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彦博长得像王全安 王全安:回到电影的常识中

　　柏林电影节给了中国电影人两座“金熊”,都被陕西人夺得――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2007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10年2月,柏林再传捷报,王全安的《团圆》夺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一金一银两尊熊,此刻正立在王全安工作室的桌子上。
　　
　　王全安是一个幸运的人。自年幼行走多国,他说:“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重要。”这万里路让他很小就懂得东西方的文化、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懂得什么东西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有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把西影厂附近的饭馆都赊遍了,也没有跟风去拍他不喜欢的电影。偶然在酒吧碰到一哥们儿,随口的几句聊天,拿到了第一笔资金,拍了处女作《月蚀》,一鸣惊人。
　　王全安是一个智慧的人。他频繁获奖的近些年,正是中国电影有点整体迷茫的时期――以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装修,以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对社会的关注开始散光,所谓的艺术片被一批票房大佬挤得无处容身。国际上,看腻了中国被压抑的人性表达。就在此时,提倡回归电影常识的王全安带着他的《图雅的婚事》横空出世。
　　王全安一直坚持着电影的戏剧性,即故事本身、人物性格等基本元素。同样是社会低层人物,王全安却用更平视的角度去窥探他们的生活。与社会、与制度、与不公等一切无关,它仅仅是一个人与他的命运,不断地斗争,并最终取得和解的过程。回归电影本身的表达,是王全安取得国际认可的关键,因为它更容易获得所有人类的共鸣。
　　
　　“图雅带给我的意义
　　比一尊熊更重要”
　　《北京纪事》:国内很多导演都是奔着奖去拍艺术片,您却说不会投其所好,只表达自己的东西?
　　王全安:因为一些原因,国际上需要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的真实声音,就有了地下电影,中国电影艺术片就是这么被带起来的。艺术电影作为一种片子比较贫瘠,内涵和视角比较窄,长此以往对中国电影是一个局限。艺术不全是对现实的揭示,艺术更伟大的是一种饱满,像歌剧那样,对美的一个传递,一个新的发现、建立。我不满足于对这种类型的局限,我一直在做的就是突破这种类型。到《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我自己内心很清楚,它比我自己得奖还要重要。第一次在世界最重要的场合里面,电影本身的表达抗争过了原来那样一种特殊的眼光。《图雅的婚事》获奖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太大的转变,我终于觉得有希望了。
　　
　　《北京纪事》:那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预料到它的意义?
　　王全安:没有。其实一切都是自然而来的,我们花很大力气要接近的并不是什么深奥的意义,我们只是要回到常识上去。我说“图雅”不一样,是指那些戏剧的元素、真材实料都下进去了,它自然而然会有力量。所以说我倒是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是以活儿收拾住自己投机取巧的心性,回到匠人、手艺人的状态。
　　
　　“终于轮到中国来演这个戏了”
　　《北京纪事》:大家都知道您接手《白鹿原》到现在已经5年,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王全安:应该会在9月份开机。
　　
　　《北京纪事》:上亿元的投资,您对它有什么样的构想?可能大家会觉得跟您之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
　　王全安:“很多不同”我认为主要是指各方面的大小关系。因为我对电影的类型没有什么既定,我对戏剧感兴趣,我觉得电影越好,就有越饱满的戏剧元素。往这方面拓展是很自然的趋势。原来我不敢,犹犹豫豫的,是因为环境还没有准备好,没有解读这些东西的体验习惯。去柏林以后,内外的环境都适合了,也刚好我们赶上了一个三生有幸的局面,就是东西方格局的松动和变化。这简直是近代几百年,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千载难逢的机会。
　　
　　《北京纪事》:你指的是社会环境还是……
　　王全安:近代都是以西方价值观、哲学为主,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世界起了变化,中国变强大了,我们有经济做基础。西方的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世界终于要沉默下来,要听一听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世界而言,艺术负载的就是价值观,这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弘扬你的文化艺术的机会。终于,那边要歇一歇,看我们来演这个戏了。这对中国人来讲是意味深长的,来演什么?这就是个问题。
　　
　　《北京纪事》:听说《白鹿原》之后,您要拍杜月笙?
