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及其相关研究]

　　摘要　物质主义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它已成为很多不同学科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文章从物质主义的基本概念、结构及测量开始，重点论述了其成因、影响尤其是对幸福感的影响，并简介了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对物质主义采用量表测量时应考虑社会称许性反应偏见或者开发内隐测量方法，二是关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研究方法需要改进，三是物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有待于加强。
　　关键词　物质主义，不安全感，幸福感。
　　分类号　B849；C91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整个社会被到处宣传的广告信息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获取和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迅速膨胀，以致于财物的获取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寻求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能否通过对物质的无限追求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幸福呢?对物质主义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物质主义课题的兴起激起了很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包括人口统计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和社会评论家等。迄今为止，国外已经涌现了大量关于物质主义的文献，主要是探讨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物质主义者的行为及人格特征、物质主义的成因和影响以及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而国内鲜有关于物质主义的文章发表。
　　
　　1　物质主义的概念与测量
　　
　　1.1物质主义的概念
　　研究者对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定义各不相同。有人使用牛津英语词典上的定义，即热衷于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忽视精神的东西；是完全以物质兴趣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方式、观点或倾向。除此以外，Belk把物质主义定义为消费者对世俗财物所赋予的重要性。Richins和Dawson认为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Sirgy对物质主义的定义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Chan和Prendergast则把物质主义定义为一组态度，即认为财物是成功的象征，财物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相信更多的财物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
　　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都沿用了Riehins和Dawson的定义，即把物质主义看作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一般认为物质主义者具有几个典型的人格和行为特征：(1)特别看重财物的获得，渴望更高水平的收入，更重视经济安全，而更少注重人际关系；(2)自我中心和自私，更愿意保留资源为自己所用，而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3)追求充满财物的生活风格，不愿意过物质简单的生活，如在交通方面，他们往往会选择汽车而非自行车；(4)相对于非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
　　
　　1.2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
　　关于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把物质主义看作是某些人格特质的集合，另一种是把物质主义看作一种价值观。
　　Belk最初认为物质主义包括三种具体的人格特质：嫉妒(envy)、小气(nongenerosity)、占有(possessiveness)，后来在物质主义量表的跨文化研究中又增加了第四个特质――保存(preservation)，即通过保存纪念品和照片等来使自己过去的体验重现。Bell物质主义量表共21个项目，最初的使用表明总量表和分量表具有中等信度。但是它的进一步使用暴露了严重的局限性。Richins和Dawson分析了12篇报告了此量表信度的文献，发现alpha系数变化范围很大，从0.09到0.81不等，中数为0.54N。可见Belk物质主义量表信度很低。
　　针对Belk物质主义量表的不足，Richins和Dawson编制了18个项目的物质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MVS)，把物质主义区分为三个维度：中心(centrality)、幸福(happiness)、成功(success)。中心是指认为财物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幸福是指相信获得财物是幸福的最大源泉；成功是指以拥有财物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成功。由于MVS被大量研究证明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总量表平均alpha系数为0.85，中心、幸福、成功三个分量表的平均alpha系数分别为0.73、0.75、0.77，因此得到广泛应用，也是目前研究中测量物质主义使用最多的一种量表。但是，近年来Richins和Dawson通过对44篇文献的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没有报告MVS的结构效度，即使有少数几篇验证了其结构效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他们对18个项目的MVS进行了修订，删除了6、7、10三个项目，形成了15个项目的MVS，研究证明它比原来的版本具有更好的维度属性。
　　
　　2　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
　　
　　2.1物质主义的成因
　　2 1.1个人不安全感
　　目前已得到公认的是物质主义的形成至少部分来源于个人的不安全感。当个体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物质主义作为一种补偿策略，以减少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痛苦。而这种个人不安全感又有许多根源，如经济的、人际的、身份的。
