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用语理解的多种心理机制_如何举例说明理解心理防衘机制

　　摘要　惯用语是比喻性表达的一种。对惯用语句法分析导致其字面意义的通达，对惯用语语义分析导致其比喻意义的通达，两种加工存在矛盾。针对这种矛盾，研究者提出惯用语理解的非建构观点、建构观点和关联理论假说。非建构观点认为对惯用语的理解是比喻意义的直接提取；建构观点认为对惯用语的理解词素发挥重要作用：关联理论假说认为对惯用语的理解是寻求词素弄口整词最大程度的语义关联。以及语用过程中信息交流的最优功效。大量研究表明，不能简单的将惯用语加工的心理机制纳入统一模型内，惯用语加工受到材料和语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惯用语理解遵循多种心理加工机制。
　　关键词　惯用语；非建构观点；建构观点；关联理论；思考
　　分类号　B842
　　
　　惯用语是比喻性语言的一种。惯用语的意义不是其组成成份意义的简单叠加、整合，而是脱离字面意义的隐喻性概念意义。如“穿小鞋”并不是给别人穿不合脚的鞋，而是指利用手段或者权势暗中刁难、约束或限制别人的行为。作为比喻性语言的一种，惯用语结构简单固定，意义表达丰富，深受大众喜爱；同时，惯用语出现频率高，用处广。因此，对惯用语理解心理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惯用语是比词包含内容更丰富的语言单位，对惯用语心理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普通字词理解模型的补充、完善；其次，对惯用语理解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比喻性语言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再次，惯用语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民族语言色彩，对惯用语理解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对比喻性语言教学做出指导；最后，对惯用语理解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对人类的语言行为，人类的心智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1　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
　　
　　由于惯用语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表面上的脱离，以及惯用语加工中句法和语义关系的问题，当前研究的焦点是惯用语的加工机制：在惯用语的理解过程中，成份词素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惯用语句法和语义水平的加工是什么关系。过去几十年中，在主要对英文“idioms”研究基础上，形成关于惯用语理解的几种心理模型。
　　
　　1.1　惯用语表征和加工的非建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惯用语在语义上不可预测，在句法上不可分析，在内部结构上不可分解，惯用语是一个“长的单词”，对它的储存和提取类似于其它词汇单元。即惯用语的成份将不是语言理解研究的主要因素。同时，惯用语本身就是一个词汇和句法单位，对它的加工不存在句法和语义分析，它的成份对整词理解不发挥任何作用。依据非建构(non-compositional)的观点，研究者提出惯用语理解的几种假说。包括：惯用语词单假说(Bobrow&Bell，1973)，同时加工说(swinney&Cutler,1979)，惯用语优先假说(Gibbs，1980)。
　　非建构观点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它不能很好解释惯用语句法的灵活性。依据该观点，惯用语是独立的句法单位，对惯用语的加工不存在句法分析，而且惯用语是以词汇单位储存在心理词典中，这样的储存方式必然要求惯用语不能进行句法结构变换，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遇到诸如“小心牛皮吹破”、“干吗老是挖别人墙脚”等形式语句，对于这些语句，人们依旧不难理解它们中所包含的惯用语的意义。
　　另外，非建构观点认为对惯用语的理解就是对其比喻意义的直接提取。但是，惯用语的比喻意义与惯用语隐含的意义不等值。如果人们直接提取惯用语的比喻意义，那意味着惯用语隐含意义的丢失，惯用语表达丰富信息的摒弃，这就丧失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实际上，惯用语隐含的信息远比其比喻意义丰富多彩、具体形象。如“铁饭碗”的字面意义说明饭碗的材质，而比喻意义是稳定的工作，但是它隐含的意义是指在国家或者集体所属单位内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人们在谈论某人的工作是铁饭碗时，更多的是在传递对他人工作的羡慕，表达强烈情感。再如英文中“kick the bucket”比喻意义是死亡，但是“kick thebucket”隐含更加丰富的意义，它不仅包含死亡的意义，还包含死亡的方式、态度以及一些关于死亡的意象。因此，单纯认为惯用语出现则直接通达其比喻意义的观点对于惯用语理解显得过分简单，而且也存在隐含信息的丢失。
