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国共两党谁贡献大_蒋介石曾秘密研制原子弹

　　十余份1945年至1947年间的国民政府机密电报证实，国民党政府曾在抗战胜利初期，秘密网罗被俘日本原子弹专家，尝试原子弹研制工作。蒋介石还延聘著名科学家吴大猷、郑华炽、曾昭抡、华罗庚等十余人，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复又筹组“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积极部署原子弹研制方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
　　
　　两封国外密电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二战结束后举世瞩目的“新科技”。日本投降尚不满两个月，重庆国民党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从斯德哥尔摩给蒋介石打了一通密电，这是驻外大使必须定期呈给蒋介石的例行“舆情报告”。
　　电报内文是这样写的：“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一九三四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
　　十天后，另外一封也是有关外国发展原子弹的文件，也由侍从秘书以工笔楷书誊写呈给蒋先生，那是“军事委员会”专门管情报的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呈上来的一份《情报辑要》，这份简短情资报告是军统局驻伊朗德黑兰的情报官黄于安呈报回国的密电，电报声称：“据伊朗参谋本部密息，德国流亡科学家在喀尔巴阡山，造成新原子弹，较美国者简单，力大，成本亦低，英苏两方正力图罗致，确否待证。”
　　这两通电报叙述内容，毕竟和中国无直接关联，并未触动蒋介石的神经，而蒋先生真正起心动念，开始积极计划着手研制原子弹，还是受到他的党内对手李宗仁提议的刺激。
　　
　　李宗仁的建议
　　
　　1946年1月间，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了一项极为可靠的情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人员队伍，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这个小组中有三十余人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其余未遭逮捕的全都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
　　李宗仁有意寻觅蛰伏躲藏在北平的日本原子弹专家的下落，希望这他们协助国民政府当局研发原子弹。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讯息，于1946年2月1日，打了一份报告，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人西田称：
　　(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七十余，端事采取原子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三十余人投入奸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决能招集彼辈在中国研究，并将原子能设计完成，尽量使其早日成功。
　　(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分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原子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六吨。
　　(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原子弹，后以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
　　李宗仁的这份密电，给蒋介石极大的提醒作用，但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敢尽信。他私下交付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一项任务：查明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
　　
　　戴笠的调查
　　
　　不消两三天功夫，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既然仅百灵庙一地蕴藏的铀矿一年就可以挖掘六吨，原材料供应不成问题，而专业人才又有日本留在中国的原子专家，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已具备了两者，激发了蒋介石原本对原子弹的浓烈兴趣。
　　戴笠的第二份密电到达后，由国民政府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
　　戴笠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日本有一名叫西野的原子物理学家，日本当局在东京设置了“理化研究院”，有西野专用的研究室。早在战前，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帝国大学自美国进口了一部原子分解器，专供西野研制原子弹之用，日本战败之后，这部原子分解器和西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成果，全部被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抛入海中，化为乌有。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本人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据戴笠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22磅，如果能把西野争取到手，不但22磅的精炼铀掌握在中国人手上，要进入原子能研究的堂奥，显然要事半功倍得多了。
　　戴笠密电中最有建设性的一项建议，是希望蒋仿照美国最初研制原子弹的成例，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专事制造武器枪炮的兵工署督导研制。
　　蒋介石看过报告全文之后，在公文的批阅栏上用毛笔写下“如拟”二字，表示批准之意。
　　
　　吕文贞的密电
　　
　　1946年6月1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从驻防的北平市发了一通密电，致蒋介石，称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秘密留置了一个日本人石原茂光，据说是日本研究原子弹专家之一。
　　石原茂光接受侦讯时声称，日本方面在中国已采集了将近五公斤的铀原料，后储存在日军驻华北野战军的兵器库中，以储存在中国的现有材料，即足够试造“酸化铁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为铀原子弹的四分之一，破坏范围可达64平方公里之广。
　　吕文贞向蒋介石请示：“查原子弹为国防潜力所关至巨，除已照实验计划准备各项材料外，拟请指定地点准予秘密试验，俾获成果，以资利用。”
　　国民党当局陆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关于研发原子弹的情报，蒋介石似乎也在有关原子弹情报交递呈阅的过程中，心中燃起了更强烈的对原子弹的兴趣。
　　为了详细厘清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1946年7月24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拟‘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已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无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拟定办法俟吕参谋长与北大郑教授洽复后再行呈核。”
　　陈诚这份报告，说明自抗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组建专家班底、派出留美学生
　　
　　然而，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已经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陈诚的报告结尾提到的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物理学专家。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国民党当局斯时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吴教授系由俞大维保荐给蒋介石，俞氏建议由吴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吴大猷向蒋建言，发展原子弹最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人才名单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除了吴大猷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知名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只是蒋介石万万想不到，三四年后，国民党即从大陆全面溃败，撤退台湾。朱光亚等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于1964年10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枚原子弹。
　　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核心人物包括俞大维、曾昭抡等十一人。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只在台面下秘密运作。
　　
　　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节约经费预算，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有逐步缩减的打算。从一份国防部长白崇禧草拟计划扩大研发原子弹计划却遭上级否决的密件公文，可以窥见国民党当局原子弹计划逐步胎死腹中的端倪。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给蒋介石，开宗明义建议蒋介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白称：“本部对于原子能研究问题，曾报奉钧座批准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聘请俞大维、曾昭抡等十一人为委员，因无专款，仅能做策动及建议诸工作……顷据该员等拟呈国立物理科学所设备计划及预算，应需开办费约一百四十余万美元，第一年补充设备费一百万美元，共为二百四十余万美元，至建筑所需之国币数字尚不在内。”
　　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终于把这份公文递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办公室。蒋在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国民政府第三局的上校参谋陈廷缜，在这份公文的“拟办”栏中写下：“本案经饬据行政院五月卅日核议，拟从缓办理。廷缜，六月六日”同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则以红铅笔，写下“如拟”二字。
　　“如拟”，即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般成为明日黄花。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败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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