　　关于经济的不安全感，Inglehart曾提出过一个有影响力的物质主义者社会化理论(theory of materialist socialization)。他认为物质主义是儿童早期贫团经验的结果。简单地说，当人们在一种经济被剥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候，内化了一种主观的经济不安全感，当他们成年后，这种经济不安全感仍然持续停留在他们的心里，致使他们非常看重物质的成功，成为物质主义者。这个理论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如，Ahuvia和Wong研究发现儿童早期体验到经济不安全的个体到成年后往往具有物质主义的人格特质，如嫉妒。Allen Wilson发现童年时期体验到由于低社会经济水平所带来的食物不安全感(如饥饿、营养不良)的个体往往会更多地采用物质主义，把食物安全作为个人首要的生活目标，在家里存放更多的食物，用食物作为情绪的安慰㈣。 与人际不安全感有关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家庭环境及父母养育方式与物质主义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破碎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个体比在完整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物质主义和更高水平的强迫性消费。不支持个人成长和自我表达的家庭环境与物质主义相联系，采用冷漠、不民主、控制的养育方式的父母，其子女往往把经济成功看得比其他亲社会价值更重要。而且，父母间的冲突也会增加子女的人际不安全感而导致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当父母不能提供安全和支持的环境时，子女们会暂时隐藏和忽视他们自己的欲望以维持安全，而成年以后，一种强烈的安全需要可能会通过努力获 得经济的成功而表达出来。 另外，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全，他们会试图通过获得财物以提升自己的身份。Christopher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被启动去体验恳求和逢迎的表现方式时，他们的物质主义会暂时提升，因为这两种表现方式会使被试感到自己依赖于他人的赞赏，会被他人感知到自己的无助与软弱，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积累财物。因为物质财富能够用来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身份，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因此对于那些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个体而言，财物可能尤其重要。Christopher和Schlenler的研究也发现，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和对身份的关注与物质主义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导致的不安全感也是物质主义的成因。这类研究都是基于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其基本要义是，人类对自己的必死性有清楚的意识，为了应对由于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而产生的无法抵抗的焦虑，人们会依附和坚守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以帮助他们感觉到自己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是他们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员。由于资本主义文化认同财物和消费是通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路径，所以TMT预测在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的条件下，这种文化中的成员将会增加对物质的追求。源于TMT的死亡提醒操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基本实验范式是，让一半被试想象并写下关于自己死亡时的思想和情感，以诱导他们的不安全感(死亡提醒条件)；让另一半被试写下关于听音乐时的思想和情感(控制条件)，然后考察这两组被试物质主义水平的差异。Tim和Sheldon的研究发现，死亡提醒条件下的被试相对于控制组条件下的被试有更高的经济期望，变得更贪婪，希望消费更多的资源。Johnson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Christopher等人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个人不安全感是死亡和物质主义的部分中介变量。
　　2.1.2社会学习
　　除了不安全感能够促进物质主义的形成以外，个体还可以通过社会学习的过程发展物质主义，这种社会学习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同伴以及那些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尤其是商业广告中的物质主义信息旧。
　　来自家庭成员的社会化模式主要是价值观的传播，它是通过儿童模仿其看护者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来实现的。Kasser等人研究发现，相对其他价值观来说更重视子女的经济成功的母亲，其子女也往往具有与她相似的价值观结构。Ahuvia和Wong的研究也发现个体感知到的父母的价值观能够预测其物质主义。
　　另外，同伴的影响也是个体物质主义定向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当父母的养育投入比较低时，同伴的支持与其物质主义有更紧密的关联。与同伴交流频繁的个体及容易受同伴影响的个体更容易与同伴进行社会比较，而比较的差距促进了物质主义的形成。
　　最后，电视尤其是广告被普遍认为是物质主义形成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根据Gerbner的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由于电视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明显不同的(如电视上的人物更富裕)，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影响了观看者的信念(如认为物质财富是普遍的)，因此过多地看电视似乎使人们培养了一种富裕社会的知觉。除了影响社会知觉以外，电视还会影响个人价值观，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电视节目中的物质主义信息会被同化到个体价值观的结构中去。Shrum等人的研究表明，电视对物质主义的这种培养效应是通过个体在观看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而实现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基于记忆的启发式过程。当观看者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对信息有更多的阐述时，电视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更大。Chan和Prendergast强调看广告的动机，认为热衷于看广告的青少年比不热衷者更可能与媒体人物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的差距导致了物质主义。
　　
　　2.2物质主义的影响
　　物质主义不管对个体还是社会都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在个体水平，物质主义与自尊、幸福感、生活满意感呈负相关，与生理和心理疾病呈正相关，物质主义还可能导致功能紊乱的消费者行为如强迫性购买，在社会层面，物质主义使人们减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卷入，导致更少的慈善捐赠，引起的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环境，颠覆传统的宗教价值观，破坏公民的责任感，还可能导致偏见和种族主义。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主义在个体水平尤其是对幸福感的影响。
