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长的职责 [当个小组长不容易]

　　从2006年起，张世抄就开始担任东坑村横排小组组长，但这个工作对他的子女来说，依然和其他逐渐城市化的年轻人一样陌生。 　　 　　“生产队长（村民小组长）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怎么定位，属于哪个级别，我搞不懂。”张世抄的女婿说。
　　
　　张世抄的二哥，生于1945年的张世金，曾有过数十年担任生产队长的经历。生产队为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管辖下的独立预算单位，每名农民的身份为“社员”。生产队委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妇女队长等，统一调度社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3年，张世金被社员选为东坑大队横排生产队长。“那时选举没像现在这么隆重，由社员举手表决，超过一半即可通过。”张世金说。
　　
　　生产队长并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儿。张世金要比别的社员“出工早，收工晚”，白天一大早就要安排好全队50多户的劳力参加生产劳动，在“文革”期间，除了节日，“天天晚上打着手电筒开会，开到九点多十点，不参加会被扣工分”。
　　
　　张世金还要隔三差五搁下家里无人照顾的老少，到大队或区里开会。开会期间，每餐要自己掏粮票和1毛1的生活费，那时，一个劳力一天也就只能挣几毛钱到1元不等。
　　
　　生产队的回报是，每年30元到50元的补贴，用于晚上开会的手电筒电池和通知开会、参加开会来回奔走磨破的鞋子。
　　
　　一直到1973年，因为“那时生产队长确实很累”，家庭负担重、无暇照顾家里，张世金卸任，加入耕山队，参加砍树、种树、种地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大队恢复到人民公社制度以前“村”的体制，生产队也逐步过渡到“村民小组”。
　　
　　1984年，张世金再度当选时，已成为“村民小组组长”。从治安、计生、征兵到交通，再加上横排位于市郊，时不时要应对卫生检查，事无巨细，作为最基层的执行者，村民小组组长张世金都得亲自过问。
　　
　　到张世金最终卸任的2006年，这二十多年里，横排小组经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大潮。除了在响应“专业种菜”政策时，小组集体一百多亩土地被分了出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横排小组的土地还面临来自水电站、火车站、学校、房地产开发商等各方的征地。
　　
　　张世金表示，集体土地的征收都得经过小组里每户村民表态、签字同意，每块地的补偿标准、补偿款都是公开、透明的。
　　
　　2006年，张世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现在都是大学生，自己没念过书，没文化”，主动卸任。
　　
　　经过小组村民每户代表的选举，弟弟张世抄接过了接力棒。张世抄在上世纪末的下岗潮中下岗后，承包了一个小市场，安置下岗工人摆摊卖菜等，有媒体对此曾作报道。
　　
　　经过一轮轮的征地之后，横排小组除去自留地，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剩余。2007年，在面对另一个征地项目时，村民没再同意。经过协商，小组决定将这片未被征用的土地建成一个类似大仓库的项目，供外面的人租用。村民有自主选择权，村民小组将土地折价退钱给不愿参与投资的村民，愿意参投的，每个村民算一股。项目建成后，参加投资的每人一个月预计可以获得300元的收入，细水长流，使得没有社保的村民能有一个最低的保障。
　　
　　原生产队于1958年建成的大食堂现在也已出租，所得资金全部派发给小组里的老人。现在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可以拿到100元，相当于村民小组为这些老人提供的一点福利。
　　
　　张世金说，按规定，村民小组负责人可从集体收入里提取0.5%的费用作为管理经费，但张世抄连这些管理费都没提取，都还给了村民。
　　
　　张世抄在任期间，工作突出，在2009年的村民小组组长选举里，因为近乎满票而获得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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