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舱石 中美经贸：压舱石？暗礁？

　　２００３年，中美经贸领域的争端与摩擦不断。除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外，美国又对我出口家具、彩电搞反倾销，对我三类纺织品启动特殊保障条款。虽说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经贸领域却狼烟四起。
　　中美经贸领域出现如此之多的争端，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担忧，也促使大家对中美经贸关系及其在整个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思考，展开了“更大视野下的追问”。当然，一些问题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了解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会使我们获得警示性的启发。
　　―――主持人手记
　　
　　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多重要？对此，双方都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时，双方的着眼点是同当时的苏联相抗衡，是大三角战略关系。虽然经贸问题也提出来了，但处于次要地位。１９９２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上大踏步前进，美国跨国公司的先行者在中国市场上尝到了甜头。在他们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美国大公司普遍开始对中国市场感兴趣。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１９９３年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委任为该公司驻华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曾对我说，“过去我们犯了错误，轻视了中国市场，现在要急起直追”。后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由每年的几亿美元提高到每年几十亿美元。现在美国跨国公司５００强中已有４００家左右来中国，经贸关系这个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大大加重了。
　　
　　中国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新阶段
　　●首先，贸易和投资增长加快，相互依赖程度增强。
　　从贸易数字上看，２００２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由上年的５４３亿美元增长到７００亿美元，增长幅度为２８．９％。２００３年前１０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达到７４９亿美元?熏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２．７％。而前２２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２．８％。２００２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由上年的２６２亿美元上升到２７２亿美元，增长３．８％。２００３年前１０个月美国对中国出口达到２７５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５．７％。而前２２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２．８％。
　　从投资数字看，美对华投资的实际金额，２００２年为５４．２亿美元?熏比上年的４４．３亿美元增长２２．３％?熏大大超过前八年平均１０．１％的增长率。
　　入世效应在中国纺织品出口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入世，美国取消了对十几种纺织品的配额，所以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长迅速，并且再一次超过了墨西哥。
　　在此背景下，双方各自在对方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相互依赖程度增强。
　　●其次，贸易磨擦加剧。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速度快于进口，所以美中贸易逆差有不断扩大趋势，成为贸易磨擦的主要焦点。由此又引发人民币汇率之争、反倾销以及特保条款启动等。如，不久前美国对中国三类纺织品启动特殊保障条款，对我彩电、家具搞反倾销。２００３年，中美双方在贸易舞台上唇枪舌剑，火药味很浓。虽然磕磕绊绊，但还是谁也离不开谁。
　　●第三，贸易纠纷纳入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这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是有利的。
　　现在，中美贸易磨擦已经由原来的双方单打独斗，转变为可以利用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政府对钢铁进口加征关税，我国与欧盟等八家成员状告于ＷＴＯ，迫使美国认输。今后如果美国再搞不公平贸易，并做出错误裁决，我们也可以状告于ＷＴＯ，寻求公道。实际上，我们的应诉能力在增强，如挡风玻璃案例。
　　
　　全球化、区域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中美贸易带来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公司内部贸易、产业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或称加工贸易是中美贸易的新特点。传统贸易模式是两国之间的产品贸易或原料贸易，我国出口纺织品、鞋、箱包属于这一类。这些东西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现在增长最快的是高技术产品，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由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产品分工发展到产业链和生产链各环节之间的分工。新型贸易模式对美国的好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中国的好处是解决就业问题和技术培训问题。缺点是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２００２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４２７亿美元，其中４００亿来自加工贸易。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公司看中了中国大陆，其他经济体也仿效美国，把中国大陆当做制造平台，向美国出口产品。这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例如，台湾的源兴科技公司，向戴尔和惠普提供纯平显视器和打印机等产品。它在台湾有３０００员工，在大陆则有１８家工厂、３０万员工。该公司４０亿美元的年收入中９０％来自祖国大陆，但产品全部出口。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条：以中国大陆为加工制造平台，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等地进口元器件，在中国大陆加工再出口到美国。在贸易平衡方面则表现为中国大陆对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有贸易逆差，而对美国则有巨额贸易顺差。据美国学者估计，中国大陆在出口产品的增加值中只占２０％。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对美顺差如果是１００，其中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２０％，别人得了８０％。而算贸易逆差时则都算到了中国大陆的头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贸易也在加快增长。因为随着ＦＤＩ的进入，服务性功能的项目外包增加，同时中国对美国服务业本身的市场准入也在扩大，这应当说也是好事。美国对服务业投资（如批发和零售业），增大了服务贸易。像沃尔玛、ＴＡＲＧＥＴ这些大型超市，不仅为中国提供服务、赢得收入，而且还在中国大规模采购，单是沃尔玛一家２００２年就达到１２０亿美元。它们采购的产品主要是销往美国。这部分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应当说也是好事情。