　　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即使当收入因素被控制时，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于是研究者们转向更深的层次，试图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探索影响二者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以揭示物质主义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Sirgy提出的渗溢理论(spillover theory)认为，总体的生活满意感部分决定于对生活标准的满意感，而对生活标准的满意又决定于参照设定的标准对自己实际生活标准的评价。物质主义者设置的生活标准的目标太高，不切现实，以致于他们没有能力去实现，因此他们比非物质主义者会体验到更多的对自己生活标准的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会自下而上渗溢到整个生活中去，造成对总体生活的不满意。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人类具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胜任(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如果这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体验到幸福感，否则就会产生心理疾病。对内在的生活目标(如友好关系、个人成长)的追求和实现能够相对直接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有助于个体幸福感的提升，而对外在的生活目标(如物质财富、名声)的追求将不会有助于甚至会偏离于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由于物质主义者把物质目标看得比其他生活目标更重要，因此他们会体验到低的幸福感。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是通过探索潜在的中介变量来解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如，Christopher等人研究发现当控制社会支持以后，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水平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Christopher和Schlenker认为物质主义者的幸福感相对较低是由于他们过分地关心自我表现，即关注自己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及避免他人的负面评价。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对负面评价的害怕或社会身份被控制时，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就消失了。Kashdan和Breen研究发现经验的避免(experiential avoidance)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各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所谓经验的避 免是指不愿意接触被消极评价的思想和情感，并采取策略(如压抑、放任)去试图回避这些思想和情感，即使这种努力会造成伤害。由于消极经历和心理痛苦是作为人类的普通的、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人们在任何时刻能够使用的自我调节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管理、控制和避免被消极评价的个人事件，将导致自我调节资源和心理弹性的损耗，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在某些条件下，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甚至呈正相关关系。
　　从动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如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instrument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termin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Carver和Baird把每种目标背后的动机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Srivastava等人研究发现，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而积极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和行动的自由(休闲、自由、冲动、慈善)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只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
　　Burroughs和Rindfleisch则从价值观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他们认为，物质主义是个体价值观系统的一部分，对它与幸福感关系的考察应该置于更广泛的价值观系统的背景中才有意义。他们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集体定向的价值观呈负相关，这两种价值观的交互作用产生一种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以心理紧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理紧张是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但这种中介效应仅仅存在于具有高水平集体定向价值观的个体中，而对于低水平集体定向价值观的个体而言，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几乎没有关联。在另外一篇评论性的文章中，他们指出物质主义至少在短期内有适应功能，可作为一种有效的应对机制，因此并不总是有害的。而且，他们的分析还发现存在着幸福的物质主义者，这些人更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高收入的男性。
　　除此以外，Sagiv和Schwartz提出了个人价值观与环境支持一致性的假设，即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取决于价值观与环境支持的匹配，拥有与环境支持一致的价值观应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不管价值观的内容如何。他们以商学院和心理学院的大学生为被试，研究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商学院的大学生而言并不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支持和鼓励这种价值观。然而这种观点也遭到了质疑。同样以商学院的大学生为被试，Kasser和Ahuvia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低幸福感相联系，即使是在支持这种价值观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说物质主义的确是不健康的价值观。