　　最后，非建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惯用语加工中，存在成份词素意义的激活。而且，依据概念自动激活的观点，当个体遇到一个存在多种意义的单词时，使用频率决定该单词的哪个意义被自动激活。在惯用语的加工中，会出现词素频率高于惯用语频率的情况，词素的本义将会自动激活。这显然与非建构观点不符。
　　
　　1.2　惯用语表征和加工的建构观点
　　将所有的惯用语看作不可分解的单元非常极端。惯用语的形式和意义也并不是任意的。对惯用语比喻意义的理解与惯用语表达的语言学形式并不是完全随意匹配的，在许多情况下，惯用语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由单个成份的意义揭示出来，如“铁饭碗”中“饭碗”对铁饭碗理解的作用。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建构”(compositional)过程。
　　1.2.1　分解性假说
　　Nunberg(1978，见Gibbs＆Nayak，1989)以及Nuuberg，Sag和Wasow(1994)认为惯用语更多表达一种语义现象而不是句法现象，他们根据惯用语语义可分解性对惯用语进行分类。不可分解惯用语的成份对惯用语理解没有任何作用，它们的加工不存在惯用语成份词素的激活：可分解惯用语的成份对惯用语比喻意义具有字面或者比喻含义的贡献。Nunberg等人对于惯用语分解性的定义影响惯用语的后续研究方向同时得到许多实验的证明。多数研究表明，惯用语的成份词素对惯用语理解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语义可分解性是表示惯用语成份对惯用语比喻意义理解的重要指标，即惯用语的语义可变换，则惯用语的成份较多影响惯用语的加工，如果惯用语是语义不可变换的，则惯用语的成份较少影响惯用语的加工。
　　受Nunberg观点启发，Gibbs和Nayak(1989)提出惯用语理解的分解性假说。他们认为，某些惯用语可以进行语义变换，即它们可分解，那么这些惯用语的内部成份将对惯用语的理解做出贡献。如果一个惯用语语义可分解，人们就会意识到它的组成成份的惯常意义；同时，惯用语表达经常性进行语义变换，词素的惯常意义就常常得到加工激活，促进整体意义识别。Gibbs等人的实验证实惯用语句法分析与语义分解并不是任意匹配的，人们对惯用语的句法性质非常敏感，惯用语的句法性质影响惯用语的理解加工。他们研究发现，句法凝固的惯用语比句法松散的惯用语加工速度更快，表明句法凝固的惯用语更加趋向于词汇化，可以从心理词典中直接通达。之后的研究又表明，相对于语义不可分解的惯用语，语义可分解的惯用语加工速度更快，由此推断， 对惯用语的加工，存在组成成份的分析，惯用语的成份促进惯用语比喻意义的获得。
　　1.2.2　概念隐喻假说
　　Lakeoff和Johnson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是隐喻的”(Gibbs，1992)。人类大脑由于经验的作用积累大量的概念知识和结构。以最佳范例或原型为中心组织起来。这些概念结构构成概念隐喻或隐喻概念。而概念隐喻起着联结抽象域和具体域的桥梁作用。惯用语的理解经由概念知识驱动，对头脑中已经形成概念隐喻范例或原型与惯用语的比喻意义进行匹配，寻找惯用语的图式和概念映射，完成惯用语的加工。
　　Gibbs(1992)基于Lakeoff和Johnson的工作提出惯用语理解的概念隐喻假说。该假说认为对语言的使用受到先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隐喻图式的限制和激活，这些隐喻图式根植于人类的身体经验。理解一个惯用语，例如spill the beans，部分是对两个隐喻图式的激活提取：MIND IS ACONTAINER和IDEAS ARE PHYSICALENTITIES。Gibbs等提出的观点值得思考。假如人们的思想根植于概念隐喻，对惯用语的理解是对概念结构范例或原型的提取，那么就暗示字面解释在比喻性意义理解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但是，概念隐喻假说并没有清楚解释惯用语是怎样映射到某一特定意义上的，这些映射是否真实存在。
　　1.2.3　结构假说和惯用语推断模型
　　Cacciari和Tabossi(1988)提出的结构假说(configuration hypothesis)是对同时加工说的修正，但是结构假说并不认为惯用语是以词汇单元储存在心理词典中。一方面，惯用语与其它形式的比喻性语言被归类为固定表达；另一方面，惯用语的成份在心理词典中独立表征，对它们的处理类似于其它类型的单词。惯用语的组成成份在使用中具有多个意义，对惯用语的理解就是在即时(on-line)条件下对每个成份单词合适意义的选择，当足够的信息可以确定惯用语是比喻性语言时，词组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比喻性语言。如“spillthe beans”中“spill”有“reveal”的意思，在对“spillthe beans”的理解中，对“spill”的理解就是寻找“reveal”的过程。