　　■与经济全球化齐头并进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在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多边谈判与区域谈判并举。多边谈判难度大，走不通时就先搞区域谈判。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美国尝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甜头，又在积极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看，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与墨西哥的纺织品贸易超过了与中国的。中国入世后这种情况有所扭转。区域经济一体化肯定会发生贸易转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贸易转移是不经济的，是有害于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的。现在要研究的是，如果美洲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中美贸易将有什么影响。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怀有戒心，担心贸易转移。但我的看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来讲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发展，其积极意义超过消极面。如果亚洲共同体能够建立，就可以大大增强这个地区抗御风险的能力，加强这个地区对其他贸易集团的谈判力量和竞争能力，最终又会促进全球化的发展。
　　
　　经贸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的看法是，它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器。由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除非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其他一些政治上、文化上的分歧都不足以撕裂中美关系。这是因为，中美经贸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是互利双赢的。举两个例子来看中美贸易、投资对美国的好处。以消费物价而论。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的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商品服务上升８％，其中商品上升３．６％。在商品中只有两项是下降的，一个是服装―――降５．６％；另一个是鞋―――降３．４％。由此可见，中国消费品出口到美国对美国抑制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美国消费者和宏观经济由此得到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把中国当作加工基地，美国企业也由此得到很大好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资料，美国公司到国外搞加工，每１美元成本可以产生１．１２～１．１４美元的效益。更根本地说，美国现在已经懂得中国这个大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丢掉中国这个大市场，美国在全世界的竞争地位就要受到威胁。但这不是说中美相互之间没有经贸磨擦，但对磨擦要以平常心对待。美国同所有贸易伙伴都有磨擦，与日本的贸易逆差最高时占美国贸易逆差的４０％，磨擦的程度比现在的中美磨擦更厉害。
　　
　　中方的三个“无能为力”
　　中美经贸关系中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贸易逆差。这个问题能否很快解决？对此我不太乐观。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动权不在中国手里。中方有三个“无能为力”。
　　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美国人储蓄不足、寅吃卯粮造成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由于美国在供应上存在缺口，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中国的产品质优价廉，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就要加重美国老百姓的负担。第二，中美两国贸易建立在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多，是因为中国充分发挥了自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少，是因为美国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技术产品，对这些产品中国是需要的，但美国人不卖给我们。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其实，美国只要卖给中国几座核电站设施、若干台超大型计算机就是几百亿美元，贸易逆差可以很快缩小，可美国人不干。其他如卫星、数控机床，都是我们需要的，都很值钱，美国人也不给。是不是怕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自己把原子弹、氢弹都造出来了，你还怕什么核扩散？第三，现在许多经济体的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加工制造平台，向美国出口。我们不能不让人家来投资，人家是市场行为，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这样，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就尖锐化起来。其实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但却背了一个大顺差的名声。
　　三个“无能为力”，使我对近期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不乐观。因为它不是靠中国派几个采购团就能解决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
　　
　　总体上乐观
　　然而，我对整个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又是乐观的。因为就两国产业结构、资源状况来说，互补性非常强，合作起来是最好的黄金搭档，符合两国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客观现实，它不是某些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或反华分子所能完全改变的。现在，在美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这次贸易磨擦中，美国的许多媒体都说不能把中国当替罪羊，就是一个证明。
　　但是，我们又不能对今后双方发生贸易磨擦掉以轻心。美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界处境很困难，他们会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另外，美国一些企业也会借助政府的力量，在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上做文章，敲打中国。对此，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重要，但不对称
　　
　　●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只有相对的价格优势，不是不可替代的产品。所以，中美经贸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
　　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它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重要，但美国却是这种不对称关系中的最大获益者。
　　
　　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特征