究竟哪种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既然总体上来看物质主义对个体的幸福感是有害的，那么，有没有办法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呢?Boven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求幸福的策略，即把可随意支配的金钱分配到生活经历上(如旅游、看演出)，这会比把它投资到物质财富上(如买衣服、珠宝)令人们更幸福，因为生活经历更容易得到积极的重新解释，更不易受到不利比较的影响，更可能促进成功的社会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策略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可随意支配的资源和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面临怎样花钱才能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这个问题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gratitude)既可以表现为一种慢性的情感特质，也可以表现为一种临时性的情绪体验。研究表明，感恩是幸福的原因之一，而它又与物质主义呈负相关关系，因此，Polark和McCullough提出感恩有可能减少物质主义目标的奋斗，并缓和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2.3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物质主义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它是美国文化特有的，还是所有文化的消费者普遍具有的?这就涉及到跨文化研究的问题。目前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还较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主义结构的跨文化研究，二是物质主义水平的跨文化研究。Griffin等人为了检验Richins和Dawson的物质主义量表在其他文化中使用的有效性，选取丹麦、法国和苏联三个国家的样本，结果发现此量表适用于丹麦样本，而应用于法国和苏联样本并不合适。Schaefer等人采用自己修订的物质主义态度量表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青少年进行测量，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此量表对美国和日本样本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而对中国样本却不具有。由此可见，不同文化或不同国家的物质主义结构可能存在差异，发展本土化的物质主义量表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些研究者比较了不同国家物质水平的差异。如，Ger和Belk比较了12个国家商学院大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发现罗马尼亚人的物质主义水平最高，其次是美国人、新西兰人、乌克兰人、德国人、土耳其人，他们认为物质主义在社会和经济变迁急剧的国家中是最高的。Clarke和Mieken比较了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和美国商学院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发现墨西哥人的物质主义水平最低，他们把它归因为墨西哥文化的集体主义性质。Schaefer等人最近对美国、日本和中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最低，美国的最高，他们用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文化予以解释。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有关物质主义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研究内容广泛涉及了物质主义的结构、测量、前因后果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作为一项能够激起不同学科研究者兴趣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物质主义必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首先，目前物质主义的测量一般是采用Richins和Dawson的物质价值观量表。尽管物质主义在美国是社会所能接受的，但它的负面影响日益引起媒体的关注，而且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物质主义可能常被看作不好的为社会所不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检验此量表的社会称许性反应偏见是非常重要的。已做过这项工作的研究者如Mick发现社会称许性反应与物质主义及它的亚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17到－0.41之间。Richins和Dawson基于8个数据集的分析发现，虽然社会称许性反应与物质主义的相关值不如Mick所得到的那么大，但在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应该考虑这种反应偏见，例如可以把它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真实、准确。而已有文献中在测量物质主义时考虑了社会称许性反应偏见的并不多见。为了避免这种反应偏见，未来研究还可尝试内隐测量方法。
　　其次，由于目前关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相关性质的，因此二者的因果方向问题还难以确定。可能是物质主义导致了幸福感的降低，也有可能是由于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而使得个体使用物质财富来应对这种不满意感。这给未来的纵向或实验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另外，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物质主义在个体水平的影响，增加其在社会水平的影响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物质主义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不满意。
　　最后，关于物质主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缺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儒家传统强调社会等级，又由于中国人很注重面子和人际关系，这会鼓励个体努力获得财富以提高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名声和地位，并使用物质财富去巩固同伴关系，从而促进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包括价值观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盛行，这种趋势在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尤其明显。因此，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物质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加强物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对这一领域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还能够为政府制定某些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比如使教育和媒体更科学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以致力于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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