　　Glueksberg(1993)提出的短语多义推断假说(Phrase-Indueed Polysemy Hypothesis)和结构假说相一致。他们认为，对惯用语的理解首先是字面单元的处理，加工到某个程度，构造行为出现同时惯用语的意义被激活。字面和比喻意义的加工将同时进行直到被试识别惯用语的比喻性质。此外，由于惯用语经常出现在句子背景中，因此，当听者在听到惯用语的第一或者第二个成份单词时，就可以推断出这是惯用语，而不是字面词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惯用语的理解主要是对惯用语是否是“惯用语”的判断，一旦惯用语被判断为惯用语，则比喻意义得到激活提取。这就是惯用语预测性的含义，即有些惯用语看到部分成份就容易被判断为是比喻性语言，如“拍马屁”只要看到“拍马”，人们就理解它是指“拍马屁”；有些惯用语看到部分成份则不容易被判断为是比喻性语言，如“老黄牛”看到“老黄”则不能判断为“老黄牛”，必须看到全部单词才能激活其意义。由此，Cacciari等人提出惯用语存在惯用语键的现象，即惯用语比喻意义的激活要等到有足够的节点信息表明它是惯用语时才开始，而这个激活点就是惯用语键。当“惯用语键”出现时，即人们对惯用语字面和比喻意义的加工达到判断惯用语为“惯用语”的阈限时，惯用语意义被通达。不同类型的惯用语，其“惯用语键”出现的时间不同。惯用语键出现时间的早晚限定惯用语被理解的速度。Caeciari等人的结构假说得到Titone和Connine(1994)以及佘贤君、王莉、刘伟和张必隐(1998)研究结果的证实。
　　实际上，结构假说是对惯用语概念结构的认识，概念结构的激活导致惯用语比喻意义的通达。在惯用语理解过程中，惯用语意义的熟悉程度对惯用语概念结构的认识具有制约作用，一旦人们熟悉某个惯用语，他们倾向于去发现惯用语结构，将寻求意义的策略转向建立惯用语结构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有时甚至强加给惯用语某种结构以获取其意义。上述研究中，惯用语都是被试熟悉的固定表达，对惯用语的理解就是对惯用语结构与意义之间关系的再认，因此，对于预测性高的惯用语，被试很快通达惯用语的结构，理解当前的刺激是比喻性语言，提取惯用语的意义，同时加工速度快于那些预测性低的惯用语。
　　
　　1.3　惯用语理解的关联理论解释
　　建构与非建构的观点都具有材料上的限制，即它们都是针对某一类惯用语而言，不能对所有惯用语做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解释。鉴于此，Vega-Moreno(2001)提出惯用语理解的关联理论解释。
　　关联理论是语言交际的重要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最早提出(Wilson，2002)。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认为人类的认知倾向于适应最大程度的关联，因此对他人话语的理解并不依循任何既定的规则，而是对话语前后关联信息的把握使得人们能够理解语言。Sperber和Wilson通过加工努力程度和认知效果来定义关联性。认知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大；加工努力程度越小，关联性越大。一般认为，信息交流符合经济原则，即信息交流每一次的努力行为都要获得足够的益处。既然语言理解包含必要的认知努力，听者必将期盼说者的话语中包含足够的值得处理的关联信息。
　　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Vega-Moreno认为人类对惯用语的理解符合关联理论假说。他指出，惯用语的心理表征类似于一种结构短语概念。当人们在理解惯用语时，惯用语的成份词素概念和整词概念都得到激活，这两类概念的激活和处理都伴随着对信息关联性的思考。一方面，作为整体概念的惯用语其编码和表征与非惯用语词组不相同，对它的加工意味着信息的丢失：另一方面，惯用语又存在内部结构，对内部结构概念的处理和非惯用语词组相类似。那么对惯用语的理解就是寻找两类信息处理过程最大程度的关联意义。例如，在对惯用语“炒鱿鱼”的理解中，炒鱿鱼的整词意义“解雇”存在激活，而词素单位炒，鱿鱼也存在激活，而且炒鱿鱼的字面意义是和整词意义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这一行为(炒鱿鱼)的直接结果将导致鱿鱼卷起来，从而引申为卷铺盖走人。这一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惯用语结构与语义之间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如果将“炒鱿鱼”中的“鱿鱼”改为“鲤鱼”，人们很难理解该惯用语的意义。
