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依恋特点] 安全依恋型的特点

　　摘要 老年阶段进入依恋研究者的视野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才陆续开始的。十几年来，该领域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一系列研究考查了不同依恋对象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包括对兄弟姐妹、成年子女、配偶、父母的依恋以及一种特殊的依恋：符号化依恋；不少研究发现了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冷漠型和安全型依恋是老年依恋的主要模式，这与年轻成人的分布有很大差异；当前关于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大领域：（1）老年依恋与慢性疾病中的照料；（2）老年依恋与心理健康。对于老年人依恋的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老年依恋的测量工具亟待改进，跨文化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老年，依恋行为，依恋模式。
　　分类号 B844
　　
　　依恋的研究最初是针对婴幼儿与其母亲的关系进行的，但是，从依恋理论上讲，Bowlby并没有把依恋局限于个体一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1]。以寻求安全感为目的的这一行为系统，在个体的一生中是持续发展的，Bowbly称之为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发展过程。随着毕生发展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以及有关内部工作模型的认知模式稳定性研究的深入，依恋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婴幼儿延伸到成人，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和随之而来的成功老龄化呼声的高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依恋现象在面临或者经历着分离、丧失体验（丧亲、退休、健康状况的下降等）的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老年人的依恋对象、依恋模式的分布、依恋的心理功能三个方面回顾目前老年依恋的特点。
　　
　　1 老年人的依恋对象
　　
　　依恋现象源于生命早期，最早表现为婴幼儿与主要照料者的情感联结，主要照料者就是婴幼儿的主要依恋对象。随着个体成长，个体会形成不同的依恋关系，其内在依恋模式越来越复杂，依恋对象的类型也由单一变得多样。Collins和Read认为成人的内在工作模式是一种层级性的结构[2]，如图1，在最上层的是较为普遍的模式，其形成来自于父母和主要照顾者，以及同伴间的互动经验，因此适用于广泛的人际关系与情景；此层级之下则是较为明确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例如与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的关系。这里，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就是成年人的依恋对象。老年人的同伴关系模式像年轻成人一样，包括了与配偶、兄弟姐妹、朋友等的依恋关系模式，而在亲子关系模式中，则在与父亲、母亲的依恋关系模式之外，增加了与成年子女的依恋关系模式。也就是说，老年人的依恋对象在年轻成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成年子女这一类型。这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虽然和年轻人相比，对依恋对象的要求――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和保持亲近的目标；在压力情境下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对象；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没有改变，但是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会身份的减少以及可能出现的认知功能的衰退，会让他们的身份从对子女保护和支持的提供者转化为子女保护和支持的接受者。
　　在生命晚期，老人可用于处理丧失的资源变少了，这时候，重要的依恋关系必须再度发挥安全堡垒的功能，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协助与保护[3]。
　　一系列研究考查了老年生活中不同的依恋对象对其晚年生活的影响，包括以兄弟姐妹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4]、以成年子女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5,6]、以父母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7]（具体研究及结论请参考后文“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一节），Cicirelli还考察了老年人生活中一种符号化依恋，即对上帝的依恋[8]。Cicirelli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开发了一个量表，他称其可以反映个体“对上帝的依恋程度”。他发现女性、非裔美国人、正统派基督教徒、对死亡怀着强烈恐惧的老年人、丧失了重要依恋对象的人和70到100岁之间靠近年轻一端的人，在量表上的得分较高。原有依恋对象的离世、与死亡的日益接近以及随着年龄增大出现的皈依宗教人数的增加是老年人把上帝作为重要依恋对象的重要原因。符号化依恋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现象，但是研究者猜测这对老年人来说意义尤其重大，或许老年人符号化依恋的比例远大于真实生活中的依恋[9]，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支持。
　　
　　图1 老年依恋对象结构图
　　注：根据Collins和Read(1994)的模型调整所得，*所示内容为笔者根据当前的研究另加
　　
　　老年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就是对配偶的依恋。Antonucci指出，在老年人依恋对象分层中，对配偶的依恋是占据重要地位的[4]。长久的夫妻关系提供给老年人较高的安全感[10]。对配偶的依恋是老年人依恋研究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11]。