　　在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布什面临２００４年的总统大选，此前政府已想尽办法让美国经济回升，以赢得更多的选票。由美联储可以控制的指导利率已经降到几乎为零，考虑到通货膨胀率的因素，美国的利率已经为负，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为打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迅速扩大预算开支，预算赤字已达历史纪录；而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回升，国会又通过了大幅减税的决定，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已穷尽。这时，美国政府惟一可使用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便是汇率政策，以美元贬值来刺激出口，以期用出口带动增长。美元贬值刺激了美对欧的出口，但由于人民币汇率近些年来一直钉住美元，美元贬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不大。美国便向中国发难，想以人民币升值为突破口，从而逼迫其他亚洲货币也跟着升值。
　　然而，美国商界对此的立场却与政府不尽相同。美国许多大企业的代表在各种场合表示，他们担心人民币汇率的改变会影响外国企业的对华投资项目，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从而会影响美国企业在华的利润收益。美国企业界与政府在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表现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利益已经多元化，美国政府想用“经济牌”压中国的回旋余地有限。
　　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长，中国掌握的美元外汇越来越多，其中多半都转为美国财政部发的国库券，也就是说中国成为美国越来越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若美国政府逼中国改变汇率，影响到人们对美元外汇储备的信心，若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库券，就会引起证券市场混乱，甚至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从美国市场撤资，导致美元危机。美国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指出，如果中国、日本等亚洲对美出口大户不买美国库券，美国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资就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代价，这对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很不利的。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已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美国若想单方面改变这种关系，损害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也会严重损害它自己的利益。
　　
　　美国是“双赢”格局中最大的受益者
　　虽然中美经贸关系对双方都非常重要，但它却是不对称的关系。美国长年维持着与很多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与服务换来了大量美元，最后不得不再把美元投入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的国库券或其他债券、股票，给美国经济“输血”。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既可以从世界上获得廉价的原料及制成品，又可以从它们那儿借到大笔的钱来消费与投资。等到美国欠的外债太多时，它又可以操纵货币政策使美元的吸引力下降，主动影响国际资本市场使美元贬值，向外国人转嫁债务。换句话说，因为掌握大批美元资产的外国投资者财产大幅缩水，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债务。
　　中美经贸关系也没有摆脱这种模式。可以说，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获得了双倍好处，但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得了便宜还卖乖”，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正是这种表现。客观地说，战后西欧及日本也经历了这种与美国的不对称经贸关系，但美国庞大的市场为西欧及日本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若没有美国市场，西欧及日本的经济恢复不会那么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对美出口的增长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今天的中国与往日的西欧及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与日本在快速发展时都培养出了一些名牌产品与大型跨国企业，它们占领了美国市场，能利用美国市场不断获取利润。而中国虽然对美出口数量不少，但真正的中国品牌与高附加值的产品却不多，大量利润都由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赚走。而中国自己的企业因为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品牌，没能真正在美国市场上站稳脚根，只能争取价格优势，即竞相降价以争夺出口权。长此以往，中国企业的利润只能不断降低，未来出现财政困境也在所难免。
　　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个不对称之处在于，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只有相对的价格优势，不是不可替代的产品，所以中美经贸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当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会选择前者，因为美国可以找到代替中国的生产者。特别是，当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只有维持它的战略优势，才能不断地享受既保持外贸赤字又可以廉价向外国人借钱的好处时，它绝对不会放手让中国发展成为可以向它提出挑战的“战略敌手”。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这种不对称性，才能有针对性地改善我们的地位，像战后西欧与日本那样充分利用美国市场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
　　
　　能经受住几级风浪？
　　
　　●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经济因素都是众多要素中的一个，不可能脱离双边关系的大框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尤其如此。
　　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建交以来的３０多年时间里，总体是在向前发展，但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澜起伏。远的不说，近几年就接连发生了“炸馆”、“撞机”等事件，双边政治关系曾跌入谷底，但经贸关系基本未曾停顿过，一直在稳定发展。中美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前的每年不足２５亿美元发展到目前的１２００多亿美元，仅１９９８～２００２这五年间就翻了一番。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快。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几对双边经贸关系之一。
　　
　　中美经贸关系与美日经贸关系不同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美经贸摩擦增多，规模也增大，如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纺织品实施反倾销等，特别是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更加突出。按美方统计，２００３年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达到１２００亿美元；按中方统计，这一数字大约为４００～５００亿美元。不管怎样，中美间存在美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不争的事实。这势必对双边关系产生诸多复杂影响。２００３年上半年，面对国内经济低迷，部分美国会议员、企业、劳工组织转而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奉行不公正竞争措施，剥夺美国内就业机会，造成美背负巨额逆差。
