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声音记录中国的唐门速记人|绝世唐门漫画全集

　　如今，在大型会议现场、网络直播现场，商务洽谈现场……经常能看到速录师忙碌的身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也总有速录师随行在侧。速录师用速录机飞速地记录下与会者的发言，而这些速录机几乎都出自一个品牌――“亚伟”。
　　
　　唐亚伟：中国速记界泰斗的速记人生
　　
　　2007年2月27日，人民大会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一位神采奕奕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获奖代表合影时，胡锦涛总书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您老高寿啊?”他，就是中文速记的创始人、享有中国速记界泰斗称誉、已经94岁高龄的唐亚伟教授。在为我国的速记事业拼搏了70余午后，他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荣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这是亚伟速录技术继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中文信息领域最高荣誉钱伟长科学技术一等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机缘改变命运，大器初显端倪
　　
　　唐亚伟教授原名唐恭汉，生于1915年，湖南衡山人，后迁往江西。
　　虽自幼家境贫寒，但他敏而好学，还写得一手好字。由于就读的教会学校是免费的，要求学生们半工半读，他被推荐给校长作秘书，因此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这时，他在南昌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令他如醍醐灌顶，并决定了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中国速记学。
　　唐亚伟针对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的局限，又对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最终，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在1934年创造出适合中国人的“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这项发明在当时一开中文速记之先河。1938年，因战事流亡到重庆的他，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母亲借了100个大洋，帮助他印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学社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
　　因为时局动荡，唐亚伟又来到了上海，继续办学。很快，亚伟速记的事业红红火火，达到了第一次顶峰。同时，青红帮也开始上门打探背景了。冯玉祥将军得知后，派来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带来一块赫然写着“军管重地”、落款为“冯玉祥”的牌子，牢牢地钉在了学校大门上。从此，唐亚伟再也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骚扰。
　　不久，胸怀救国理想的唐亚伟与很多进步人士签名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被迫逃亡到香港。
　　
　　境遇顺逆不由人，速记事业系于心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邀请在香港避难的进步人士回来建设新中国，唐亚伟婉拒了教会学校老校长带他去美国发展的数度邀请，随几百名进步人士辗转回到大陆。接待唐亚伟们的是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唐亚伟主动推却教委副主任一职，要求先学习马列主义。在华北政治研究院，他的老师是艾思奇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各部门都分配了速记员编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员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50年代发奋学习速记，成为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北京亚伟速记学校蓬勃发展，分校遍布全国。总校有一个专修班，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半年一届，一共办了13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
　　“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而废止。唯有陈毅副总理认为“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就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的速记员。
　　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即便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的脑子里也总在琢磨着“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机械的方法代替手写，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白天劳动，晚上回到小屋就开始研究，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可那个特殊的年月，他的研究方案怎么可能被投入试验啊!唐亚伟不甘心，他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硬是创造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这种手写式的速记新方法，也曾风靡一时。