　　
　　2 老年依恋模式的分布
　　
　　不少研究发现了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已有的关于年轻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成年人依恋模式的分布与儿童依恋模式的分布大致是相当的。自我报告测量发现，有55%～6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22%～30%认为自己是拒绝型依恋，矛盾型依恋大约占15%～20% [12～14]。基于访谈的研究发现，大约52%～62%的个体是安全型依恋，22%～28%是拒绝型依恋，16%～20%的是矛盾型依恋[15]。而对老年人的自我报告研究却发现，老年人中冷漠型依恋是主体，大约占到50%～72%，安全型依恋占到30%～40%，而矛盾型和恐惧型所占的比例则较少[16～18]。研究者用访谈法（AAI）对49名德国老人的研究探讨了依恋表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压制型不安全依恋（insecure- repressive）（对应于四分法中的冷漠型依恋）的被试占样本总量的54%，安全型的占42%，只有两例被试被划入防御型不安全依恋（insecure-defensive）（对应于四分法中的占有型依恋）中[19]。Magai等采用访谈法对63名被试的研究发现，依恋安全性与年龄呈负相关，而冷漠型依恋却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上升[20]。一项采用聚合交叉设计的研究，在6年时间分为三个时间点（1992、1994、1998）对15～87岁间的370个被试进行了测查，研究发现老年人在第三个时间点比年轻人上报告了更高的安全和冷漠比例，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时间点上比年轻人报告了更低的占有型的比例[21]。
　　怎么解释老年人在冷漠依恋类型上较高的分布？Zhang的解释是可能老年人经历依恋关系丧失的威胁，防御性地变得更独立，不依赖他人[21]。Shaver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同时安全型依恋的人也增多了[9]。Shaver认为，更可能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在焦虑维度上的分数下降了。焦虑维度分数的下降会同时造成安全型和冷漠型依恋的增多。但是，Shaver认为，只有当老年人焦虑的平均水平下降，恐惧依恋的人变得不那么恐惧但是也没有变得更拒绝，同时，占有型依恋的人变得安全-焦虑分数下降，而拒绝水平仍保持在低水平，才能说焦虑水平确实下降了，也才能说冷漠型依恋的增加确实是由老年人的焦虑水平下降引起，而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情感回应减少造成的。
　　来自台湾的刘敏珍以高雄市65岁以上老人为研究对象，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共抽取997位老年被试，采用自我报告法，考察了老年人的人际亲密、依恋模式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安全依恋模式最多，占全体的69.6%，其次是恐惧型依恋，占全体的12.5%，冷漠型依恋者占全体的12.1%，占有型依恋最少，占全体的5.9%[22]。来自台湾的吴文嘉对台北市95位65岁以上老人依恋模式、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却得到了与之不同的依恋模式分布结果。该研究发现，矛盾依恋型的老年人占总样本的44%，安全型占总样本的39%，拒绝型占样本总量的17%[10]。需要指出的是，刘敏珍的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对Bartholomew和Horowitz(1991)的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问卷加以改编，形成适合老年人语气问卷，该问卷把老年人分成安全、逃避、焦虑和冷漠四种类型。而后者所采用的是Brennan等人（1998）所编制后经台湾研究者修订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ECR）。该量表把老年人划分为矛盾依恋、逃避依恋和安全依恋。另外，吴文嘉的研究中，对依恋模式的测定是以特定关系为对象的，首先要求老年参与者回答“在您的生活中，与您关系最亲密的人是谁”，接下来的题目都是以这个被选定的人为对象进行的。我们可以把刘敏珍研究中的依恋模式看作是老年人的一般依恋模式，而吴文嘉研究中所测查的则是特定关系下的依恋模式。根据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一般依恋模式比特定关系中的依恋模式表现出了更多的安全型和更少的冷漠型（拒绝）。而这个推论与Ross和Spinner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23]。Ross等的研究发现，在特定关系中的冷漠型依恋少于一般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型依恋，这符合社会选择理论所指的，老年人会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最优化选择，从广泛的一般人际关系中撤退，关注少数特定的亲密人际关系。
　　虽然不少研究发现了老年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但是，这些研究也彼此有差异。比如，同是冷漠型依恋，在一项研究中它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相联系，且在主观幸福感上得分与安全型依恋没有差异[16]，但在另一研究中，冷漠型依恋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19]。又如，同是对痴呆老人病前依恋模式的测查，使用的测量工具也相同，在美国和英国得到的依恋模式的分布却不同。Magai等的研究采用了和Diehl等[17]同样的测量工具，发现经济地位较差的欧裔和非裔美国城市老人的冷漠型依恋达到了78%之多，与Diehl 等的研究结果（37%）大不相同[18]。再如，同是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依恋模式的分布却有巨大差异。测量工具、样本容量、文化背景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是造成这些结果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3 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