　　对于美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分析，如贸易逆差转移问题、双方统计标准问题、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等。那么，中美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会否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日巨额逆差一样，引发系列严重的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我个人认为，在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时应当慎重。因为今天的中美经济关系、贸易逆差与８０年代的美日经贸关系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主要竞争优势分别集中在商品系谱的低端和高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多是美国放弃生产或主动寻求进口的。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非美国企业。而美日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全方位竞争关系。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对日贸易逆差为例，其主要来自汽车等工业产品。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越多，美国本土三大汽车厂商在本国汽车市场上的份额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贸易逆差的消极影响远大于中美间的，美国从与中国贸易中的受益远大于同日本的。一定时期内，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可能会一直存在，并会时不时政治化，但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贸易战、造成双边关系紧张。
　　
　　是基石还是冲突源？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两国间日趋紧密、规模增大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是会成为双方不断扩大、更为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石，还是成为潜在的更广泛的冲突源？对此，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般认为，中美之间政治、安全、战略等利益联系虽然在增加，但仍相对薄弱，经贸关系堪称是两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有学者形象地将其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认为日趋增大的经贸联系所形成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双边关系在波澜起伏中不至于偏离航道、乃至翻了船。但也有人认为，中美间的经贸关系是不对等的，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完全不一样，随着中国向一个贸易大国挺进，中美贸易逆差、摩擦会急剧增加，成为中美关系新的紧张、冲突源。以能源为例，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渐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需求大国。前者认为在稳定世界资源、能源市场、供应方面中美共同利益增大；后者则倾向于认为，在世界资源、能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中美争夺将加剧。两者各有其道理。
　　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从根本上反映了如何衡量经济利益在中美关系总框架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战略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经济因素都是众多要素中的一个，不可能脱离双边关系的大框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尤其如此。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的定位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外交伙伴”，国务卿鲍威尔说“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美在经济发展、反恐、防扩散等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然而，两国间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并未改变。美国仍然将新兴强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并且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制定对华战略、政策框架。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中美经济关系是“压舱石”，那么它能经受得住几级风浪？是不是分量足够重到是“不可逆转”（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ｎｏ ｒｅｔｕｒｎ）的了？这并非单纯的中美间的经济利益计算问题，而取决于美全球战略的需要。
　　
　　大视野下的追问
　　
　　●有些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了解其争论会使我们获得警示性的启发。
　　
　　怎样看待“蜜月”与磨擦加剧并存
　　清点２００３年的中美关系，政治关系被认为是进入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但下半年里，经贸领域却狼烟四起。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１２６３．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０％；另一方面，贸易磨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双方你来我往的经济外交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最为集中：１２日，中国经贸代表团在美达成６７亿美元的采购合同；１７日，美国商务部却宣布对来自中国的胸罩、袍服、针织布三大类纺织品设立新的配额限制，把进口增长率限制为７．５％；２１日，美国通过决议，决定对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征收反倾销税；２４日，美国对年初挑起的中国彩电“倾销”一案做出初步裁决，认定中国部分彩电厂商向美国市场倾销其产品。中国随之做出反应，表示取消第二批赴美采购农产品计划。
　　怎样看待这一政治关系步入“蜜月”与经贸磨擦加剧同时并存的现象？综观各种议论，这一轮中美经贸磨擦所引发的思考既包含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分析和策论，还引发出了更大视野下的追问。具体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问题：
　　●中美经贸相互依赖是否已超越了不可靠的平衡而站在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不可逆的平衡点上？
　　●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是抗风浪的“压舱石”还是新的暗礁？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反应是更接近于“蜂巢”模式还是“积木”模式？
　　迄今，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了解争论会使我们获得警示性的启发。
　　
　　注意研究“全球化中的美国模式”
　　对第一个问题，肯定的看法从互补性、互利性、发展空间等方面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会持续稳定发展。当然，贸易磨擦会增加，但磨擦将在不至于导致双边关系破裂的限度内发生，双方不会爆发贸易战。以往所发生的中美经贸争端基本是在这个模式下运行的，未来中美有可能形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