　　而且，Vega-Moreno认为作为复杂结构概念的惯用语包含三类信息：语言学的(1inguistic)，逻 辑的(Iogical)和百科全书式的(encyclopaedic)信息。语言学的词条包括惯用语语音和句法特征，即惯用语如何发音以及惯用语的内部句法结构：逻辑词条包含一些和其它概念单向逻辑的联系，逻辑词条并没有囊括惯用语的比喻意义，而仅仅是对惯用语本身与惯用语比喻意义逻辑关系的表达，例如惯用语“kick the bucket”并不仅仅是死亡的意思，虽然它的比喻意义是死亡；百科全书式词条由不同类型信息构成，这些信息被目标惯用语逐渐激活，因此百科全书式词条信息在惯用语最初呈现中不完整，事实上，对惯用语的理解也正是对该词条信息补充完整的过程。例如。惯用语“spill the beans”(揭露秘密)的百科全书式词条中包含秘密被揭露的方式、态度、结果等信息。上述三类信息并不是混乱的储存在头脑中，它们存在内部的组织结构同时在通达表征的时间上存在差异，而哪类信息先被通达则取决于关联强度。关联强度的因素包括熟悉性、背景偏差、透明度等惯用语特征。
　　另外，对惯用语理解的关联假说将惯用语看作具有内部结构的整体概念，这样就能很好解释惯用语句法和语义灵活性现象。而且，和其它的解释不同，关联假说认为这种灵活性具有一定的限制，人类认知对物质变化可以认可的程度限制惯用语句法和语义的灵活性。
　　关联假说认为所有类型惯用语的获得和提取都遵循相同的认知机制和理解过程。由于惯用语自身性质不同，造成惯用语加工差异，如对于非常熟悉的惯用语，被试将直接通达惯用语的意义而不会处理惯用语的词素意义，这与非建构观点相一致。对于不熟悉的惯用语及语义可分解的惯用语，则必须要处理词素语义来获取整词意义由于处理被关联强度限制，关联信息越容易通达惯用语的意义越容易获得。因此，惯用语词素的字面意义在整词理解中将发挥作用，这与建构观点相一致。
　　事实上，关联假说是抛开既定语言理解原则对惯用语理解做出的综合性解释。它可以解释之前惯用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它不仅仅是对惯用语理解的解释，也是对非惯用语词组理解的解释。关联假说是对当前惯用语理解理论的一种综合，但是这种综合显得太过笼统。它抛开具体的影响因素，抛开具体的加工机制，只用关联强度来分析惯用语的理解，显得太过简单。
　　
　　2　对惯用语加工研究的思考
　　
　　2.1　惯用语加工的多种心理机制本质
　　惯用语表征复杂的语言信息，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有效表达。它以一种简约的形式表征人类社会某类特殊的现象。但是由于其组合方式多样化，组合内容丰富化，对惯用语的理解至今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模型，惯用语的理解机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建构和非建构观点提出的后期，Cutting和Bank(1997)在对惯用语产生中口误现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惯用语表征的混合模型，但是混合模型并没有得到多数实验的证实。之后，Sprenger，Lever和Kempen(2006)在一系列实验基础上对Cutting等人的混合模型进行修正，提出Superlemme模型。事实表明，混合模型仅仅是构造和非构造观点的结合。惯用语理解中其自身性质例如语义分解性、熟悉性、预测性、可表象性、字面倾向性，句法可分析性等均不能纳入统一的模型来整合，不同研究者在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之后，所选取的实验材料又有利于证实其理论或观点的真实性，这在一个侧面反映惯用语自身语义性质的多样性。
　　同时，对语义性质的研究结果也表现出不一致。多数研究者(Libben&Titone，2008)都认同分解性的作用(即词素对整体意义理解发挥作用)，但是，分解性何时及如何发挥作用仍存在争议。另外，对于惯用语语义分解性的操作性限定，研究者也提出不同意见。Hamblin和Gibbs(1999)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可分解的惯用语kick thebucket(词索语义不能激活整体意义)，被试坚持认为在理解该词过程中，kick发挥重要作用。kickthe bucket的比喻意义是迅速死亡，而kick(踢)所表征的动作恰恰隐含着迅速。对此，Tabossi，Fanari和Wolf(2008)认为依赖被试对惯用语分解性评定中的分数来划定语义分解性是不可信赖的，应该重新审视惯用语语义分解性的内涵。他们的研究发现，被试对分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分解性和透明度容易混淆，同时，对多数惯用语分解性的评定并不趋向一致，分解性的评定标准有待进一步细化。另外，其它语义性质和句法性质作用的不同也造成惯用语研究结果的多样性。这些性质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时间进程如何，它们之间怎样结合以及存不存在交互影响等都促使惯用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造成惯用语理解的多种心理机制。
