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花大钱办大学等]张作霖全传在线阅读

　　张作霖花大钱办大学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狠抓教育。他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对王永江说：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不管用多少钱，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 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是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任教，在张作霖的指示下，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己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摘自《时代信报》，康艳华/文）
　　
　　一张接吻照片引发的风波
　　
　　《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五期杂志的封底刊发了《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拥吻动作。电影是一个十分老套的主题，王子与女仆经历了痛苦、磨难和抗争，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含有反封建的进步色彩。《大众电影》编辑部精心挑选了一幅接吻的剧照予以刊登，认为最能表现爱情。然而，这一张照片引起了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问英杰的反感和愤怒。在他还没有看过电影的情况下，以“九亿人民的代表”自居，向《大众电影》发了一封措辞直白但却异常尖锐的质问信。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编辑同志：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你们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借“百花齐放”之名，行施毒害人之实。那样，九亿人民不会答应的！我们九亿人民，在党和毛主席教育下几十年了，应当有中国人的气节……
　　问英杰“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的挑衅得到了回应，《大众电影》决定公开发表。来信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回响。《大众电影》编辑部自8月28日至10月15日，共收到来信11200余件。这在当时称得上全国瞩目的大事件。思想压抑、话语压抑、性压抑了多年的中国人民，面对以问英杰为代表的“极左回潮”，纷纷写信道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位堂堂中共党员要把他的那个极为错误的观点强加到九亿中国人民头上。他能“代表”九亿中国人民吗？这不是强奸民意吗？”
　　“接吻照”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调整等问题的解决不无启发。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要横加干涉”论。这是党在新时期对文艺创作的规律、文艺与政治关系最有价值的反思和认识。（摘自《南方周末》，陈占彪/文）
　　
　　胡耀邦大年三十值夜班
　　
　　胡耀邦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任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经历了6个春节，其中4个是在基层同群众一起度过的。他所到之处往往不是大中城市、富庶之地，而是“老少边穷”等贫困落后的地区。他深入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一头扎进老百姓中间，同他们拉家常、议致富、话未来。自胡耀邦开始，这种春节下到基层访问、给群众拜年的工作方式，逐渐作为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制度延续了下来。而胡耀邦“重民、爱民、亲民”的领导方式也渐成定制。
　　1981年的2月4日是大年三十。中央书记处需要有领导同志值班，胡耀邦说：“大家辛苦一年啦，都要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值班的事就由我来吧。”虽然大家与他争了一番，让他也回家过年，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说：“服从安排，争也无用。”就这样，他让别的同志都回家了，自己在勤政殿值班守夜。秘书梁金泉说：“本来是大年五更，值班就趁机休息一下吧，可他不，还是材料、文件铺了一大堆，伏案工作到深夜，谁劝也不行，凌晨四点多钟才躺下睡着。”（摘自《文史参考》，吕峥/文）
　　
　　钱学森向陈叔通书写密信始末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38岁的他辞去所任职务，准备携妻带子回国效力。但美国当局不会轻易放走了解美国导弹工程核心机密的高级人才，于是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学森把回国的希望寄托在给陈叔通的信上。
　　6月15日，他让妻子蒋英趁看守不注意时，给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寄去了一封信。他让蒋英用左手在小香烟纸上模仿儿童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寄给在比利时的四妹蒋华的家书，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的信，还附了一份像豆腐干大小的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的剪报。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望风，蒋英进入商场。特工跟踪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悄悄地把信投进了邮筒。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眼睛，安全到达比利时。蒋华马上把这封信寄回祖国。
　　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摘自《人民政协报》，王俊彦/文)
　　
　　“毛泽东只能算大哥”
　　
　　1940年6月萧军来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协驻会作家。他主动要求面见毛泽东，直接反映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7月18日午后，胡乔木派人送信来，通知萧军即刻到杨家岭，毛泽东约见。“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毛泽东这种开放的情怀和开明的态度鼓舞了萧军。
　　自1941年7月18日，至1942年5月29日，将近一年时间内，萧军日记记载自己与毛泽东直接交往13次。主要是萧军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偶尔有毛泽东过延河到蓝家坪回访。他们交往的前期，每次见面都有书信便条预约通知，后期时常是萧军在傍晚散步途中顺便过访。有时兴致所至，毛泽东会在晚间八九点钟临时让人通知萧军去谈话。萧军经常从毛泽东那里借书，也向毛泽东推荐好书。此间萧军致信毛泽东，抬头一律都是“泽东同志”。他以朋友的身份和语气关心毛泽东，叮嘱他注意身体健康。“你要把身体弄得好一点罢，不要为了一时需要，而减少了五年寿命，这是不上算的。”
　　“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萧军酒酣耳热之际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萧军略有改口让步，“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意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日常生活里萧军非常注意分寸感，在公众场合，绝不表现出过度亲切。
　　这种平等的、朋友式的交往，萧军不宣扬，但终身难忘。他的这些日记生前不公开，不示人。直到晚年弥留之际，他对女儿回忆平生时还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摘自《东方早报》，朱鸿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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