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业勤:老天桥的杂技人生:天桥杂技

　　提起老天桥,其声名可谓如雷贯耳。这里曾是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皆出没于此。它地处交通要道,位于前门外南纬路以北、永安路与曙光路西端以南、东经路以东、天坛西坛根以西。
　　直到现在,许多老北京人回忆起天桥来都是津津乐道,眼前如浮光掠影般闪现一帧帧热闹非凡的场景。天桥最大的特色便是“平民化”――有钱的可以逛天桥,一个子儿没有,也照样能逛天桥,还能在露天撂地卖艺的各场子看艺人们练各种玩意儿。天桥故此经久不衰。
　　如今,要想找寻解放前在北京老天桥打把式卖艺的并非易事,尤其是各场子里“掌穴的”(主演兼主持人),大多已仙逝。曾在天桥公平市场表演车技的金业勤老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提起他的艺名“小老黑儿”, 75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大多都能对上号。风雨数十年,回首往事,85岁高龄的金业勤娓娓道来,一切历历在目。
　　
　　苦乐少年从艺路
　　追溯起来,金业勤的家世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是努尔哈赤第15代孙。但到父亲一代,家道没落,因此,虽是满清贵族后代,金业勤却并未沾染封建贵族的生活习气。1925年,年过40的父亲老来得子,自然对金业勤倍加疼爱,一家人省吃俭用供金业勤读书至高小。他在上学期间便显示出了惊人的运动天赋,年仅11岁便夺得了北平市跳水比赛少年组第一,12岁时获北平市花样滑冰第三名。
　　那个年代,自行车已经普及。北平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在车上玩各种技巧,金业勤常常跟着练习。金业勤小小年纪,练起功来却一点儿不含糊。这让车技高手王懋鼎顿生惜才之感,他时常耐心地加以点拨。在他的指导下,金业勤的车技进步飞快。直到今天,金业勤对这位启蒙老师仍心存感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父亲的胃病也闹得愈加厉害,全家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在朋友介绍下,金业勤拜著名魔术师陈亚南为师,开始了学艺、卖艺生涯。
　　师父见金业勤车技功底不错,便着重培养他朝这个方向发展。金业勤的表演也越来越专业,在高难度技巧之外,懂得了配以亮相、表情、姿势增强效果。半年之后,金业勤便正式登台演出了,每当练到精彩动作,热情的观众便兴奋高喊:“哎!好小孩儿!”没过多久,金业勤便在天津杂耍界崭露头角,大小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时常可见。金业勤把自己挣到的第一笔包银(工资)悉数交到父亲手中,满怀喜悦地说:“爸,留着咱家过日子吧!”父亲捋着他的头发,落下泪来。
　　独立演出之后,金业勤的住地恰巧与侯宝林先生毗邻,两人交往甚多。侯宝林比金业勤大七八岁,性格要强,虽然学历不高,可天天捧着《三国》《水浒》等名著看个不停。侯先生常常跟金业勤说:“小金!你也看看《三国》《水浒》和《红楼梦》啊!”金业勤嘴上答应着,却没往心里去,一心想着练功挣钱养家。如今想来,侯先生的建议非常中肯,文化修养的确是演员的必修课。
　　虽然已经时隔近70年了,金业勤仍清晰地记得起侯先生当年使的活儿、抖的包袱。一次,侯先生建议金业勤在表演过程中也可以运用“包袱”技巧,他即兴编排了一段:“您像练车练得好的,人家那叫‘车术’。说我小孩儿在车上给您练几手,我可练不好,我这就不能算车术了,那叫什么呢?我这不叫树(术)就叫劈柴棍儿吧!待会儿您瞧,我这劈柴棍儿给您练练,您自管放心,我这劈柴棍儿可不扎人,还得仗着您赏脸捧场呢!”这一番话下来,不但博大家一乐,而且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效果自然大好。
　　然而,沦陷时期,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包银越来越不值钱,虽然连续在两三个剧场演出,生活还是无法维持。金业勤跟着同行开始转战一些南方城市,然而境况依旧惨淡。1942年秋天,金业勤一家人回到了北京,又开始在天桥卖艺谋生,这一干就是6个春秋。
　　
　　老天桥的“小老黑儿”
　　在金业勤眼中,天桥是块货真价实的宝地,是民间民俗艺术的摇篮。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曲艺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北京琴书大师关学曾、评剧演员新凤霞都是从天桥走出来的名艺人。“这地方一年365天从不间断,您什么时候想去逛逛,它都向您敞开胸怀。”
　　如此这般,17岁的金业勤便开始了在天桥撂地卖艺的生涯。当年,金业勤租用“魏记茶馆”的场地,与“地主儿”(场地所有者)二八下账,即将一天收入的20%当作租金。“地主儿”在场子四周摆一圈长板凳,观众随便坐着或站在外围看,金业勤和两个妹妹便在约50平方米的场地上练车谋生。