　　
　　2.2　研究材料的限制
　　当前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熟悉性较高的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偏正结构的惯用语很少，而且，惯用语的句法生成变换也仅仅针对部分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少量动宾结构和全部偏正结构的惯用语不能进行句法变换。例如，“他是一个吝啬鬼”，“吝啬鬼”既不能做句法变换，也不能进行语义修饰，同时还不能进行成份变换，如变成“吝啬人”。国外对惯用语的研究主要使用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几类模型就是在对动宾结构惯用语研究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原因是动宾结构惯用语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动宾结构惯用语表征动词属性，而偏正结构惯用语则表征名词属性。动词和名词在认知加工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具体性上，相对于“起风波”，“母老虎”的具体性更高。依据双重编码理论，具体的词更易产生意义联系。因此、加工更加快速。而且，顾蓓晔、缪小春(1995)对惯用语理解的研究表明熟悉的惯用语并未词汇化，它的加工和存储方式可能介于词组和单词之间，偏正结构的词组比动宾结构更接近单词。
　　另外，基于中文双字词的研究表明(张必隐，1997)，偏正结构词组中不同词素对整词理解的贡献不同。偏正结构的词素，由于存在“偏”“正”关系，因此只有中心词素与词的表征之间有较强联系。但是，偏正式惯用语有不同于一般偏正词组的特点，一般偏正词组，如“老母鸡”，中心词素是“母鸡”，“老”只是形容“母鸡”的寿命，因此中心词素与词的表征之间存在较强联系，这在关于中文双字词的大量研究中得到证明；然而对于偏正式惯用语，如“铁公鸡”，如果仅理解“公鸡”，不熟悉或者不明白“铁”的概念隐喻意义，人们对“铁公鸡”可能仅理解为铁铸的公鸡，而不是“吝啬”、“小气”。另外，“铁公鸡”中“铁”的位置及意义已经固定，不能进行同义替换，变成“钢公鸡”。因此偏正结构惯用语的修饰成份可能与整词表征具有更强的联系，对整词理解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动宾结构惯用语中词素与整词的关系与其它动宾词组中词素与整词关系的加工则不存在差异。因此，建立在主要以动宾短语为研究 材料基础上的心理表征模型能否推广到不存在句法变换能力的偏正式惯用语上，当前提出的惯用语加工理论能否解释证明偏正式惯用语的加工处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2.3　表象的作用
　　几类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存的很多研究结果，但是模型主要建立在概念表征的基础上，并没有考虑表象表征的作用。依据Paivio的双重编码理论，在命题表征之外，还存在表象表征的加工。Gibbs，Bogdanovich，Sykes和Barr(1997)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具有相似比喻意义的惯用语，人们形成的心理表象高度相似，而且对这些表象的知识高度一致。例如，表示“anger”短语如blow your stack，lose your cool以及flip your Iid经常激活的表象是密闭式集装箱猛烈的爆炸，而表示“revelation”的短语如spill the beans，Iet thecat out of the bag唤醒的表象是客体坠落或者容器中的客体被震动出去。他们的结果支持概念隐喻假说，即短语的比喻性意义并不是任意和不可解析的，是和潜在的概念性隐喻相联系。Gibbs等人认为，概念性隐喻是惯用语形象性意义的基础，而且隐喻默许的知识是通过人们描述的心理表象来实现。同时，他们强调概念隐喻的心理表象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和独立于模块的”。虽然他们没有详细论述惯用语心理表象的运算规则，但是他们认为说话者产生的心理表象是发现惯用语比喻意义知识和信息的潜在动力。
　　另外，Janyan和Andonova(2000)的研究表明，在理解不认识的惯用语时，心理表象易化惯用语比喻意义的理解。对惯用语字面意义心理表象的构建无论在反应时间上还是在错误率上都表现出对惯用语比喻意义理解的促进作用。而且，透明度高的单词(容易产生心理表象)比不透明的单词更容易理解，即使它们都是被试不认识的惯用语。谭华玉和刘鸣(2008)的研究同样表明，表象同时具有知觉加工和概念加工的性质，表象对于低透明度成语的理解有明显易化作用，尤其在内隐加工方面。另外，Nippold和Duthie(2003)要求40个学龄儿童(平均年龄12岁)和40个成人(平均年龄27岁)对20个惯用语进行心理表征的描写，同时使用一个多维的选择任务来测试他们对惯用语的理解。结果显示，惯用语的心理表征经历一个与惯用语理解程度相联系的发展过程。虽然学龄儿童可以报告惯用语的心理表征，但是他们的表象简单、具体，仅是对惯用语表达一部分的理解。作为对比，成人报告的表象更具形象性，比喻性，修饰较多。作者认为，人们对惯用语的心理表征可能是对他们惯用语理解程度的一个反映指标。因此，在惯用语表征方面，对表象系统的忽视势必造成对惯用语表征模型建构的不足。
