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救命菩萨”等 观音菩萨最漂亮的图片

　　毛泽东的“救命菩萨” 　　 　　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斯诺谈过的一件往事生动而有趣。“1919年初，我从北京去上海。可是，当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就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也给贼偷去了。怎么办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余钱还足够买―张去上海的车票。”
　　毛泽东所说的“救命菩萨”是李中。1913年秋，16岁的李中与同乡蔡和森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在这里与毛泽东结识。1919年初，他从一师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古玩商店帮工，由于经常要为店主到浦口、南京去收购古董，偶遇了路过浦口的毛泽东，助上一臂之力。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是全国工业与工人运动中心，李中在这里筹建机器工会、声援及组织工厂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更是成为最早一名工人身份的党员，并写出了著名的《一个工人的宣言》。（摘自《长沙晚报》，胡媛媛/文）
　　
　　刘伯承“被牺牲”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重创蒋军。国民党中央社“爆料”刘伯承“负伤”、“牺牲”，谣言迅速传开。
　　1946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发《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一笑置之》消息，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这篇以“新华社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7日电”为电头发出的消息中，开篇即是刘伯承“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以电话指示机宜”的应战之景。而听到谣言，“刘将军一笑置之，仍继续其电话指挥。”消息引用“刘将军总部某权威人士”的说法，称“中央社这种无耻造谣，在于掩蔽其接二连三败绩。近日他们一说刘将军负伤，二说潜逃，三说牺牲，前后矛盾可笑。刘将军现在正发挥其高明的军事指挥天才……蒋介石军将再一次尝到刘将军的厉害。”
　　“新华社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何许人也？直至2001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才首次说明该消息的来源：当时情况紧急，邓小平对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记者吴象直接口授。吴象加上新华社记者的电头，连夜发回总社。（摘自《南方日报》，赵琦玉/文）
　　
　　吴国桢与蒋氏父子隔洋对骂
　　
　　吴国桢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内战爆发前任上海市长。吴国桢是美国记者口中的“民主先生”。1949年12月，想争取美援的蒋介石任命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矛盾始于蒋经国。1948年8月，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稳定物价，其独断专行的作风让吴国桢很不满。他面谏蒋介石，却未被采纳。退守台湾后，蒋经国独揽了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防谍肃奸”。吴国桢难以容忍他的作派，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吴国桢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蒋介石对他反感异常，甚至产生过除掉他的念头。
　　1952年，从一场预谋“车祸”中逃生的吴国桢醒悟：蒋介石要“卸磨杀驴”。1953年，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以学术交流为名，携全家赴美，但老父和次子被留在台湾做了“人质”。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蒋介石免职，罪名是“蒙混舞弊，不尽职守”，蒋指责王世杰曾私下批准吴国桢套汇12万美元。吴国桢深感委屈。1954年1月初，吴国桢致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请将信函转蒋介石，未见回音。吴国桢写《辟谣启事》寄给父亲，嘱其以广告方式刊登，但却没有台湾报纸敢于刊登。深感含冤莫白的吴国桢，在芝加哥WNC电视台发表谈话，声明辞职来美是因为与蒋“政见不同”，所谓携款私逃是政敌的污蔑。
　　由此，吴国桢与蒋介石父子展开了隔洋骂战。忠于蒋家的要员纷纷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称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以背叛国家、污蔑政府等十余项罪状撤免吴国桢“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并开除国民党党籍。两人彻底决裂。（摘自《翻阅日历》，欣闻/文）
　　白求恩的最后时刻
　　
　　1939年10月28日下午，白求恩给战士朱德士做手术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11月1日，白求恩为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从11月2日到11月6日黄土岭战役前夕，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13例，并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其间，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11月7日，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11月8日，白求恩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病情加重。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后方医院治疗。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但病情不见好转，转为败血症。
　　11月11日早晨，在生命弥留之际，白求恩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和翻译朗林分别写了一封长信。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交代，“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身经百战的聂荣臻读罢这封信禁不住潸然泪下。
　　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长辞人世。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他入殓。（摘自《军事历史》，陈志忠/文）
　　
　　中国隐蔽战线上的德国女英雄
　　
　　在鲁迅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可以发现一位被称作“汉堡嘉夫人”的德国女士。她就是鲁特?维尔纳，原名乌尔苏拉?汉堡嘉，“鲁特?维尔纳”是她二战后从事文学写作用的笔名。
　　鲁特?维尔纳 18岁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23岁的她与丈夫罗尔夫?汉堡嘉一道来到中国。她结识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她又结识了鲁迅、丁玲、宋庆龄等人。认识“红色间谍”佐尔格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当时佐尔格正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鲁特?维尔纳的主要工作，是以她的家为佐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保障他们活动期间的安全，收藏情报资料，隐藏武器、电台。1932年初淞沪战争期间，她在家里掩护了一些中国人；她穿行在日本人居住的城区，寻找两位失踪的中国同志；她还以慈善名义慰问受伤的十九路军官兵，借此了解战事的详情。
　　1933年夏天，鲁特?维尔纳被调往莫斯科接受情报工作训练。1934年夏天她被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派往沈阳，配合抗日游击小组从事抗日斗争。1935年4月，苏联方面指示她撤回苏联。后来，鲁特?维尔纳又奉命去了欧洲战场。
　　二战以后，鲁特?维尔纳返回柏林，50岁开始作家生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以东北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德国姑娘与一位中国抗联战士的爱情故事。《索尼娅的报告》则忠实记录了她在中国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情报生涯。（摘自《人民政协报》，毛峥嵘/文）
　　陈毅“绝笔”《梅岭三章》
　　
　　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1934年10月，主力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项英和陈毅率部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队大“清剿”。
　　由于叛徒陈海告密，项英、陈毅等的住地――梅山斋坑被敌人包围。陈毅和特委人员昼伏草丛，夜里转移，与敌人周旋。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不敢动烟火，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一日，陈毅蛰伏在草莽中，异常焦虑。思虑中，陈毅诗思泉涌，吟出豪气冲天的“绝笔”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奇怪的是，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也没来。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四十六师从游击区撤走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陈毅等领导人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直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才逐渐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摘自《南方日报》，雷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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