　　互补性表现在市场、资本、技术、产品、服务等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互利性体现在利润流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而发展空间是说，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市场吸引力等因素切中国际资本的核心关怀，而且发展潜力巨大。例如，中国纺织业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为美国的１／２０，汽车零部件业仅为美国的１．７％，即使人民币升值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也难以弥补两国之间这种巨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遭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但美国国内意见并不统一，像格林斯潘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就出来讲话，认为压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就业问题。
　　另一种观点并不是否认中美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而是强调这种关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和不平衡、不对称的关系，这种状态迄今尚未改变。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而且，对美国来说，中国产品的可替代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全球化和美国主导这两个条件下，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在金融领域特别突出。有学者强调提出，要以“全球化中的美国模式”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美国经济在战后形成了独特的增长机制，大出大进，长期依赖全世界物美价廉的产品，一旦金融出现问题就转移危机。战后美元汇率出现三次大波动，对美国来说都是利大于弊，对他国则相反。中国是不是要警惕这一点呢？
　　
　　高度重视美国政治“外化”的惯性
　　第二个问题说到底还是所谓“高端政治”和“低端政治”的互动关系。
　　中国国内有学者认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是中美关系抗风浪的“压舱石”。而不同的看法则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
　　首先，美国是具有高度战略思维的国家，霸权地位是它的核心利益所在，防范潜在“挑战者”的那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冷战后，中国在美国的战略视野里一直是双重身份：既要与之合作又要严密防范。在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模式中，因素设定不同，其互动方式就不同。
　　其次，就经济本身而论，２００３年里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议程和方式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中国加入ＷＴＯ的一个预期是争取利用多边机制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磨擦，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但２００３年中美贸易争端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出现说明这一预期过于乐观。事实证明，主要还是双边的妥协在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又如，在双边框架中，我们主张中美贸易的问题应该依靠世贸组织的原则来解决，在贸易层面来解决，不应把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而美国善于用综合手段来达到国家战略目标，包括舆论战、贸易战、经济战直到军事战争。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是获益大的一方，尽管中国“订单外交”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不可小觑，但正如龙永图先生所讲，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并不能指望政府组织采购团进行采购来解决。还有，在中美经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国内因素占上风，围绕选举、就业这些问题，企业和行业协会、州和地方、联邦政府和国会就构成了不同的压力线。像纺织品之争，就是起因于布什政府对北卡罗莱纳州企业、工人和官员不满的一个回应。对美国政治动辄“外化”的惯性，我们必须给以高度的重视。
　　
　　“谁更输得起”？
　　对中美之间任何领域发生的重大争端，不少学者宁愿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量。在探讨中美经贸磨擦与国内安全问题的关联上，有学者将当今大国冲突下胜负的命题转化为一个更有相对色彩的问题，即“谁更输得起”，以此作为战略思考的出发点，未雨绸缪，考虑应对。
　　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观点是，国内因素对外交的影响正在上升。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最根本的是就业机会问题，就业机会在全球的转移、再分配将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联通的一个重要的“转换器”，而且今后的竞争不仅会越来越激烈，甚至会发展到残酷的程度。这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层面研究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把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国内经济政策。
　　例如，近期中美贸易争端有升级趋势，作为外贸大省的广东可能遭受比较直接和严重的影响。美国是广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成为广东彩电、家具和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最大市场。如果美国对中国彩电、木制家具、纺织品等终裁确定倾销以及实施特保措施，广东的上述商品将会退出美国市场。这也许就会引发大量失业、外资生产基地撤离等问题。
　　国内因素还包括与国计民生利害相关最强的能源、债务、金融风险、资源保护问题；社会风险心理、认同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放在国家安全的统一框架里给以更加细致的考虑，整合各个部门、各个领域、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将对风险的防范研究规范化，尤其是加强动态研究。
　　总之，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中国国内的问题密切相关，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社会稳定的互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美经贸关系是不平衡的，中美经贸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否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点上却没有达成共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认识中美关系的关键，即中美关系是否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点（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ｎｏ ｒｅｔｕｒｎ）。如果是的话，两国关系就达到了一个自我维持的状态；如果不是，两国关系还是一有矛盾就会发生大的改变。
　　
　　中国入世以来的中美重大经贸摩擦事件
　　