　　
　　2.4　惯用语是一种认知现象
　　当前对惯用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惯用语句法和语义加工的层面，即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层面。但是有学者认为，惯用语更多的是一种认知现象，而不仅仅是语言现象。任何惯用语都携带大量关于现实生活的知识，人们必须在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上才能理解惯用语的意义。惯用语常用的修辞手段包括比喻、夸张、借代、虚指数量等。通过这些手段以及字面表象所表征的概念隐喻来表达人类生活中的某～类个体或现象。因此，对惯用语的理解不单纯是语言学的分析，语言加工者还需要具备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惯用的概念隐喻知识，逻辑推断理解知识。例如对“on thinice”(如履薄冰)的理解，就需要关于冰的知识，关于在薄冰上行走，知道薄冰容易破的知识或者类似的生活经验，同时，还需要具备将该事件与生活常见情境相比对的逻辑推断知识。如此，对于“工作上他如履薄冰”中目标词就不难理解；否则，则只能依据语境效应来做出判断。
　　同时，人类对惯用语的理解是人类认知复杂性和经济性的集中体现。惯用语比喻意义与字面意义是相背离的，对惯用语的句法分析将导致字面意义的激活，对惯用语的语义分析将导致比喻意义的激活，这种矛盾是如何化解的?先前的研究都在不同的层面表明句法和语义在惯用语理解中的激活，但是个体在理解惯用语时如何化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同时，对于熟悉性高的惯用语，个体倾向于直接提取惯用语的意义，而对于不熟悉或者不认识的惯用语，个体则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通达惯用语的意义，体现人类认知的经济性。
　　
　　3　总结与展望
　　
　　惯用语的认知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惯用语都已词汇化，在心理表征上具有独立的词汇表征单元。同时，由于受到内部结构因素如语义分解性，预测性等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惯用语其理解机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惯用语是比词更大单位的语言载体，对惯用语的加工研究存在诸多限制，使得研究存在较多困难，但是对惯用语加工机制的研究不仅仅可以揭示固定表达加工的心理机制，促进人们对比喻性语言的理解；而且也会对一般字词加工模型的建构产生启示。因此心理语言学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实惯用语表征模型的建构，同时探讨惯用语成份词素对比喻意义提取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当前，大量研究都是基于英文“idiom”，汉语惯用语研究开展较少。作为不同于表音文字的语言，汉语加工有其独特的机制。对汉语惯用语理解机制的研究是对人类比喻性语言认知的有效补充。首先，汉语惯用语在结构、组织方式、表达意义形式方面都不同于英文“idiom”，英语中存在大量“动词－(定)冠词－名词”的动宾结构惯用语，如kickthe bucket，eat one’s words，其中间成份并无词汇信息意义，而汉语惯用语多数为“1+2”和“2+1”格式，每一个成份词素都发挥独特作用；同时，由于惯用语受到较多历史文化因素以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对其研究体现认知意义上的文化差异，例如汉语中的“拍马屁”，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典故，翻译为“ass-kisser”，在两者间很难找对词汇意义上的对等点；另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基于表音文字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合解释汉语惯用语的加工，惯用语的诸多语义性质是否可以在语言间迁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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