　　
　　当前关于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大领域：（1）老年依恋与慢性疾病中的照料；（2）老年依恋与心理健康。
　　3.1老年依恋与慢性疾病中的照料
　　由于老年期面临慢性疾病的威胁，不少研究者认为，依恋和照料已经成为老年期的主要发展课题。把依恋理论运用到老年照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依恋与老年慢性疾病患者的研究；二是对依恋与主要照料者的研究。
　　3.1.1 依恋与老年患者
　　Wright等人指出，慢性疾病尤其与自主行为能力的受损有关，这种丧失常常伴随着老年人恐惧感、脆弱和不安全感的增加[24]。作者将这种状态比作婴幼儿时期的经历。Wright等从两种常见的老年慢性疾病――中风和阿尔茨海默症入手来为依恋和照料之间的关系寻找支持。作者指出，对照料者的依附、苛求与寻求亲近行为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身上很常见，就像婴幼儿面对与主要照料者的分离时一样；中风患者常因突如其来的疾病而丧失交流能力，而这些病人的照料者却发展出了对模糊的非语言信息进行及时回应的能力，恰如母亲对婴幼儿的做法。随着病情加剧，老年患者的需要从最初以心理需求为主转化到以基本的身体需求为主，与婴幼儿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相似。Miesen的研究生动地展示了婴幼儿与老年慢性疾病患者在依恋需要上的相似性。Miesen注意到经常发生在老年痴呆病人身上的一种被称之为“父母固着”（parent fixation）的现象，即患者会询问起或者呼唤已经过世的父母，仿佛他们还在世一样。Miesen认为这种父母固着行为的特殊意义可以从依恋理论的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另外，通过一种结构化的观察技术（名为“标准化访问程序”），作者测查了患者对照料者触摸、哭喊和寻求帮助的行为。在痴呆的早期阶段，患者表现出更多的依恋行为，随着病程加深，依恋行为下降，父母固着则明显增加[25～27]。Miesen的研究[26]近来被Browne和Shlosberg在英国重复并拓展。Browne和Shlosberg发现，在老年痴呆患者（平均年龄83.3岁，SD=5.14岁）中，超过一半的被试相信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仍然在世[28]。与Miesen的发现一致，患者的认知功能越低，表现的父母固着就越明显。但是，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该研究发现，随着痴呆的恶化，公开的依恋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更加明显的趋势。考虑到患者自身的依恋模式会影响到他们对疾病的反应和对照料的接受程度，一些研究者请病人家属或主要照料者对其病前的依恋模式给予评定。他们发现，病前依恋模式为安全型的个体在病中会有更多正性的情感表达，而病前依恋模式为拒绝型的个体在病中会有更多负性的情感表达[27]。在另一研究中，Magai和Cohen重复了这一结果，另外他们发现，病前的依恋模式可以预测当前由医生评定的痴呆症状：拒绝型依恋者表现出了较高的妄想错觉，矛盾型依恋者则表现出了较多的焦虑。而不安全依恋模式对照料负担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这些负担与其他的行为或背景变量均无显著相关[29]。也有研究者考查了照料者的依恋模式对患者的影响。对老年夫妻痴呆和照料的研究中发现，干预前照料者的拒绝水平越高，干预结束2年之后，患者的问题行为水平越高，攻击水平也越高[30]。
　　3.1.2 依恋与照料者
　　大量研究探讨了依恋角色在成年子女的照料行为中的作用。相比较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出于义务或者避免负罪感而生出的照料动机，对父母的安全依恋与未来的照料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31]。依恋关系越坚固，对照料负担的主观感受越轻微，义务感却与较大的照料负担相联系[4]。这一结果在Crispi等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32]。配偶的照料角色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考察。有研究者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测查了四种依恋模式的照料者在面对自己配偶的痴呆症状时的不同表现。焦虑依恋的个体对配偶的患病倾向于表现出恐慌和否认，惯于和配偶保持距离的照料者表现出对患者的疏离以及从患者身边离开的倾向，害怕失去归属感的照料者表现出强迫照料的行为，试图补偿配偶由于患病而带来的损失，而安全依恋的照料者则能够相对轻松地面对病情恶化带来的挑战，能够胜任对患病配偶的照料[33]。Perren等发现照料者（患者的配偶）的主观幸福感与其自身的依恋模式有显著相关。安全型依恋的照料者报告了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分数，而拒绝分数较高的照料者的主观幸福感分数较低[30]。
　　3.2 老年依恋与心理健康
　　目前关于老年人依恋与心理健康的研究有很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测量也从各个视角入手，如生活适应、丧亲反应、婚姻满意度和幸福感等。
　　3.2.1 老年依恋与生活适应
　　Felice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依恋模式与人际适应的研究，发现老年期的依恋模式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的依恋模式有显著的相关。而且安全依恋型有较高的自尊、自我效能、且较能接纳别人，少有寂寞感、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面对生活事件时较能自我控制，能顺利排除生活事件的压力，因此，在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上明显高于不安全依恋者[34]。
　　Bowlby从理论上对依恋与丧亲反应的关系给予了很多关注[1]。但是针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老年样本的研究尚不多见。一项对老年寡妇的研究发现，自我报告童年期为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丈夫去世后表现了更多的悲痛，对丈夫高度依赖的个体比依赖程度低的个体在丈夫去世后表现了更多的悲痛[37]。
　　3.2.2 老年依恋与婚姻满意度