　　“怎么‘圆黏子’(招引观众)?怎么练玩意儿(演出)?又怎么想法儿能跟看玩意儿的要下点钱来养家糊口,还得想法把没带钱的人稳住,别让他在我们练完了要钱的时候往外走把观众给挤散了。这就得问问‘掌穴的’(主演兼主持人),他可称得上是各个场子的灵魂人物,能不能让看玩意儿的叫好,最后从腰包里掏出钱来,全靠他!”作为“掌穴的”,金业勤在天桥各场子里最为年轻,再加上长年露天卖艺,风吹日晒变得如同黑人一般,人送外号“小老黑儿”。纵然6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卖艺为生的日子,犹如昨日重现。
　　
　　各场子练真功夫之前都先得“圆黏子”,变着法儿地把看玩意儿的招引过来,等人多了才能练正经功夫。但是,“圆黏子”的时候又不能练好的,这时候要练好的就白淹浸了(白练挣不着钱)。我骑着车甭管有人没人,就开始说:“众位!骑车谁不会呀?人人都会骑,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手,一个手扶车把。”我妹妹讥笑说:“一手扶把谁不会呀,我也会!”于是,我跟妹妹不断加大难度,互相追赶。两手撒把、双手交叉握把、反圈走8字……观众逐渐聚集起来,至此“圆黏子”告一段落,下面就该“开杵门子”(练完要钱)了。
　　“众位!我们要是练好了不摔不砸,您看我们小哥仨练了半天真不容易,您带着方便富裕,往场子里扔个块儿八毛的,我们好养家糊口,忘不了您的好处,我这儿谢谢您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您给我们站脚助威,您看我们练得好,您给来一嗓子,给我们鼓鼓掌,我们也谢谢您了!那位说我有事,有事的您先去办事,办完事您再来瞧。您可千万别早不走晚不走,单等我们好不容易把功夫练完了,刚一要钱,您扭头就走,这一走可就把我们财神爷给挤散了!”
　　练完之后,观众开始有多有少地往场子里扔钱,我们分头谢谢大家。演出一般从午饭后开始,一天演出9场或10场,能给钱的观众也就是五分之二。但我在天桥这么多年从不用“刮刚”(说挖苦人的话),我觉得看完不给钱的大部分是没钱的苦人,从心里同情,因此也落了个好人缘。
　　
　　金业勤兄妹三人一年四季在天桥卖艺,挣点辛苦钱,但身处乱世,危机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1944年的一天,场子里的熟观众特别多,金业勤演着演着便和观众聊起天来:“您别看我现在在这儿卖艺,我以前也上过学。要不是日本人来了,说不定我能上大学。”话音刚落,突然跳进一个人,一把揪住金业勤的脖领,指着他的脑袋:“你这个大大的坏了!”原来是日本人,他使劲拽着金业勤往外走,金业勤的两个妹妹吓得眼泪直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时从场外跑进四五个小伙子,他们一边搂住日本人,一边比划着说:“他是好人,是练车的,练得最好!”说着顺势将日本人摁坐在板凳上,同时嘱咐金业勤赶紧练,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金业勤不敢怠慢,急忙练了起来。日本人看了一两分钟,站起来气哼哼走了。若不是观众出手相救,自己真是吉凶难测。这件事让金业勤感激不已,他感慨道:“观众不但是我的衣食父母,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新中国的“外交先行官”
　　临近解放,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疯狂征兵,金业勤带着两个妹妹又跑回了天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整个世界换了人间,新的篇章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到了1950年夏天,一日,文化局领导通知金业勤:“文化部要成立国家杂技团,推荐你和树旺等人去北京考试,并且有出国任务。”金业勤的兴奋无以言表,整个天津曲艺界也震动了,大家都为此高兴。临走前,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拉着金业勤的手,说道:“业勤,这回要上北京啦,好好干啊!听说你们还要出国,我就有一句话,咱们过去是穷艺人,被人瞧不起,是谁解放了咱们?是共产党!拿咱们当文艺工作者了!到了北京之后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别淘气。”马先生语重心长的话让金业勤一直铭记。
　　文化部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城市,召集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杂技艺人前来汇考,对节目进行选拔和改革。艺人们在文化部大操场上施展各自的绝活儿。金业勤充满了自信,这些年来,天津各剧场演出和天桥卖艺的经历让他的技艺日臻完善。