　　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美国将几项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条款强加于人，致使中国陷入被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１５条规定，中国自入世之日起１５年内其他缔约方可以不视之为市场经济体；第１６条则规定，中国自入世之日起１２年内其他缔约方可以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此外，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管制也将延续到２００８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入世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关税、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壁垒大幅度减少，但在世贸组织反倾销目标国排行榜上仍然高居榜首。美国又是对华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次数较多、涉及金额较大的国家，仅２００３年美国对华反倾销立案就有七起，涉案金额１６亿美元。两年来，影响较大的中美经贸摩擦主要有四起：钢铁保障、彩电反倾销、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纺织品特别保障。
　　
　　钢铁保障
　　钢铁保障风波始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从３月２０日起实施为期三年的“２０１条款”，对十类进口钢铁产品征收高进口附加税（最高达３０％，此前进口关税税率为８％）或实施进口限额。此前，美国与许多国家在钢铁贸易上已经龃龉不断，实施“２０１条款”之举更使国际钢铁贸易战急剧升级。一方面，欧盟、日本、中国等受影响各方积极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并通过双边渠道向美国交涉。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实施了贸易报复措施，或者为防止“贸易转移”（即无法进入一国市场的外国商品转向第三国市场）的冲击而实施钢铁进口保障。
　　在这场世界性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没有置身事外。早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美国有关部门便将宝钢、鞍钢、武钢、安钢、本钢、莱钢等六家中国钢铁企业列入反倾销调查名单。２００１年２月１日，美国商务部开始调查铁矿和钢铁半成品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受影响的中国企业从钢铁出口企业扩展到铁矿、钢铁半成品出口企业。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美国宣布实施“２０１条款”之后，我国应对措施升级。
　　在世贸组织、ＷＴＯ相关成员、美国国内钢铁用户等多方面的压力下，美国预定实施三年的钢铁保障实施了一半时间就鸣锣收兵。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６日，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发布中期报告，初步裁定美国对进口钢铁实施的保障措施违反世贸组织有关保障条款；１１月，世贸组织最终裁定美国败诉；１２月４日，布什宣布取消进口钢材保护性关税，但同时宣布将继续实行一项监督计划，这项计划将通过进口许可证、反倾销等措施来防止钢材进口激增。
　　
　　彩电反倾销
　　美国对中国彩电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始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日，涉案金额４．８亿美元，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中遇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１１月２４日，美国商务部初裁认定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倾销幅度为２７．９４％～７８．４５％。假如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２日美国商务部终裁仍然认定中国彩电倾销事实成立，而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随后认定中国出口彩电已经对美国电视机生产商构成了损害，那么，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将最终遭受反倾销处罚。
　　围绕此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起诉者是否具备资格。事实上，美国厂商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就已经退出了电视机生产，所以，本案起诉者―――位于田纳西州的五河电器公司和两个工会的起诉资格颇受质疑。第二，美国没有给予中国彩电企业市场经济地位，选定印度为中国的替代国来计算中国彩电的倾销幅度，但选择印度这个替代国误差实在太大。这是因为，印度彩电工业至今垄断程度相当高，生产规模很小，在全世界无足轻重；而中国是全世界家电第一生产大国，包括电视机工业在内的整个家电产业市场化进程起步早、程度高，竞争之激烈令全世界感叹不已。其实，整个“替代国”制度的合理性几十年来就一直在遭受强烈的质疑。而且，众所周知，所谓“非市场经济”认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政治问题而非纯粹的经济问题。
　　
　　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临时成立的“美国合法贸易家具制造商协会”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起诉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倾销，要求向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征收高达４４０％的反倾销关税。１２月１２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发起反倾销调查。２００４年１月９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６∶０通过肯定性初裁，认定有合理迹象表明，由于来自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在美国市场销售价格低于“公平价值”，美国同类行业由此蒙受了实质性损害，或有蒙受实质性损害的危险。
　　中国生产的家具在美国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当大。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２００２年美国木制卧室家具市场销售总额４４亿美元，进口货占５２．７％，其中中国产品销售额为９．５７９亿美元，占市场销售总额的２２％。本案涉案企业１３５家，涉案金额约１０亿美元，是迄今我国在美国遭到的最大反倾销案。
　　
　　纺织品特别保障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国针织布、胸罩和袍服三类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这次摩擦涉及的我国出口纺织品品种和金额都不算大，按照美国官方统计，２００２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上述三类纺织品总额不过４亿美元，中方统计不足２亿美元，而同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６２３亿美元，对美出口总额为７６亿美元。然而，这是贸易伙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１６条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发起的第一起保障措施，因此其影响相当深远，因为不少贸易伙伴将特别保障视为遏制中国出口洪流的关键而意欲采用。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底，美国、日本、欧盟、韩国、加拿大、印度、土耳其七个世贸组织成员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条款”的国内立法；截至２００３年９月底，印度、美国、土耳其、欧盟已经先后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九项特保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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