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是冷门专业吗 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分类号]　G250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核心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核心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核心，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核心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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