　　
　　呕心沥血，成就速记界的中国骄傲
　　
　　改革开放后，唐亚伟教授继续潜心研究“机械速记法”。当时，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令他灵感迸发：如果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速记后期最复杂、最繁冗的“翻译”工作交给电脑，将是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然而，对于从未接触过电脑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他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接着是怎样利用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终于，他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使记录的速度明显提高。
　　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经验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日夜不休地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26个字母中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1993年，他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但是在当时计算机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与人合作开发的事宜一再搁浅，后来才找到敢于接受此设计的电脑公司。
　　1994年5月19日，经过了几百个日夜的奋战，速录机终于在北京展览馆最显著的展台上亮相。30分钟的演讲后，与会者每人得到一份热腾腾的快报，这就是用速录机来进行实时记录、瞬间完稿，再用速印机印刷出来的。它，无疑成了那次展会的一大亮点。
　　1995年举行的第四十一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唐亚伟，一个国际速记界熟悉的名字又闯进了各国代表的视野――“亚伟中文速录机”。
　　
　　耄耋之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目前，94岁高龄的唐亚伟教授和88岁的夫人戴志贞老师，这对一生致力于速记教育事业的恩爱夫妻，将速录事业放心地交给了儿孙们。已有孙辈独立在外面 开速录公司，发展态势良好，令他们备感欣慰。
　　已经走过钻石婚的两位老人在家怡然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外，还寄情翰墨，雅爱收藏。其实，唐亚伟教授早年曾任《中国生活》画报主编，与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贺天健等诸多名家都有过交往。
　　此外，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他们喜欢上网，喜欢摆弄数码产品。戴志贞老人提议，给我和唐亚伟教授合影。她一路小跑地从房间拿出一个SONY相机，吓得小儿子唐可为直喊：“妈呐，您慢点!”拍完照，她带我到书房，将照片拷在电脑里，再通过激光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送给我后，又将照片拷进我随身携带的U盘里，一气呵成，令人惊讶。
　　更让人吃惊的是，两位老人竞于去年年底气温最低时去韩国旅游。当时，年轻人都冷得受不了，何况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呢。不过，老人似乎并不在意，毕竟国内国外旅游惯了。
　　在我的印象中，在如此高龄还这般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爱好时尚的老人着实不多。问及养生秘诀，唐亚伟教授呵呵一乐，说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健康，两个‘基本点’就是心情愉快、难得糊涂。”
　　其中“难得糊涂”意指不再操心儿孙们的具体工作，一方面，他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能力不用怀疑；另一方面，放手，又何尝不是淡看荣名、深谙进退的智慧之举呢。
　　唐可为则充满敬佩地补充道：“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一直关心我们的行业，经常看各种资料，给我们提建议。他的长寿，就是因为他对事业的热爱。”
　　
　　唐可为：孝心开创中文速记新纪元
　　
　　见过北京速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可为的人，一定会折服于他的企业家风采。口才极佳，思维活跃，注重实效，善于把握形势，富有激情、感染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忧患意识。他的办公室位于西环广场中，一面硕大的落地玻璃墙居然没有装窗帘，两道门分别与会议室和员工办公室相通，此外，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互通的，感觉整个公司的气质比较洒脱坦荡。
　　
　　趔趄创业路，尴尬孝子心
　　
　　其实，当初唐可为进入速记业，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
　　1993年，唐老先生认准了小儿子唐可为适合做推广工作，可唐可为从小被父亲强迫学习手写速记，早有逆反心理，加上工作顺利，对速记业前途也没有认识，所以死活不答应。直到半年后，78岁的父亲被自行车撞倒，一度意识混乱。“速记!”唐老先生看到小儿子的第一眼，竟然叫“速记”，这一声“速记”刺痛了他的心，至今他还为当年的忤逆后悔不已。
