，剩下的几个还在他到任后死于非命。全新的任务、全新的面孔、全新的机构、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全新的工作方式……一系列变化给外交官们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困难。孙大使首先与伊拉克战后的当权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当前伊拉克的政党活动相当活跃，很多人物、事件都有政党背景，所以，外交官们也加强了与政党的接触。尽管双方的交流、沟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从目前接触后的反馈来看，伊拉克各方普遍表示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欢迎中国参加伊拉克的重建工作。
　　孙大使精通阿拉伯语，随行的几位外交官也都精通阿语，但只有懂阿文的还不能够应付那里复杂的工作环境。蒋旭精通英文，这也是考虑要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及联合国方面打交道的需要。实际上，除了与伊拉克新政府打交道外，外交官们还和几个主要国家如法、俄、德、埃及、叙利亚等使馆建立联系，交流关于形势的看法，就某些行动相互通报。政权移交之前和交权之后，需要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官们交换看法、通报立场、彼此协调，比如何时派大使，对新政府怎么承认等。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和联合国的组织配合工作。
　　
　　２４小时解救中国人质
　　
　　解救在伊拉克被扣的七名中国人质，是复馆小组赴伊后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
　　４月１１日晚九时，总部设在阿联酋首都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七名中国人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复馆小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国内，并根据国内的指示开展了营救工作。
　　他们首先要核实消息的准确性。途径有三个：通过中国驻阿联酋使馆，向阿拉比亚电视台总部进行了核实；同时向当地的中资公司核查有无人员失踪；通过中国驻叙利亚、约旦使馆询问从两国边境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民的情况。最后得到确认，４月１１日早晨确有七名中国公民从约伊边境进入伊拉克并被绑架。
　　
　　营救工作随即迅速展开。中央领导对人质事件非常重视，胡锦涛主席立即指示：要千方百计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展开营救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使馆人员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官方主要是做政府部门的工作，外交官们找了伊拉克的几名部长和临管会中与中方关系比较好的人员，安排中国外长李肇星与伊方外长直接在电话中就人质问题进行对话。民间则与伊拉克一些党派人士，特别是穆斯林长老会和伊斯兰党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营救，当时估计他们和绑架者会有一些联系。舆论工作则是由孙大使在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绑架者尽快释放人质。
　　通过多渠道综合性的营救工作，人质得以安全释放。外交官们接见了七名人质，并转达了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问候，以及他们的家人希望他们能早日安全回国的愿望。
　　人质被解救后，外交官们不仅要保证他们吃好住好，还要带他们检查身体、看病，以保证他们能够安全地乘坐飞机返回中国。最后，外交官们送这七名福建人从安曼经飞泰国返回中国。复馆小组因此被授予集体二等功。
　　
　　衣食住行：不堪回首巴格达
　　
　　从战乱的伊拉克回到北京，这些外交官们也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在那里，他们的安全没有完全的保障，衣食住行、生活起居也只能将就，生存条件之恶劣是生活在和平世界里的我们所难以想像的：头顶上盘旋着阿帕奇直升机，满街是美国大兵的“悍马”军车，夜间轰鸣的坦克声，不绝于耳的爆炸声，还有断水断电的困扰……
　　
　　孙大使说，复馆小组在去年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入住在巴格达的喜来登饭店。但由于该饭店住有美国军人、商人而成为伊拉克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曾与其对面的巴勒斯坦饭店一起多次被袭。经过周密的考虑，复馆小组通过伊境内中资公司的职员选定了刚刚恢复营业的曼苏尔饭店。它座落于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四面空旷，相对比较安全。另外，中国外交人员入住时这家饭店还没有西方人，特别是美国和联军的军事人员入住，因而不会成为大的袭击目标。再者饭店的周围有围墙，楼下有活动场所，可以散步。
　　中国外交官和武警共同到达后，租用了饭店的半层楼，即四层的１３个房间，并将楼道打上隔断，在入口处加了两道铝合金门。给大使租用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供工作和复馆小组召集会议之用。其他工作人员则住标准间。
