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工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

　　在2009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被列为第二名,位于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之后。 　　这一事实,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一个概念,一群人,因为一本杂志的提名而引起关注,这是一家杂志的成功。而提名之所以引起中国国内的回响,很大程度上在于被提名者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敏感性”,否则这一提名引起的反应,将是沉默或者某种形式的反弹。
　　另一方面的尴尬,在于“中国工人”的贡献或者命运,需要一家美国杂志首先提出。正是这种“输入型”的关注,使得这群人被定名为“中国工人”。如果关注是发自本土的,他们将被称为“工人”,就像我们说运动员、干部或者房地产商一样,无须特加“中国”二字,仍然被明确地理解为中国运动员、中国干部或者中国房地产商。
　　这样,加在“工人”前面的“中国”二字,基本上是作为地域限定词而使用,而不是激发骄傲感的用法,虽然这两个字经常被这样使用。
　　我还愿意指出一种尴尬。当我们说到“中国工人”的概念时,我们是在一个国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这时,很容易把农民工包括在里面。而当我们仅仅使用“工人”二字,也就是在国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时,我们谈论的对象往往并不包括农民工,而是谈论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里面的工人,来自城市、属于城市,被赋予国家领导阶级的传统属性的那些个体。这就是说,“中国工人”,在国际语境和国内语境下,概念存在着差异。
　　由《时代》周刊提出的“中国工人”这个群体,无疑要在国际语境下理解。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不再是“中国工人”的边缘人,而是“中国工人”的主力,“中国工人”的典型形象。《时代》周刊上打工妹的照片,以及对“中国工人”的评语,都表明了这一点。它的评语说,“中国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背井离乡这个词,无疑属于农民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在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形象分裂。它被分裂为“工人”和“农民工”两个部分。其中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下岗”、“再就业”、“安置”、“城市贫困人群”、“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在这里,“工人”和“工人阶级”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形象分离,“工人”所联系的那些词汇,与以他们命名的那个阶级被赋予的领导阶级地位并不一致。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讨薪”、“外出”、“血汗”等等,这些词汇描摹了一个不属于城市、被损害的劳动者形象。
　　大致而言,“中国工人”在本国语境下被分成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都不可谓强势,被归属于两个社会群体,“工人”属于城市社会问题,“农民工”属于农村社会问题,分而治之。或许,“中国工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有助于这两个被分治的群体进行一次形象和意识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一个统一的“工人”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工人在中国的整体状况。分离的形象或者会遮掩或者缩小群体的共同感,整合的形象将能显示问题的重大。工人被分划为工人和农民工两个部分,显示了城乡概念对阶级或阶层概念的替代,不幸也好,幸运也好,被损害也好,付代价也好,都被缩小化、个别化了。
　　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形象得以整合,并被农民工形象典型地代表,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工人与其他地域范围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得以突显。今天,中国工人在本国的流水线上从事着国际分工中的生产,他们生产的产品行销全球,供应了世界,这不只是对中国的“保八”或者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也对世界经济的成长、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所做的越是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他们越会成为世界的焦虑之一。这种焦虑的广泛性,包括中国工人的生产是否对他国工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影响,中国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是不是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是否受到本国和外国的资本拥有者的人道对待等等。中国工人还足迹遍布全球,他们在国外工作,可能承担当代世界各种冲突的后果,例如国家冲突、民族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国际资本与各国人民间的冲突、各国境内的权力冲突、部族冲突,都可能使中国工人承受安全威胁。
　　“中国工人”还有一种尴尬:当我们在本国语境下谈论工人或农民工时,往往意味着诸多麻烦,从而有某种头痛之感,而我们谈论发展时,更加在意的是投资和贸易活动本身;而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则获得更高水平的肯定,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就是说,中国工人在中国获得的承认,低于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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