　　一项关于老年人对配偶的依恋模式与其癌症应对关系的研究发现，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与自己和妻子的依恋模式显著相关，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与自己和丈夫的依恋模式高度相关。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多重比较发现，配偶中任何一方是拒绝型依恋（作者没有区分恐惧与冷漠型依恋）的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比任何一方是安全型和占有型的低。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多重比较发现，在控制组（夫妻双方都没有癌症）中，安全依恋的丈夫比拒绝型的丈夫的婚姻满意度高，而癌症组（夫妻任何一方患癌症）中占有型依恋的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比控制组和癌症中拒绝型依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高。总的来说，丈夫较高的婚姻满意度与配偶双方的安全型依恋相关，无论有无癌症的冲击。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与她们自己的安全依恋模式相关，癌症的存在加剧了女性的拒绝依恋与较低的婚姻满意度的相关[35]。
　　3.2.3 老年依恋与幸福感
　　Cicirelli考查了与兄弟姐妹的依恋关系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与姐姐的亲密关系和较低的抑郁相关。女性被试对姐姐的冲突和敌对的感觉与较高的抑郁水平相关。而与男性兄弟的关系与幸福感无关[4]。Barnas等通过对47位65～87岁的维吉尼亚老年女性进行亲子关系（被试与其成年子女）访谈，考查了老年女性亲子依恋与冲突应对以及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没有发现幸福感上依恋安全的主效应，但作者认为自己所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探测性的，期待进一步研究证实[5]。Andersson和Stevens选取267位65到74岁的瑞士老年人，通过访谈考察早年亲子关系对老年人的健康以及幸福感的影响。作者发现，对父母的回忆是温暖和关心的老年人，自尊水平较高，焦虑水平较低，认为自我是有价值的，社会整合感也较好，总体幸福感较高[7]。刘敏珍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安全依恋的人幸福感高，人际亲密感和幸福感与不安全依恋呈显著负相关[22]。而Webster对76名老年人进行的依恋模式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安全型和冷漠型（回避型的一种）的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高于占有型和恐惧型的老年人[16]。Webster后来对99名老年人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36]。
　　
　　4 评论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目前关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描述性层面和变量关系考查层面。描述层面主要探讨了依恋模式的分布状况，变量关系主要集中于依恋与其它心理功能变量的关系，两个层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层面上，考查指标主要有两个：依恋行为和依恋模式。依恋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系统自动开启，在既定目标达到之后，依恋行为系统自动闭合。依恋行为系统只有在危机情境中才被激活，也就是说，依恋行为（哭泣、依附和喊叫）只有在特殊情境（如压力情境）中才可以被观察到。所以，对于依恋行为的研究需要设定特殊的情境进行观察，如用于婴幼儿的陌生情境法、用于测查青年被试婚恋依恋行为的压力情境法和用于测查老年被试与成年子女依恋关系的标准访问程序法（Standard Visiting Procedure, SVP, by Miesen）[25]。但是依恋模式并不是这样的，依恋模式是个体内在的认知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得到保持，它是一种觉知，所以相比较依恋行为，依恋模式更容易提取（一般用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可以说依恋行为是一种短暂的激活状态，依恋模式则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两者相互区别，但并非没有联系，从观测到的依恋行为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依恋模式。由于依恋行为对特殊情境的依赖，使得研究的难度增大，同时取样范围受到限制，使得研究者更多的选取依恋模式作为考查指标。近年来，关注老年依恋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老年人依恋的研究还远没有到成熟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测量工具上看，本领域的研究缺乏一致的、可信的、适用于特定关系的研究工具。对依恋行为的观测缺乏统一的观测标准，包括特殊情境的设定，也没有统一指标。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是测查成人依恋模式较常用的方法，也是常被老年依恋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比较成熟的访谈工具目前只有成人依恋访谈（AAI），它通过成年人对过去与父母依恋历史的回顾来判断个体的依恋质量，主要适用于亲子关系中依恋模式的测查，而不能考查同伴关系中个体的依恋模式；再者，它侧重于对过去依恋关系的考查，而不能够把个体现在生活中的依恋经验纳入考查范围。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不仅过去的依恋经验，现在的依恋经验对个体当前的依恋质量也有巨大影响。目前有两项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以成人依恋访谈为基础开发的成人婚姻依恋访谈，一项是Rochester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RAI）[35]，另一项是Marital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MAI）[11]。