　　父亲的发明要投入市场必须有产品，而生产产品得有钱。辞职奔波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兴趣但顾虑重重的投资方。为了让双方都有底，唐可为决定开一个免费培训班，一来培训学员，二来检验一下速录机的实际效果。
　　于是，北京深秋的寒夜里，为了一个不被看好的项目，唐可为与二哥唐可亮的身影加入了沿街张贴小广告的流动队伍中，很是一番伤今追昔。
　　可即便免费招生的广告贴出去不少，也没有一个学员报名。唐家兄弟只好动员亲戚朋友推荐学员。终于，“偌大的教室，11个学员，我推广的艰辛之路就这样冷清开场了。”
　　半年多的艰苦训练，学员们的打字速度超过了每分钟200字。投资方相当满意，当即决定投资生产2000台速录机，若销售得好再追加投入。然而，一年过去了，2000台速录机只卖出7台。公司100万元的资产只剩下了60元!这还是他们抠抠缩缩地过下来的。
　　唐可为想到了放弃，却遭列了父亲的痛骂，他只得咬牙坚持下来。“到底该把机器卖到哪?”唐可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突然，他想到了突破口：法院。
　　
　　天时地利人和，大有“可为”
　　
　　唐可为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反复推敲，写了一封长信给最高人民法院谈速录机在庭审中的应用与自己的想法。半个月后，法院来函请他们上门演示。演示很成功，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使用速录机。
　　一段时间，两位神秘客人频繁出现。后来才知道，那是全国人大的同志。经过他们的细致考察，速录机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现场。从此，会务服务成为亚伟速录的另一突破口。
　　唐可为清楚地记得，“亚伟”速录第一次为电视节目字幕制作提供服务，是在中央电视台每周一小时的“影视之家”；第一次为网站的嘉宾访谈现场直播文字信息，是吴士宏在Sina网任访谈嘉宾的那期……
　　谈到亚伟速录的成功经验，学历史出身的唐可为用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所谓天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赋予了亚伟速录市场，亚伟速录顺时而生。说到地利，研发部门设在首都北京，公司也在北京，这样对我国各地的辐射能力和影响力强。我同地大人多更是地利，亚伟速录将来是大事业。最后就是人和，这是亚伟速录成功的根本原因。我们从技术、培训到会议市场，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以人为本。”
　　
　　事功已成，举旗引领行业未来
　　
　　亚伟速录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唐可为最终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望。然而，唐家父子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谁愿搞速录公司，他们帮着出谋划策，无偿提供技术；代理亚伟速录服务的公司也免收加盟费，亚伟速录还派专人进行免费指导。技术的公开，边界的抹煞，促使速录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行业。国家劳动部在2003年颁布了新的职业标准以后，速录师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体系。在北京，速录公司目前已经近50家，从业人员近万名。
　　“我能理解唐老先生作为亚伟速录发明者的心情。但你是学历史的，为何要一反削平群雄的常规做法呢?你不怕被别人攻池略地吗?”我不解地问道。
　　“谁叫我们缔造了速录这个行业呢。”唐可为笑称，“为了速录技术的普及，为了整个行业的前途，我们就是要培养竞争对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竞争!不过我相信，亚伟速录还是会以强大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引领速录行业的发展和趋势。”接着，他又不无自豪地说：“谈到这14年来的成绩，我们获得了各种有分量的奖项，创造了新的职业，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问题，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后人会感谢我们这批人的!”还真颇有“亦狂亦侠亦斯文”的名士风度呢。
　　连获“2005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2006中华企业20大管理英才”等奖项，被国外媒体誉为“引导就业的魔法大师”，这个被父亲逼着入行的孝子，现在已经甘之如饴地把速录当成了一生的事业。
　　
　　享受亲情，反哺社会
　　
　　在尚缺乏尊重成功者的社会 氛围的当下，企业家给常人的印象多是负面的。即便谈不上为富不仁，也多沉湎于个人的物质享受中。而在唐可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道德人格与商业人格相和谐的企业家形象。
　　在唐可为看来，工作就是他的爱好，亚伟速录就是他的全部。他每天都琢磨着怎么让速录事业发展得更好。只要一上班，他就处于兴奋状态，很难看到他愁眉苦脸或喊累喊疼。
　　创业那几年，唐可为总是在外奔波，几乎没有陪过妻儿。“非典”时期，北京的中小学停了40天课，他陪着儿子踢足球、打篮球、玩儿网络游戏……那段京城百姓不堪回首的时光留给儿子的却是美好的记忆。这便是一位父亲的良苦用心。
　　公司走上轨道后，每天的应酬，唐可为能推则推，就为了每顿饭能回家陪父母吃。其实不光他这样，他的哥哥姐姐们也如此，只要是父母的事，没有一个往后退的。
　　2007年3月，父母从电视中看到湖南省凤凰县补丁村的代课教师吴艺伟的故事后，被深深地感动了。从事一辈子教育工作的母亲躲进房间，潸然泪下。唐可为急忙安慰母亲：“您放心，我们马上和电视台联系，好好帮助这些贫苦的孩子。”二老当即要求五个儿子奔赴补丁村，为孩子们建一所希望小学。
　　第二天，工作繁忙的五个儿子即从各地赶往湖南，后又经历十个小时的山路颠簸和一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终于到达了深山中的这个苗家村寨，给吴艺伟和他的孩子们献上了爱心。
　　扶贫助学的故事还有很多。可以说家风正、万事兴。这样孝悌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家大业大更令人羡慕。