　　王全安:对,一南一北,杜月笙会更难,不一定会让你拍。但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其实我不认为这种题材的限制真的会限制什么人。OK,杜月笙让你拍,你怎么拍?这才是问题。很多人一上来就跟我说:这个审查不行,那个限制……我就特别不愿意听,我不是说我怎么超越了,我只是指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假如电影局不存在,你是不是就很卓越呢?美国、法国没有电影局,但好的电影还是罕见的。
　　
　　“潦倒像一个自由落体”
　　《北京纪事》:这个《白鹿原》是不是您说的有艺术追求的商业片?
　　王全安:其实我是指,当艺术饱满的时候,它就具有了商业性。因为饱满的东西太难了,真正好的艺术、自信的艺术是很饱满的。
　　
　　《北京纪事》:那我们从《白鹿原》中能看到您以前作品的影子吗?
　　王全安:这是一定的!我绝对不会牺牲我对世界的感情、我对人生的看法来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的生活虽然不是那么富裕,但也可以说我生活得很好,从尊重的角度讲,我在我的职业里面,我感觉还可以。所以你说拍一部电影,有什么东西强烈地逼迫你要改变,去做一个你认为没有味道的东西?所以我一定会做一个更浓烈的,首先对自己是一个交代,然后才是观众。这两者必须统一起来,你给观众的东西必须是有感情的。如果你老是去给别人炮制东西,从业就没有快感了。
　　
　　《北京纪事》:这点我非常相信您,我知道您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哪怕欠很多饭馆的钱,也只拍自己感兴趣的电影。
　　王全安:对对对,我其实一直是个游戏心态的人。在西安那段时间,我觉得人生有那段经历也不错。
　　
　　《北京纪事》:那是您人生中比较潦倒的时候吗?
　　王全安:这个潦倒也不是你真的就潦倒了。原来生活在20层,这个潦倒就像一个自由落体,20、19、18层……一直往下降,你能看到周围一切都在变化,你看到很多你固定在一个层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即使你的生活如此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你的人生感到惭愧”
　　《北京纪事》:“行万里路”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全安:不是说你高明了,起码亲眼看到很多。正是确立概念的时候,我在想哪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生出来的语言。不是从你自己身上生出来的,跟别人学来的,你学得再好也是二流活。或者很不幸的你已经成为一流了,全世界都闪到你后面,像韩国的《老男孩》,连法国都觉得好摩登。但是摩登语言就到头了,你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因为没有语言在你前面。最主要的是历史。所有艺术的养分都是从历史中来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更替的办法。
　　
　　《北京纪事》:可是您的《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它们有历史吗?
　　王全安:有呀,这就慢慢回到适合我们表达的一种语言上。
　　
　　《北京纪事》:我突然想到,您的个人经历跟您作品中的女性,像图雅是个普通牧民,惊蛰也是农民的生活,她们跟您的人生有交集吗?
　　王全安:有交集啊!其实你说的是普通人,我对普通人寄予的情感更多一些,原因是我自己就是普通人,我也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不普通的人,基本上大家都挺普通的。我为什么觉得普通人的生活是值得激励的?因为我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可能还更快乐一点。
　　
　　《北京纪事》:但图雅,你不会觉得她有什么快乐。
　　王全安:我是指,如果生活遭遇了困境,你不应该因为这个而放弃你的快乐。我觉得生活就是要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平民,恶劣的自然环境,即使你的生活如此困难,你也没有必要为你的人生感到惭愧。在那种状态下,图雅依然坚持调情,她没有放弃什么东西。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直表达不好的一个问题,很奇怪,不是当事者本人放弃,而是文化人要放弃。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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