由于访谈法本身对时间的要求必然导致样本容量上的限制，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信效度指标、难于做研究间的比较以及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等因素，使得这些访谈程序并不广为该领域研究者所使用。自我报告法是最受研究者欢迎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自我报告法的结果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用来做研究间的比较。有些研究直接使用Hazan 和Shaver开发的单项目分类量表[12]，这在与使用多维度连续量表的研究进行比较时，就显得不够精确和过于主观。有些研究采用依恋模式三分类的方法，有些则采用四分类的方法，这都为研究之间的相互比较带来了不便。这种现象被称为依恋模式测量的“巴别塔现象”[38]。另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示[39]，由于个体的依恋模式是分多层次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对父亲的依恋是不安全的而对母亲的依恋是安全的），所以不仅在不同的关系或者特定关系中的依恋模式有差异，与一般依恋模式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虽然不少研究都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如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者老年人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老年人与自己的配偶）中展开的，但是却采用一般情境下的测量工具，这就有可能冒不能反映出这些关系的具体特性的危险。同时，即使是对同一种关系（如婚姻关系）的测量，也要谨慎使用量表，Shaver和Mikulincer指出，不少研究直接把适用于年轻人恋爱关系的量表拿来测量老年人的依恋模式，老年人也许会因为那些备选的答案并不适合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而表现出更多的冷漠倾向，而这其实并不能反映出老年人依恋模式的实际情形[9]。因此，修订和开发适用于老年人的一致、有效的依恋模式测量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到，当前对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近年来台湾也做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中国内地还没有此领域的探索。在依恋模式的分布上，研究发现冷漠型依恋和安全型依恋成为老年依恋的主体，其他依恋模式所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西方和台湾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文化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一个比较显见的例子，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与中国的大七人格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把来自西方的研究结论直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推广；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政治体制的差异等种种原因，台湾样本只能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中国样本，我们无法将出自台湾的研究结论直接迁移到大陆，对中国内地城市老年人依恋模式的探讨是有必要的。而文化差异又决定了我们要谨慎使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测量工具，修订适合于中国老年人依恋模式的量表，尤其是具体人际关系领域的量表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开展老年依恋研究的基础。
　　再次，由于方法上的局限，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依恋相近变量的研究，如亲密感、重要他人、分离倾向等。这些相关变量都从亲密人际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但是，他们却不是依恋本身，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在与依恋理论进行对应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依恋关系，也不是所有的重要他人都可以作为依恋对象。Mikulincer等通过自己的实证进一步与依恋理论相印证，即依恋对象绝不仅仅是亲密的或者重要的人，而必须是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给予保护，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满足个体需要的人[40]。这些方法上的局限，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测量工具的差异、经济地位以及样本容量的影响，对于已有的研究结论的推广要谨慎。将来的研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把依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推进依恋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简称EF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用于帮助夫妻打破消极互动循环，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发展出信任和安全感。这些技术对于老年生活的干预也有一定的潜力[41]。另外，在护理领域和医疗领域，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老年人与医护人员建立依恋关系，对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需要的满足也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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