　　
　　速录师：文海指尖过，甘苦心中留
　　
　　据唐可为介绍，成为一名速录师的门槛并不高。只要具备高中语文功底，有一定语言把握能力和英语单词的词汇量就够了。相较而言，品质、能否恪守职业操守则更为重要。成为速录师首先要进行培训，一般6个月能达到每分钟录入180～200字的水平。按北京的行情，速录师的基本工资待遇每月在1500～3000元之间，提成一般不低于2000元。一个速录师月收入起码在3000元以上，好一点的月薪可在5000～10000元之间，高级速录师月收入则可以过万。
　　由于速录服务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现场会议记录、网站访谈速记、媒体采访速记、录音(像)文字整理以及大量文字的录入排版等方面，速录师们的足迹遍布国内外，接触的都是社会各领域精英人士，能在潜移默化中终身学习，人生精彩而富有挑战。
　　即便如此，速录行业的职业空白依然很大，数万缺口虚位以待。以北京为例，目前大约还有70％的市场空间未得以开发。速记公司大都不是苦于无市场，而是苦于无人手。看来，“中等学历，白领高薪不是梦”，这是名副其实的朝阳行业啊。
　　只是，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其中的甘苦对这群“技能白领”而言，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王芳：明星速录师，功绩背后有泪光
　　
　　王芳，对于了解速录的人而言，无疑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这位唐可为的得力干将、“亚伟”速录的见证者，工作中总是沉稳大气、一丝不苟，生活中则是个性格爽朗利落的北京大妞，喜欢本土明星葛优。
　　1993年，高中毕业的王芳闲在家里。表姐告诉她“亚伟”速录正免费招收学员，于是她作为首批学员投入到6个月的封闭式训练中。11名受训学员中，她的录入速度出类拔萃，不断改写的纪录令研发人员大为振奋。最后，她顺利地成为公司的元老级员工，为“亚伟”速录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南下北上，东突西进，各地谈业务，到处作演示，一做就是十年，用她的话叫“一根筋儿”。直到2004年转到管理岗，如今已成长为公司副总经理和北京市速记协会副秘书长。
　　在王芳的记忆中，1994年5月19日，速录机的商品机型在北京展览馆亮相的那天，她作为现场演示员，用自己的技术水平成功打消参观者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种种质疑，令她最有成就感。
　　然而，1995年的一次出差经历令她倍感屈辱。
　　当时，公司一行十来人到天津、哈尔滨、上海、广州等城市参展，每地各停留一周。中途，唐可为带她去南京向一个代理商演示机器。白天，代理商和妻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接着，唐可为便将她留在南京继续工作，自己动身去了广州。晚上，为了替公司省下一星期的住宿费，她决定在代理商的家里住下，结果，代理商的妻子发怒了。正是敏感自尊的青春年华，昼夜间的两重天，让王芳委屈地冲进厕所里“哇哇”大哭。接下来的一星期，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的她是在低落的情绪中度过的。直到前往广州见到同事的一刹那，“可见着亲人了”，她五味杂陈的眼泪开始“哗哗”地流。
　　
　　王蕊：在“十七大”会场第一时间传递胡总书记的声音
　　
　　2007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开幕的那一划，正坐于人民网的直播间里，负责文字速录的就是王蕊。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两个多小时的记录，王蕊每一秒钟都全神贯注，稿子的正确率达到了100％。
　　喜欢“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这句话的王蕊，的确每天都在精彩地现场直播着。而这位优秀的速录师，曾经是一位异常懦弱自卑的女孩。
　　1996年，在沈阳一家小电器厂做临时上的王蕊向往着打字员的生活，而2000元的培训费对她家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摆小摊的妈妈坚持把她送去学习，仅仅是迷信了算命先生的一句话。
　　毕业后，这个女孩加入北漂一族，开始了艰辛的速录生涯。深深的惶恐与自卑，令她一次次地怀疑、否定甚至憎恶自己，曾经在提供会务服务后不敢跟人结账。据说，她的回忆文章令很多人落泪，包括唐可为。生活一天天变得更有希望了，等待她的是，任务越来越重，赞扬越来越多，钱包越来越鼓，世面越见越大……
　　今天，她终于重演王芳的神话，成为传说中的人物。
　　
　　生艳琴：速记路上，万水千山总是情
　　
　　生艳琴来自辽宁丹东，个性沉稳安静，接受我的采访还面露羞怯之色。不过，实际上她是已经为亚伟速录效力12年的成熟速录师了。
　　1996年10月，公司委派她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培训全省的书记员，这一去就是两年。两年间，周日不休，晚自习到21点，培训班的人数少则10人，多则60人，尤其是第一周的入门阶段，全靠她手把手地教导，累得不行。所幸，学员们都很照顾这个妹妹老师，高院副院长还单独请她吃饭呢。
　　而之后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集中培训全省书记员的经历则更让她难忘，这里她获得了许多真诚的朋友。当年，这些江苏的朋友每天往她的房间送水果，带她去吃饭，每周陪她去超市采购物品，还会驾车带她去上海等周边城市游玩。当他们探完亲回来，还总不忘给她带家乡的特产。结束培训返京前的聚会上，大家流着泪唱歌、拍照，依依惜别。
　　“那你就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儿?”
　　“全国各地到处跑，当然会遇到个别有抵触情绪或厌学的人了。又累又气，也在人后掉过眼泪。不过，我会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的。你说，我一个高中生，干别的工作可能得到这种尊重吗?”生艳琴诚恳地说。
　　
　　编辑　任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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