　　经过三天考核,46名艺人、15个节目脱颖而出。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去掉了旧杂技中残忍、低级、不健康的部分,保留了极具中华民族特色、有高超技艺的节目。这次节目的遴选和改革无疑在中国杂技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50年10月20日,是新中国杂技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了一场技艺精湛、民族风格浓郁、欢快祥和的杂技晚会。而台下的观众更为特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昔日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杂耍艺人,如今能为国家领导人登台献艺,大家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许多人一边笑着一边热泪长流。
　　轮到金业勤兄妹三人的《车技》时,他的表演如有神助,不但将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情绪也格外饱满奔放。《车技》的特色动作很多,其中金业勤最拿手是“骑车过桌子”。舞台中央摆一张桌子,他快速骑车冲向桌子,当前车轮即将撞上时,猛然伏低身子,双腿夹住车座,高高翻起,轻巧地落在桌子对面,接下来骑车如常。
　　金业勤至今仍保留着极其幸福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坐在第6排,不时为节目报以掌声。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问大家:“你们演出的节目剧种叫什么?”有人说是技术魔术,有人说叫马戏、玩把戏,还有人叫作杂耍,一时间众说纷纭。总理略作思考,道:“就叫杂技吧。”大伙儿听罢,都觉得这个名字既贴切又巧妙,掌声四起。“杂技”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下来,接着,周总理亲自将杂技团命名为“中华杂技团”。
　　中华杂技团成为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第一个杂技团体,金业勤和妹妹金汝勤、金淑勤从此告别了卖艺生涯,成为国家演员。
　　仅一周后,中华杂技团便肩负起文化使者的使命,奔赴苏联、波兰进行友好演出。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国家演艺团体。此后,金业勤频繁在世界各国演出,从1951年开始,连续参加了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7年,金业勤在第六届联欢节的国际杂技比赛上一举摘得金奖。在曾经的老天桥儿中,这可是独一份儿。
　　忆及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业勤自豪地说:“从1950年走出国门,为宣传新中国文化、增进与各国的友谊,我们不但演遍了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深入到许多建交、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加强交流、促进早日建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出访不久,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杂技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
　　
　　岁月流逝,经历过“文革”的冲击,金业勤渐渐淡出舞台,转而做起了老师。1979年,金业勤光荣入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1992年,中国杂技家协会为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贡献卓著的杂技工作者,设立了杂技首届“百戏奖”。“百戏奖”是杂技界的最高奖项,9名获奖者从全国15万杂技工作者中选出。金业勤凭借其卓越的技艺、突出的贡献成为华北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演员。
　　“从事杂技艺术这么多年,深刻地觉得杂技是一项可爱的艺术。它生根在民间,可大可小,可以成为很美的综合艺术,在舞台上表演;又可以深入民间,在场院里为观众演出。它虽然没有语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人类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力量。杂技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剧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对杂技的发展充满信心。”85岁的金业勤目光慈祥、声音洪亮,杂技永远是他心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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