　　曼苏尔饭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条件优越的五星级饭店。但是，长期的制裁使它早已老化的设施无法更新，战争期间又遭到毁坏。复馆小组成员入住时，三部中央电梯中还有一部能使用，后来这惟一的一部也坏掉了，小组成员只好乘坐饭店的货梯。最后，索性连货梯也停运了。
　　曼苏尔饭店的北边，就是海法大街。就在复馆小组回国前，这里还多次发生过枪战，美军曾率领伊拉克的国民部队去那里攻打所谓的萨达姆的追随者。
　　
　　不过，曼苏尔饭店还是为中国外交人员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后，饭店经营者又将围墙加高，并安装了铁丝网，并雇佣当地的伊拉克人进行２４小时警卫。饭店还将车辆出入口分开，设置警卫把守，甚至在入口的西门安放了隔离墩。
　　临行之前，复馆小组接到的任务是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工作，因此一切生活用品均是按半年时间准备的。由于食品的保质期等问题，小组只带了少量食物，吃饭问题主要依靠所在旅馆解决。
　　然而，连年的制裁使伊拉克的供水系统长期得不到养护，即便是曼苏尔这样的五星级宾馆，不但不能提供洁净的饮用水，连日常的生活供水都不能保证。陈旧的水管里流出来的经常是黑色的水。他们买一些矿泉水解决饮水问题，而洗脸、刷牙、洗澡或者做饭的用水，就不能保证了。大部分蔬菜是当地种植的，它们极有可能受到了贫铀弹的辐射，几乎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经历一个闹肚子的适应过程。附近有两家医院，医疗设备很差。他们随行带了一些药物，小病就自己吃些药，得了大病还得去约旦就医。
　　
　　武警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由于六名武警战士目前仍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我们未能采访到他们，只能通过孙大使等人的介绍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蒋旭说，在伊拉克，几乎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配备有警卫。给驻外外交官派遣武警，在中国外交史上是首创，这给本来就庄严的外交行动增添了几分威武。然而，这威武的背后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紧张、艰苦和重大的责任。
　　在复馆小组的所在地曼苏尔饭店，武警战士们白天四个人轮流值班，每两个人上四个小时，从晚十点到早八点的十个小时五个人轮流值班，每人两小时。复馆小组由蒋旭执笔订立了一些检查制度，外出时有请假消假制度，两人协同出行，没有必要不许出大院；不管外宾还是中国人都要接受检查和来客登记；武警要检查各个房间的安全性及周围的安全状况。为确保安全，他们还购置了一些金属探测器，专用于检查爆炸物。
　　于海琳说，巴格达经常缺水断电，最多的时候一天只有八个小时有电。每逢晚上停电，武警们就特别紧张，因为在黑暗中他们值勤更加困难。除了水的问题，很多人吃不惯牛羊肉。有的战士吃不了牛羊肉，体质就会下降。除此之外，最难以忍受的是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对于他们这些２０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从２月份到现在，六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坚守了半年多。如果继续留用警卫，就要考虑换防，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已经太长，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对执行任务不利。据了解，德、法、俄驻伊使馆的警卫都是三到六个月就轮换一次。
　　
　　复馆小组原定在伊拉克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工作，小组成员也是按照半年时间准备的行囊，但形势使他们的任期延长至一年多（从２００３年６月到２００４年８－９月间）。目前复馆小组人员已经完成复馆任务，成员在交接工作后陆续回到国内。新一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已经任命。中国使馆也已于今年７月９日宣布正式复馆，但使馆原址还没有恢复使用。
　　
　　对孙必干、蒋旭和于海琳的采访，是在轻松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那些紧张、艰苦和危险的往事，在他们的谈笑风生中清晰地重现。
　　三位外交官卸任回国，其他同志仍在使馆继续自己的使命，新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即将上任。
　　回国以后，孙必干任务也不轻松。向部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和同事介绍情况，接受各级领导和同事的欢迎、接见和拜访，拜访武警部队的领导，接受媒体采访，在外交部网站的“外交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还有―――必须彻底检查身体，把在伊拉克没条件医治的大病小病治一治。接受我们的采访，就是在参加了戴秉国副部长的慰问和接风后直接赶到出版社的。
　　卸任后，孙大使将继续他的退休生活，但他肯定只能是“退而不休”―――他的丰富的外交经历，也是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向他“掘金”，譬如我们就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而蒋旭和于海琳这两位青年才俊，一定会有远大的前途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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